前言
“總理啊,我不該在你臨終前騙了你啊!”羅瑞卿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趕到北京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在靈前忍不住大哭起來。
羅瑞卿和周總理相識於紅軍時期,在解放軍高階將領中,他們二人的關係比較密切,在周總理病重期間,仍然不忘對老戰友的關懷。
“胡公”和高個子同志
羅瑞卿在1926年的時候考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這裡是黃埔軍校的分校。周總理曾經在黃埔軍校任職過一段時間,但在羅瑞卿進入學校的時候,周總理早已經離開了學校,前往上海組織工人武裝起義。次年8月,周總理來到武漢,但羅瑞卿已經隨軍西征,兩人再次錯過了相識的機會。
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戰鬥中,時任師政委的羅瑞卿因頭部負傷,被上報給上海黨中央,周總理從電報中第一次認識到了羅瑞卿。同年年底,周總理進入中央蘇區,由於當時他留著大鬍子,因此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胡公”。
羅瑞卿擔任紅四軍政委之後,開始和周總理有了接觸,對於周總理,羅瑞卿向來十分敬重,而周總理對羅瑞卿也有所留意。羅瑞卿當時留了一頭長髮,走起路來頗有特點,十分吸引人們的目光,再加上他說話辦事幹脆條理,周總理經常親點羅瑞卿擔任自己工作上的助手。
紅軍大學成立之後,羅瑞卿被毛主席推薦擔任教育長,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當時周總理在中央黨校作關於統一抗戰的報告,羅瑞卿和同學們前去旁聽。之後紅軍大學邀請周總理作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在6月的開學典禮上,周總理在毛主席等人講話之後再次作了講話。
短短的十幾天中,羅瑞卿就聽了周總理三次講話,內容都是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些內容給羅瑞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西安事變發生之後,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大將向中央致電,希望中共能夠派代表團到西安,共同商議抗日救國大計,經過對形勢的分析之後,中央決定派遣周總理、博古、葉劍英組成代表團前往西安,羅瑞卿、李克農等人分批前往西安工作。
12月14日一早,周總理、羅瑞卿等共18人騎馬趕往延安,此前周總理已經聯絡過張學良,請他派飛機到延安來接代表團。走了整整兩天之後,周總理等人和延安的國民黨聯絡過之後順利進城,當時飛機只能坐7個人,周總理考慮第一批去的人不夠,詢問飛行員能夠再增加兩個人。
駕駛員回答說行李艙是空的,可以增加兩個人,但人在裡面只能躺進去。周總理指定羅瑞卿、張子華等人隨他第一批前往西安,兩名警衛員自告奮勇爬進了行李艙。下午飛機在雪中起飛,抵達西安的時候已經傍晚。
到了休息的地方之後,周總理剃掉了留了多年的鬍鬚,羅瑞卿也剪去了長髮。張學良聽說中共代表團已經抵達,便邀請他們住進了自己的公館。這一天大家都知道周總理要到了,早早地便聚在一起等候代表團的到來。
據呂正操回憶,當時周總理走下汽車的時候,身邊還跟著一位氣宇軒昂的高個子同志,當大家在一起分析局勢的時候,這位高個子的同志也在其中,大家都對他鮮明的見解所折服。呂正操口中這位高個子的同志,就是羅瑞卿。
當時蔣介石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之後,南京政府一片慌亂,大家一邊從廣播中收聽訊息,一邊對局勢進行討論,羅瑞卿一針見血地指出:
“何應欽這是要幹掉蔣介石啊,為了投靠日本主子,連他們的委員長都不要了。”
羅瑞卿的透徹分析道出了大家的心裡話,羅瑞卿也給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周總理和張學良會談時,羅瑞卿作為周總理的聯絡官,被派去了西安的地下黨員瞭解國民黨軍隊的動向,為周總理和楊虎城會談做準備。
為了便於統戰工作的開展,周總理安排羅瑞卿以東北軍政治部民運科長的名義,向東北軍和西北軍宣傳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聯合蔣介石共同抗日的主張,還介紹了紅軍宣傳工作的經驗。1937年年初,羅瑞卿按照毛主席的安排繼續擔任抗大教育長,主持抗大的日常工作。
之後羅瑞卿曾經兩次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從事統戰和國民黨的談判鬥爭。第一次是羅瑞卿作為八路軍代表赴武漢參加政治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受周總理的委託,作為黃埔軍校的學生去聯絡黃埔軍校的同學。
第二次是國共雙方達成停戰協議之後,國共雙方和美國組成三人小組和軍調部,羅瑞卿被任命為中共方面的參謀長,協助葉劍英工作。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之後,內戰全面爆發,羅瑞卿和周總理先後回到解放區,周總理協助毛主席指揮各個戰場,羅瑞卿率部南征北戰,在華北戰場上打出了一片天地。
“你就不要講價錢了”
雖然羅瑞卿和周總理相識於戰爭年代,但期間二人的交往並不多,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們之間的來往才日益頻繁起來。1949年4月太原解放之後,羅瑞卿被任命為軍管會副主任,協助徐向前做好接收工作,當時羅瑞卿還一心想著隨軍進入大西北。
6月初,周總理急電羅瑞卿,將手中的工作交給繼任政委李志民,交接完畢後來北平重新安排工作。羅瑞卿迅速辦理完交接手續,和戰友們告別之後匆匆登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車。一路上他問徐向前,除了打仗,中央會給自己安排什麼工作,徐向前也不知道,只能囑咐他服從命令,中央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到達北平之後,周總理便約羅瑞卿來談話,開門見山地告訴他,中央決定由他來擔任新中國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聽完愣了一下,立刻向周總理提出自己還是希望能夠到部隊裡去,自己沒有做過社會工作,不如由李克農來出任這一職務。周總理不容他推辭地說道:
“你不是也當過保衛局長嗎?李克農有李克農的事情,你就不要講價錢了。”
羅瑞卿雖然心裡不願意,但想到火車上徐向前對自己的囑咐,便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周總理隨後告訴他,他的工作是中央決定的,晚上毛主席還要接見他,他就不要再提上前線的事情了。當天晚上毛主席在雙清別墅接見了羅瑞卿,兩人一見面毛主席就說:
“你這個羅長子喲,聽說你不願意幹公安部長?現在要建立新的國家證券了,我們都不敢,都想去打仗,那行嗎?”
羅瑞卿趕忙解釋說經過周總理的說服,自己已經想通了,堅決服從組織上的決定,當好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大警衛員。毛主席擺了擺夾著香菸的手說:
“不只是要當好中央首長的警衛員,而是要當好新生國家的警衛員,當好人民政權的警衛員,你這個公安部長擔子不輕呢!”
在請示過周總理之後,羅瑞卿馬上投入到公安部長的工作中,不久成立了軍委公安部,開始正式辦公。新中國成立之後,周總理在全國第一次公安高幹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說:
“國家安危你們要擔負一半的責任,軍隊可以是備而不用,而你們是天天要用,是一時也離不開的。”
聽完周總理的話之後,羅瑞卿深感自己身上的責任重大,不久之後,羅瑞卿又被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全國和首都的公安工作全部壓在了羅瑞卿的身上。由於當時公安部屬於政務院的一個部門,因此羅瑞卿每次都會將工作報告呈遞給周總理,再由周總理轉給毛主席。
有一次李克農轉告羅瑞卿,說毛主席在同他談話時,對公安部不直接向他寫報告有些意見。羅瑞卿當即去面見毛主席。毛主席問他為什麼不給自己寫報告,羅瑞卿回答說已經寫了。毛主席嚴厲地繼續問他:
“寫了?拿我的收條來!”
羅瑞卿解釋說自己的報告已經都交給周總理轉呈主席了。後來周總理在知道這件事之後,立刻去和毛主席說明了情況,為羅瑞卿分擔一些責任,說公安部有一些報告在自己那裡,還沒有來得及轉呈送來。毛主席只好對羅瑞卿囑咐說:
“報告今後直接送給我,現在你那裡有什麼檔案,可以送給我看看。”
從此之後公安部就變成了由黨中央和政府院雙重領導,周總理仍然沒有放下對公安工作的關心。他多次強調公安工作要堅決貫徹毛主席提出的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線,不要搞蘇聯那一套。對於羅瑞卿送去的每一份報告,周總理都要仔細閱讀,甚至連其中錯誤的標點符號都要改正。
對於一些重大的節日和群眾活動的安全工作,周總理和羅瑞卿都會緊密配合,親自檢查防止紕漏。當週總理看到行人在過一些比較寬的馬路時,往往走到一半就變為了紅燈,便向羅瑞卿建議除了加粗人行橫道線以外,還要在繁華路口設立安全島。
“聽說你對‘夫人’想不通?”
1956年4月,一部崑劇《十五貫》在江蘇省崑劇院上演,這部崑劇講述了兩兄弟蒙冤入獄被判死刑,在行刑前夜,當地知府夢到有兩隻熊來向他乞哀,於是請求複審平反了冤案的故事。周總理和羅瑞卿看過很多次這個戲,並給予了高度評價。
周總理和羅瑞卿隨後又向毛主席推薦了這個戲,毛主席看過這部戲後指示所有劇種都要演這部戲,工作中就是要有錯必糾。羅瑞卿後來要求公安部的幹部都要看這部戲,看完之後還舉行了座談會,要學習戲中角色搞好調查研究,不要學那些對百姓漠不關心的人。
羅瑞卿藉著一部《十五貫》,號召公安部門對一些案件進行復查,糾正了一些冤假錯案。
1961年周總理訪問緬甸的時候,陳毅和羅瑞卿都是代表團中的成員。當時中央安排陳毅和羅瑞卿的夫人隨行,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還是第一次以羅瑞卿夫人的名義出國。當時她對“夫人”這一稱呼很不習慣,認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為何要叫“夫人”。
羅瑞卿在向她解釋的時候,將這件事也告訴了周總理。周總理當即給郝治平打去電話,問她是不是對“夫人”的稱呼想不通。郝治平見到周總理親自來給自己做思想工作,趕忙說自己已經想通了。周總理接著囑咐道:
“想通了就好,作為夫人是去做外交工作,人家在外交工作上十分注意夫人的作用,我們既然同人家搞外交,也需要夫人啊!你趕快做準備吧,這是你第一次出國,先做幾套衣服吧。”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郝治平到服裝店做了兩套連衣裙,隨後鄧穎超來到羅瑞卿家,看到郝治平只做了兩套衣服之後,連聲說“不夠”,畢竟這是外交工作,和國內不一樣。鄧穎超對需要準備哪些衣服做了具體交代,回家之後,又將自己只穿過一次的旗袍送給了郝治平。
這件旗袍上面鑲了很多五彩繽紛的蝴蝶,郝治平按照自己的身穿稍微做了改動,在出國前,郝治平曾經穿著這件旗袍參加過一次舞會,舞會上週總理一見到郝治平,連誇這件旗袍好看。郝治平忙說這件旗袍是鄧穎超鄧大姐的。周總理回答說:
“是嗎?她有這麼漂亮的衣服,我怎麼不知道啊?”
在出國前,鄧穎超特地打電話給郝治平,讓她出國之後多照顧周總理,叮囑他多休息,不要將工作搞得太緊張。出國之後,周總理的安排緊密,往往早上出去,到了深夜才能回來。郝治平不忘鄧大姐對自己的囑託,便勸周總理說:
“總理,你的工作太緊張了......”
郝治平的話還沒有說完,周總理就打斷了她:“是鄧大姐關照你的吧?我沒有事。”郝治平聽完周總理的回答,也不好再說些什麼,便去找陳毅的妻子張茜商量。張茜思慮了一會,想出了一個辦法,說女同志上午參加活動之後,中午需要重新化妝換衣服,所以中午還是回賓館比較好。她們二人將這個“想法”反映給周總理之後,周總理想了想說:
“這還算是一條理由。”
“我不應該在您臨終前騙你啊”
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周總理在例行的體檢中發現了一絲異常,為了防止誤診,保健醫生趕忙聯絡醫院重新給周總理做了體檢。第二次全面的體檢報告出來之後,結果更加不容樂觀,周總理被診斷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一時間所有人都開始著急起來,鄧穎超勸說周總理放下手中的工作,安心在醫院接受治療。但沒過多長時間,周總理就從醫院跑了出來,繼續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之中,在醫生勸說周總理返回醫院的時候,周總理懇求醫生:
“先讓我忙過這一段,我這麼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可以了。”
隨著病情越來越嚴重,身邊人不斷勸說周總理早日住院接受治療,但都遭到了周總理的拒絕。周總理擔心自己一旦接受手術治療,就再也沒機會起來工作,好在鄧小平的事情很快被確定了下來,周總理這才住到了玉泉山進行療養。
從入院到1975年9月,周總理進行了四次大的手術,第四次手術整整進行了五個多小時,但由於他身體中的癌細胞已經擴散,醫院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做治療。同年10月的第五次大手術之後,周總理的身體徹底被擊垮,再也沒能夠走下病床。
當時羅瑞卿聽說周總理因癌細胞擴散而開刀,想要到醫院探望,但由於一些原因,周總理無奈取消了原本已經定好的見面日程,但周總理仍然託鄧穎超問候羅瑞卿,瞭解一下他的家是否安好,孩子們工作、學習方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當時羅瑞卿夫婦還住在招待所中,孩子們也分散在各地,但為了不給病痛中的周總理增添負擔,羅瑞卿夫婦“騙”周總理說,家已經安頓好了,孩子們的工作和學習也沒有什麼問題。後來鄧穎超瞭解到羅瑞卿的女兒還在延安插隊,便將這件事告訴了周總理,周總理以羅瑞卿夫婦年紀大需要照顧為由,安排羅瑞卿的女兒調回了北京。
1976年1月7日晚,周總理從昏迷中醒來,給身邊人留下了最後一句話:“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第二天一早,醫生髮現周總理的情況不太樂觀,便召集醫院的專家進行搶救,在所有的手段都嘗試過之後,最終沒能夠挽留住周總理的生命。
在周總理生前就曾經留下了遺言,在自己去世之後,不保留骨灰,不開追悼會,後事的處理也不要搞特殊。在鄧穎超轉達周總理的要求之後,中央的領導一致提出了反對意見,鄧穎超最後沒有辦法,只好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看了追悼方案很久之後,只同意了一條:不保留骨灰。
周總理去世的時候,羅瑞卿正在福建治腿,聽說這個噩耗之後,羅瑞卿當即要求回京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雖然當時的安排是“外地的一律不接待”,但羅瑞卿以中央軍委顧問的身份繼續交涉,最終被允許回京參加追悼會。
在追悼會現場,羅瑞卿看著懸掛在大廳的遺像,心裡一陣酸楚,想到這麼多年和周總理的情誼,周總理在病痛中還不忘關心自己家裡的情況,安排將自己的女兒調回北京,羅瑞卿頓時難以控制情緒,大哭道:
“總理啊,我不應該在您臨終前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