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日本的新版《自殺對策白皮書》，2020年一年，日本全國共有21081人自殺，較前一年增加912人。
按性別來看，自殺者中，男性為14055人，較前一年減少23人，連續11年遞減；而女性為7026人，增加935人，繼2018年以後再次出現增加。
將去年女性自殺人數與過去5年的平均數字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增加最多的為“在職人員”，具體崗位型別包括“文職人員”、“其他服務類人員”以及“醫療保健從業人員”。
關於女性自殺的原因和動機，增加最多的是工作因素，其中包括“職場環境發生變化”以及“人際關係”等。
關於日本女性的困境，有一本書《女性貧困》，是日本NHK電視臺特別節目的採訪合集。這本書為我們展示了當代日本年輕女性的貧窮問題，著重關注了揹負鉅額助學貸款的女大學生、找不到一份安穩工作的女性求職者、無力撫養孩子的單親媽媽、在24小時便利店過夜的“拉桿箱女孩“、長期居住在網咖裡的“窮二代女孩”等等。
不僅可以讓我們對當代日本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也為中國社會拉響了警鐘，提醒我們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轍。
1. 助學貸款的重擔：考上大學又如何
在我們的印象裡，熬過十幾年寒窗，考上大學，就意味著有了光明的前程，也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享受輕鬆而愜意的大學生活了。但對於日本的女大學生來說，情況卻並非如此。比如這位叫尤美女大學生。
尤美出生在一個單親家庭，父親突然離世後，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了母親身上，一家人生活得非常拮据。
為了減輕媽媽的負擔，尤美從高中開始就去便利店打工掙錢。她還將自己的飯錢控制在每天500日元以內，這是什麼概念呢？在日本，買一碗麵就差不多要500日元。我們可以想象尤美每天吃的是什麼，有時候她一天就吃一頓飯，這對於一個正在長身體的青春期女孩，真的是太殘酷了。
高中畢業，尤美成功考上了日本一所幼師專科學校。但問題又來了，她無力支付高昂的大學學費。在日本讀大學，第一年除了學費之外，還要繳納入學費，四年加起來，光學費就要300萬到500萬日元，相當於人民幣20到30萬元。
大家可能不知道，日本大學很少有宿舍，學生一般要自己租房。房租、水電費、交通、生活費等加起來按一個月8萬日元算，四年下來怎麼著也要700萬日元左右，折算下來，差不多就是人民幣40萬。對於年收入500萬日元的中產階級來說，這筆費用完全可以承擔，但對於貧困生來說，幾乎是天文數字。
大學的確有助學金，但日本和中國的情況有很大差別。在中國，國家對貧困生的補助力度很大，光助學金一年就有5000塊左右，差不多能交上三分之二的學費了。
但日本情況不同，貧困的學生只能求助於助學貸款。尤美每個月貸了10萬日元，這就意味著四年大學讀下來，她身上已經揹負了500多萬日元的鉅額債務！相當於你大學一畢業就揹負著30多萬人民幣的債務。
像尤美這樣的女大學生還有很多很多，她們大多承擔著400到600萬日元不等的助學貸款債務，她們都寄希望於畢業後能找個好工作，想著用工資來還貸，但大學畢業，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嗎？
2. 就業歧視：大學畢業也找不到工作
記者帶著這樣的疑問採訪了一些女大學畢業生，其中一個叫做小愛的女孩講述了自己令人唏噓的經歷。
小愛高中時成績優異，考上了關東的一所私立大學。本科畢業後，受經濟衰退的影響，小愛只能在東京某觀光景點當個合同工。
合同工是什麼呢？日本的公司一般把職工分為正式僱用和非正式僱用，正式僱用是終身僱用，這樣的職工可以從大學畢業可以一直幹到退休，工資高，福利多，工作很穩定。
非正式僱用的員工，又分為合同工、派遣工和臨時工，合同工幹著和正式職工一樣的活，拿的工資卻少多了，而且工作朝不保夕，隨時有可能丟掉飯碗。至於派遣工和臨時工，因為不是全職，在公司的地位和待遇更低。
近年來，日本經濟很不景氣，一些公司多僱用非正式員工以節省開支。據記者調查，目前日本所有工作者中，非正式僱用員工的比例佔38.2%，其中，女性佔70%。
在採訪過程中，小愛無奈地說，自己的工作內容和正式工並無差別，但工資卻和正式工相差甚遠，還沒有獎金。小愛每個月租房、水電費等固定支出為7萬5千日元，佔了工資的一半了，剩下的錢還要償還助學貸款，生活的壓力不可謂不大。
小愛並不是個例，據調查，日本每年大約有35萬女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不得不當合同工。這35萬人中，有很多是在大學期間申請了助學貸款的女性，畢業後，還款成了她們的主要負擔，所以說，雖然畢業了，可以工作賺錢了，但經濟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為生活所迫，她們往往不得不在正式工作之餘，兼顧著打一份或者兩份工。
為什麼拿到大學文憑的日本女性還是找不到一份正式工作呢？一般來說，就業難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衰退，但日本的情況更為特殊。
首先，日本大學生數量的激增加劇了就業難現象。日本的大學生多到什麼程度呢？平均每兩個人裡面就有一個是大學生！大學生數量多了，就業競爭更激烈了，對學歷文憑的要求就更高了，普通高校的本科畢業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
此外，日本僱用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種觀念是，女性會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不能為公司做太多貢獻。這種消極的想法使得年輕女性在求職時，會遇到諸多刁難。
未婚女性或者新婚的女性，在面試的時候經常會被問到：近兩年你是否有結婚的打算？是否有懷孕的計劃？在日本職場，工作的前三年，女性不得結婚、不得生孩子，似乎已經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一種職場潛規則。
為了解決女性的就業難問題，日本政府也頒佈了很多政策來為女性提供就業援助，但是，不改變女性在就業市場的弱勢地位，這些政策只是治標不治本。
與此同時，女性的就業壓力還帶來了一個社會問題——晚婚、甚至不婚的女性逐漸增多。有的女性是為了跨過就業門檻，通常會選擇先不結婚；更大一部分群體，卻是在助學貸款的壓力下漸漸對婚姻喪失了信心，哪有男人願意娶一個負債600多萬的女人呢？退一步說，即使結了婚，就能擺脫貧困嗎？
3. 結婚也不能擺脫貧困：單親母親的艱辛
今天的日本，依然是男性佔主導的社會，很多女性結婚後都會放棄自己的事業，迴歸家庭相夫教子，依靠丈夫的工資過活。可是，一旦婚姻破裂，等待這些失婚女性的，又將是怎樣的生活呢？我們來聽聽小茜的故事。
一年前，小茜由於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帶著兒子離開了家。她現在是一家IT公司的合同工，每個月稅後收入大約是16萬日元，另外，還可以領取由政府發放的4萬日元育兒補助。
小茜告訴記者，每個月光房租就要花6萬5000日元，孩子的託管費2萬5000日元，再加上水電費、交通費等零碎開支，怎麼著也要3萬日元，這幾項開支加起來就12萬多了，也就是說，沒什麼剩餘的錢了。為了削減開支，她只能節省飯費，通常一頓泡麵就是她和兒子的午餐。小茜的遭遇，正顯示出日本許多單親媽媽的不易。
為什麼單親媽媽們過得如此艱難呢？
可以想見，單親媽媽在找工作時會處處受限。幾乎每個單親媽媽在面試的時候，都會面臨這樣咄咄逼人的問題：“如果孩子生病了你會怎麼辦？”“平時孩子由誰來照顧？”即使她們回答，孩子一般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帶，也不會得到信任和僱用。最後，等待她們的，往往是一份合同工，或者從事不穩定的工作，有的單親媽媽同時打兩三份零工補貼家用。
而且，孩子的教育問題也會加劇單親媽媽的貧困。媽媽們疲於奔命，沒有時間照看孩子，只能把孩子交給託兒所照看，但託兒所的費用是很昂貴的。很多單親媽媽支付不起託管費，只能在網上僱用保姆。把孩子交給來歷不明的保姆，安全自然得不到保障。保姆虐待、殺害孩子的事件時有發生，但單親媽媽們別無選擇。
其實，日本政府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幫助單親媽媽，除了之前說的育兒補貼，各地還會設定專門的援助機構，接受媽媽們有關就業的諮詢。但是這些措施的效果並不明顯。如果不能消除用人單位對單親媽媽的歧視，讓她們能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又怎麼能從根本上改善單親媽媽的貧困處境呢？
4. 女性最後的救命稻草：投身色情業
找不到滿意的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可生活還要繼續啊！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走投無路的女孩們只能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走上一條不能回頭的路——投身色情業，犧牲名譽和色相，靠賣身來賺錢。眾所周知，日本是色情產業大國，但做這一行還是會被人指指點點，一輩子都會生活在陰影之中。
記者在採訪的過程中，痛心疾首地發現，進入色情產業的女性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年輕的中學女生。許多年輕女孩，正處於青春期，虛榮心強，喜歡攀比，需要大量的金錢去打扮自己、包裝自己，面對色情產業的高薪資吸引，不少人經不住誘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想回頭，已經晚了。
除了中學女生，另一個投身色情業的熱門人群，就是單親媽媽們。
日本有很多“性服務派遣公司”，以就業、育兒援助和居住一條龍服務為特色，將單親媽媽作為主要的招聘物件。很多公司在招聘網頁上打出“歡迎單親媽媽”，“宿舍與託兒所設施齊全”的廣告，還打出了“既可以賺取生活費，也可以多陪陪孩子”這種吸引力十足的標題。
如果有客人打電話，公司就會派專車接送她們上門提供性服務。在沒有客人的時候，公司還會介紹她們做一些別的兼職。
最吸引單親媽媽的還是託兒所和宿舍。很多性服務派遣公司都有自營的託兒所，幫助媽媽照顧孩子，一些公司還和附近的民辦託兒所簽約，可以報銷一半的託管費。“我工作時孩子該交給誰照顧呢？”所有媽媽都有這樣的顧慮，性服務派遣公司，就會提供托兒服務，消除了單親母親的後顧之憂。
可是，為什麼她們寧願出賣肉體，也不願向政府求助呢？
面對記者的質疑，受訪者紛紛表示，如果指望政府，要經過各種複雜的手續，還不一定辦成，如果媽媽用“正在找工作”的理由申請託管，很容易被政府拒絕。她們都曾經去過政府諮詢補助的事情，但都碰了一鼻子灰，這樣一來，她們就打消了求助政府的念頭。反觀性服務派遣公司，門檻不高，又能夠提供一條龍服務，面對生活的窘迫，色情行業成了她們能抓住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這實在太諷刺了，性產業竟然代替政府接手了社會保障的功能，為貧困女性提供工作、住宅和兒童託管，簡直就是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潰敗。
5. 懷孕，毀掉了她們的生活
在採訪中，有一個叫真由的女孩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由懷孕前在夜總會做陪酒工作，結果不小心懷上了孩子，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流產。肚子顯懷之後，真由在夜總會待不下了，又不敢告訴媽媽，只能住進一個叫做“嬰兒籃”民間非營利性中介機構。
嬰兒籃是一個怎樣的機構呢？記者又去採訪了嬰兒籃的負責人岡田女士。這位叫岡田的女士，曾經有過收養孩子的經歷，對那些被拋棄的嬰兒充滿了同情，為了挽救這些嬰兒的生命，她成立了嬰兒籃機構。
嬰兒籃給懷孕女性提供的母子宿舍，其實就是岡田母親自己的兩間屋子。宿舍條件比較簡陋，冬冷夏熱，一間屋子住兩位母親，一位母親生完孩子後，第二天就會有新的母親住進來。
在採訪過程中，岡田女士的手機頻頻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女孩的諮詢電話，足以證明嬰兒籃的火爆。記者這才相信，懷孕對一些女性來說，是多麼大的威脅。在她們最脆弱的時刻，不願向親友開口求助，又沒法依靠政府，只能找到這些民間機構，在陌生的、舉目無親的城市裡等待生產。
像真由這樣的女性，像她身上的故事，幾乎每天都在上演。遺憾的是，社會沒有一個良好的救助體系，只能眼睜睜看著那些走投無路母親拋棄孩子的悲劇一再上演。
6. 住在網咖的女孩：貧困的代際傳遞
有一群居無定所的流浪女孩，每天拖著行李箱，在各種24小時營業的店裡過夜。這一個箱子，就是她們的全部家當。他們被稱為“拉桿箱女孩”。
在日本，有一種專門為這些女孩提供長期住宿服務的網咖，一天費用2400日元，長期住的話是1900日元。雖然一個房間狹窄得只能容納一張榻榻米，但女孩們至少有了一個落腳的地方，不至於露宿街頭。女孩們甚至把網咖的地址作為家庭地址寫在居民卡上。
這些女孩的貧困並不是因為她自己不求上進、好吃懶做，而是因為出生在了一個條件不好的家庭，繼承了上一代的貧困。有的女孩來自單親家庭，為了減輕媽媽的負擔，她們離開家一個人生活；有的女孩來自重組家庭，由於家庭不和睦離家出走。因為沒有錢租房子，只能漂泊流浪。
自出生起，她們就已經揹負起了沉重的債務，被剝奪了像其他孩子一樣正常生活的權利，這便是貧困的代際傳遞效應。
7.到底是什麼，造成了她們的貧困？
中央大學的宮本教授給出了這樣的回答：僱用、家庭和社會保障，是女性生活的三大支柱，如果這三方面的保障都失去了，女性就會陷入貧困。
職場上，女性飽受歧視，難以找到一份穩定、高收入的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也難以像男性那樣升職加薪。而另一方面，家庭關係的動搖加深了女性的貧困，結婚並不能改善生活，經濟條件甚至制約了她們走向婚姻。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保障制度問題，援助年輕女性的支出太少，相應制度也不夠完善。
年輕女性就這樣，被惡劣的僱用環境、不穩定的家庭關係、缺失的社會保障所壓垮，並且代代相傳，形成貧困固化。
難道沒有辦法擺脫貧困的代際傳遞嗎？國家和社會又應該怎樣援助這些女孩呢？
日本也出臺了一些相關政策，但具體來說，國家的助學貸款表面上提供了上學的機會，卻讓女孩們背上了沉重的負擔。政府對女性的就業援助力度也遠遠不夠，企業對女性的歧視更是普遍存在，無法給予女性公平的求職環境。
育兒補貼政策雖然較為完善，但托兒手續還需更簡便。總的來說，日本做的還遠遠不夠。正如宮本教授所說的，日本應該將強化女性就業戰略落實到實處，真正幫助年輕女性擺脫貧困。
事實上，我們身邊也存在女性貧困的現象，在中國，雖然單親媽媽和助學貸款的問題沒有日本那麼嚴重，但是女性在工作中也面臨著同樣的歧視待遇，這也是政府和社會急需關注的問題。應該說，日本的女性貧困現象，是在提醒我們，或許這種現狀就在我們身邊，或許在我國，這種現象比日本更嚴重，只是我們從來沒有留意，更沒有引起警惕。
編輯|涼山
排版|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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