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地下鐵路,常能反應出地上的人文氣質。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西安,是懷古,北京,是擁堵,而南京,就是尚武。
這一點從早高峰就能看出來,無數釣魚客像訓練有素的工兵,盤踞在戰壕兩側,每個人的裝備都不盡相同,又各有千秋,魚竿從揹包中異常地突起,枝頭的魚線跟隨著地鐵的搖晃而浮沉,這些電報機的天線,隨時都準備接收著來自戰地特列的最高指令--“下一站,高淳!”
在南京這座外省人看起來十分慵懶的城市,街頭的節奏不像後海和珠江那般劇烈,路兩邊的店鋪有的要到10點以後才開門。
而很多大叔每天乘坐6點的首班地鐵去釣魚,卻比組局打牌還準時。
此時你掏出手機,即使調成60幀HDR拍攝,看到的也都是一群閃電俠事後留下的殘影。
“從S9號線翔宇路南站進站到刷票口,就是一段百米衝刺,刷完票到上車又是段200米競走,體力不好的下完扶梯就被淘汰了,上回還見有人摔了。”
“坐地鐵到了高淳,再轉公交到郊區塘口,都是用等車類的APP精確到秒,地鐵可能不是最快,但最省錢,有的兒女直接送老人到魚塘,去的時候魚都沒醒。”
三和大神看到這個場景,肯定會對“提桶跑路”有了更深的理解,足步矯足力健都不如伯伯們的步伐矯健。
每天這個時間段的南京S9號線路,是全天荷爾蒙分泌最為旺盛的時刻,釣魚者們彼此打量著對方的裝備,狹長的車廂中氣氛微妙,同行是冤家,同座也是,你能在地鐵座椅兩岸看到品類繁多的名貴跑鞋。
雖然魚塘的坑位有限,先到先得,但南京人骨子裡的秩序意識還是讓人肅然起敬--願賭服輸,跑慢了的釣魚客,即使出站轉乘公交時,也會自覺坐更靠裡面的位置。
釣魚老人的兒女很少擔心自己父親的健康問題,“餌包10斤,魚具20斤,電池遮陽傘摺疊椅水壺20斤,如果有斬獲,每天負重百斤跑個半程馬拉松,這樣的身體,我只需擔心會不會突然多個弟弟妹妹。”
“說真的,自從不打牌,改釣魚了,我就很焦慮,老公以前做程式設計師,不到40,上車就有人給讓座,現在和一群大爺整天賽跑,還跑不過,上週還給摔了。”
曾有地鐵工作人員表示,疫情對南京最大的影響,就是塘子裡的魚兒更肥了。
我們曾寫過很多關於南京的故事,沉浸在江浙滬的魔幻宇宙中,南京不歡迎馬自達,雞鳴寺需要反向祈福,市內野豬強得有些過分,夜空中盤旋著貓頭鷹,紅山還有教它們飛行的學校。
可當我們視角把聚焦到這座城市的基數之上,才發現了支撐城市執行下去的秘密,都在地鐵之中。
南京市內關於“釣魚”的地名就多達500個,可以垂釣的地點超過2000所,有人開玩笑說新開的S9號線,可以改名叫“釣魚專列”。
甚至南京的地鐵線路圖,如果仔細看,還會發現像個反寫的小篆“魚”字。
這顯然是繼承了無數釣魚先賢的夙願,筆畫沒有觸及的空白區域,很大機率也是在規劃建設之中。
南京人愛釣魚,這是一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處世哲學。
湖面的鱗波打溼了大爺緋紅的臉頰,淘氣的魚兒在潮溼的土壤上搔首弄姿,每當這個時刻,就算沒人推車,他臉上也會泛起奇異的漩渦。
從收穫程度來看,魚兒可能也喜歡被南京人釣,這就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了。
長江大橋修建前的輪渡時代,不少南京人家裡,都存有幾張親戚在輪渡踟躇的蹉跎。
當靜止無法滿足幻想,當排鉤被列為禁用的偽裝,甚至當玄武湖無法成為姜太公的溫柔鄉。
南京伯伯們比開發商更早對四郊五縣進行打量,全面禁釣,是烙印在釣魚客心頭的“黥”。
它無時無刻不在催眠每個民間魚王,有些人,放棄了,有些人,進階了。
野釣,是天人合一的妥協,是一位有著優秀作息習慣的南京中年男性市民的自我覺悟。
有經驗的魚類天敵,即使騎著電瓶車在路上馳騁,也能第一時間判斷出周圍哪裡適合下餌,哪裡適合打窩,有時候甚至越過草叢前去探索,卻發現了早有高人在那等候。
兩人相視莞爾,這是高山流水邊的伯牙遇子期,又似八臂哪吒城奠基儀式上的伯溫與廣孝。
它能發生於任何尋常卻又不合理的情境之中。
護城河邊的羅曼蒂克,那一晌片刻的歡愉,即使子孫傍身,又有幾人能懂?
在南京伯伯眼中,釣魚,儼然早就不是一種原始社會賡續至今的生存技術。
它蛻化於以收穫論成敗,又以成敗論英雄的封建思想。
它,是一種肌肉記憶的本能,是一種一到這個歲數就越發期待的習慣。
當天橋上的練習者,正在學會與這個沒有的魚世界和解。
空中丟擲的魚線,在朝陽下反射出中年人的失落與寂寞。
釣魚,看上去並不像一切積極的運動陽光。
也許只有到了這個歲數,人們才能靜待,於清池旁慎獨,在濁譚處思索。
老南京並不在乎收穫,他們的歡樂,來自第一次登上那班開往魚塘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