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勝利了，但迎接紅色蘇維埃政權的並不是革命成功的喜悅。幾乎從誕生之日起，蘇維埃俄國這個新生國家就面臨著夭亡的威脅。
在蘇聯史學界，這個時期被稱為“1917年到1922年俄羅斯內戰和協約國武裝干涉”。
正是在這一時期，很多旅俄華工參加紅軍，投身到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戰爭中，成為滾滾紅色鐵流中猛烈的一股。
1917年“莫斯科起義”
1917年11月至12月，俄羅斯大部分領土上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布林什維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及其支持者左翼社會革命黨堅決代表無產階級和最貧困農民的利益，從而招致國內其他非無產階級政黨、團體以及協會的反對。這些政黨、集團、階級相互爭吵不斷，但在反布林什維克上卻是一致的。
彼時，國內外各種敵人從四面八方向新生蘇維埃政權撲來，叛亂此起彼伏，內戰在蘇俄全國範圍內爆發。面對反對派氣勢洶洶的攻勢，紅軍部隊的軍官缺少專門教育和訓練，士兵組織渙散、戰鬥力低下。而白軍多以軍官、軍校士官生、哥薩克軍人這樣的職業軍人為骨幹組成。紅軍在與白軍的戰鬥中經常落於下風。
為將新生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當中，協約國佔領蘇俄最重要的經濟地區，在陸路海上進行全面封鎖，還向有興趣同蘇俄進行貿易的中立國施加政治壓力。至1918年夏天，蘇維埃俄國的四分之三國土淪陷，其中包括烏克蘭、伏爾加河和頓河流域等主要糧食產地。
1918年上半年，是蘇維埃俄國處境最為危險的時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期。
列寧在演講
列寧在1918年7月29日指出，“危急局勢已經到了頂點”，“帝國主義鑄成的一切環節幾乎連成一片了”。蘇維埃政府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不是勝利，就是死亡！”
1918年1月28日，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頒佈成立工農紅軍的法令，宣佈紅軍“由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分子及具有階級意識的人”組成，“全國十八歲以上的公民中一切準備為保衛十月革命勝利成果、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而貢獻出自己力量和生命的人都可以加入紅軍”。
蘇俄紅軍海報
響應布林什維克黨、蘇維埃政府的號召，蘇俄勞動人民為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挺身而出，掀起了更大的參加紅軍的熱潮；而由各國國際主義戰士共同組成的國際團、國際支隊、外國共產黨員營等紅軍隊伍也大量誕生。
曾領導紅軍國際支隊的蘇俄內戰時期著名將領約納·亞基爾
他們當中，就有眾多的華工戰士。
當時，華工身陷蘇俄內戰，處境十分艱難。他們本就領取著比俄羅斯人少幾倍的微薄薪水，工地、礦山、伐木場和企業停工停產後，又被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而他們需要掙錢養活自己和家人，需要有路費回到遠在祖國的家園。
不過，從1918年春末開始，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叛亂，隨後烏拉爾以東蘇維埃政權被推翻，華工們經由陸路回國已變得不可能了。而在協約國軍隊、白軍佔領南北港口後，華工們回國的海上航線也被封鎖。
受困於戰亂之中的蘇俄，為了保護自己和親人，許多旅俄華工加入了紅軍隊伍。他們的這種選擇不難理解。一旦戰爭爆發，面對武裝團體，外國人的脆弱性立刻顯露無遺，遭受毆打、處決都可能成為司空見慣的事。面對這樣的環境，同一種族的外國人一般會抱團取暖，共同對外。當時，華工深陷戰亂環境，四面都是險情，處境艱難而危急。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服兵役成為他們生存的唯一選擇”——不能不說，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
中國紅軍支隊進入敖德薩
然而，旅俄華工參加到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戰爭中，有著擺脫經濟和安全困境之外的更強烈的動因。
1918年，莫斯科、彼得格勒、葉卡捷琳堡、哈爾科夫、彼爾姆等地都成立了旅俄華工組織。《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訊息報》1918年9月22日報道：“莫斯科華人協會”於1918年9月成立，其成員強烈反對協約國干涉蘇俄事務，並在抗議中宣稱“……只有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權力來自人民、為人民服務的政權”。這些組織的積極宣傳產生了影響，使許多華工成為相信蘇維埃政權的戰士。
1918年12月19日，彼得格勒人民宮的大歌劇廳舉行萬人大會，來自中國、印度、朝鮮、波斯、美國、英國和法國的代表參加。在由高爾基主持的開幕式上，支援孫中山南方政府的旅俄華工領袖劉紹周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劉紹周表示，如果中國人民知道解放了的俄羅斯的真相，那麼所有中國公民都會高興地歡呼“偉大的俄國革命萬歲！”
北洋政府駐俄國公使館舊址
五天後的12月24日，由劉紹周領導、在彼得格勒成立的華工聯合會進駐了位於原謝爾蓋耶夫大街22號的北洋政府駐彼得格勒公使館，成立了聯合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保護中國公民的利益。
作為完全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旅俄華工在這場革命風暴中切實體驗和領會了《共產黨宣言》的莊嚴宣告：“無產者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投身革命、加入紅軍、組建中國部隊，旅俄華工日後在歷史的舞臺上將會怎樣演繹自己的精彩角色呢？
文/韓顯陽
素材來源/韓顯陽
責編/林風
編輯/雨聲、千里
插圖/千里
統籌/南客
來源： 破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