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新民，授權本號原創釋出
對二戰後美國改造日本的歷史瞭解的人，應該知道，美國已經充分相信了日本民主的成熟，對日本民主社會充滿信心！為什麼美國如此相信日本的的民主，日本又是怎樣成為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的呢？回顧歷史，我們就知道，這一切都與二戰後日本的那部《日本國憲法》（下稱新憲法）分不開的。
新憲法於1945年10月開始醞釀，1946年11月3日公佈，1947年5月3日生效。在慶祝生效的政府專門印發的宣傳冊《新的憲法，光明生活》中宣佈，新憲法最大的“贈予”是民主。生效當天，在皇居前的廣場上，一支日本銅管樂隊吹奏起《星條旗永不落》，慶祝這種“贈予”。這部新憲法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是怎樣使日本接受了“贈予”的民主而走上了“成熟”的呢？下面不妨來盤點一下。
一、新憲法中對天皇安排具有特殊的意義
日本戰敗，盟軍在1945年8月底抵達日本，而於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後盟軍的佔領遂正式展開。盟軍最高指揮官是麥克阿瑟。1945年10月麥克阿瑟收到華盛頓的一項指令，這一指令是“日本投降後致佔領日本盟軍最高指揮官的最初基本指令”，簡稱為JCS1380/15（JCS是指聯合參謀長）。
JCS1380/15概述用來改造日本的、被理想化的美國式民主。假如被保留的話，天皇將扮演作為名義上國家元首的純粹象徵角色。民權與個人自由將受到保障，必要的話由新憲法施行。包括婦女在內的所有成人將有投票權。軍隊與舊式警察將被廢除，財閥將被解散。在軍方、政府與商界曾對戰爭作貢獻的所有人將被整肅免職。鼓勵成立工會，而工會會員的權利會受到保護。
解除軍備是麥克阿瑟與華盛頓建立新日本之雄心勃勃的共同計劃的第一步。懲罰戰犯也是解除軍備過程的一部分。從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舉行了遠東軍事法庭（由所有11個戰勝國派人員參與）主持的東京大審判。
最引人爭議的免予起訴案件是裕仁。有許多人認為裕仁應該受審，期待他被判定有罪並處以絞刑。194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77％的美國人要裕仁受嚴厲懲罰，而同年9月18日，參議院提出一項共同決議案，宣佈裕仁應以戰犯身份受審。其他盟國的許多領導人物，諸如紐西蘭總理以及澳大利亞、蘇聯、荷蘭等，也都認為裕仁應該受審。
裕仁的偉大救星是麥克阿瑟。他們在9月底私下見面，而裕仁在麥克阿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似乎彼此有強烈好感，尤其，他們都厭惡共產主義。具有超強反共意識的麥克阿瑟感覺到，保留裕仁本人的意義，不僅僅只是保留天皇制，更重要的是防範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這樣，裕仁保住了生命，但他由神變成了凡人。也正式變成了麥克阿瑟同一戰壕的反共戰友。如果把這個問題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宣示檢驗美國式民主的唯一標準是對待共產主義的態度。還可以這樣說，民主也好，憲法也好，憲政也好，在麥克阿瑟看來，服從美國國家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安倍晉三高呼“天皇萬歲”，不知是否再一次宣示了日本民主的“成熟”？
二、新憲法的主要起草者的越俎代庖
新憲法可能是佔領時期的最大成就，不光因為它將裕仁予以凡人化。儘管許多人尤其常常抱怨第九條款，即放棄戰爭條款，新憲法維持至今仍未改變，已成為日本民主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象徵。這個新憲法是在1946年2月初由年輕且缺乏經驗的盟軍總部人員組成的小組、加上幾位非軍人所草擬的。他們依據來自華盛頓編號SWNCC228的控制檔案工作。在不願看見日本人自己提出一套適當憲法草案的麥克阿瑟的壓力下，他們以不到一週的時間完成這一工作。他們在建國方面的年輕與缺乏經驗，使他們很像明治的寡頭執政者。這個小組之中沒人對日本或憲法知道很多，甚至負責執行這一工作的組長查爾斯·凱茲（CharlesKades）承認，他對日本的知識是“零”。後來官方對外宣佈這部憲法是日本人自己擬定的，但基本上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這也就是後來當日本1980年代經濟騰飛時，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聲稱，雖然不完全反對新憲法內容，但真正的民主不可以由外國強加在他國身上。不過，隨著日本經濟神話的破滅，日本人才明白中曾根康弘的民主觀確實有點不“成熟”。
當新憲法草案呈給國會批准時，有關女權的部分似乎引發特別熱烈的辯論。對於盟軍總部，這部分已成為新民主的象徵，雖然它有不尋常的背景——這部分是由一名俄裔美國女子所擬定，並且在草案指導委員會中未經日本國會議員真正辯論而匆匆過關。
有關女權的提議是由碧特·史洛塔（BeateSirota）起草。這位28歲的女子雖然她的姓聽起來像日本人，卻是一位俄裔美國人。她是憲法草擬小組中惟一真正有日本經驗的人，她是小組之中的少數非軍人之一，亦為非隨意被挑選的少數人之一。她因為若干理由被挑選：她從5歲至15歲的孩童時期是在日本度過的，她能說流利的日語，而且她是女性。
在所有的令人注目的有關草擬新憲法的故事之中，她的故事是很令人注目的。她在“Reinventing Japan”與後來的一次訪談中詳細述說，她四處到圖書館搜尋相關資料後寫成原稿。原稿太詳細，凱茲把它刪了很多。當這原稿向日本代表們提出時，日本代表起初不願接受諸如保證男女平等的重大改變。但在討論有關天皇的角色的16個小時的連續討論後，才輪到這一部分的憲法草案的討論。每個人都很疲勞，希望儘快結束。她本人在討論中一直為日本人充當譯員，結果被他們視為親切的助手。他們不知道他們現在所討論的專案正是由她本人起草的。她引述凱茲告訴他們的話：“史洛塔小姐寄望女權，你們為什麼不讓它透過？”她只補充說：“而他們照做了。”
三、新憲法制定和實施中的美國率先垂範
當今的日本是個“輿論一律”的國家，尤其是在國際問題問題上，各大傳媒（背後是資本寡頭）是與政府（包括親美勢力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保持高度一致的，而政府的聲音又是與美國合拍的。早在在新憲法制定和實施中，美國對此就起了示範作用。
1946年4月，盟軍（實際上只有美軍）司令部獲悉，東京的劇場有位藝人自彈自唱具有顛覆意味的歌曲，於是派偵探前往，結果令人大為震驚。那位藝人竟然唱出：“每個人都在講民主，但有兩個天皇我們怎麼可能有民主？”誰都聽得出，這句歌詞竟然同時愚弄了民主、裕仁天皇和麥克阿瑟！盟軍，也就是佔領軍當局二話沒說，當即取締！
雖然佔領當局一再宣示保障言論自由，但仍實施相當嚴厲的新聞檢查。盟軍總部一方面積極堅持電影應該顯示人類自由與尊嚴，諸如開化的婦女與愛情場面的接吻鏡頭，同時它也禁止某些書刊與電影。顯示美國社會較黑暗面的俄斯金·卡德威爾（ErskineCaldwell）的《香菸路》（TobaccoRoad），是被禁書刊的一個例子，而武士電影被包括在盟軍總部譴責為封建與軍國主義的236部電影之中，提到盟軍總部參與政府改革的書刊與電影也被禁止。
為了使日本民主早日“成熟”，除了在言論出版方面採取了美國式的民主措施外，在其它方面，特別是操作票選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日本的共產黨人在1947年的挫折後開始恢復活動。他們正開始重新獲得影響力與聲望。在1949年大選中，共產黨在國會的席次從4席大增至35席。取得了驕人的戰績。佔領當局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雖然共產黨的席位在國會中所佔比率並不大，但發展下去還是有危險，必須採取措施。從1949年底至1950年一整年，盟軍司令部親自操刀，在所謂的“紅色清洗”中使約12000名共產黨人被處理，共產黨在國會中的席次從此就一直在個位數徘徊。
但民主自由不能僅作為理念存在，它需要力量與實質。在戰後的世界，當美蘇兩強儘量避免全面軍事對抗以免爆發核戰時，這主要意味著經濟勢力的對抗。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經濟勢力，生產甚至還不到戰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貨膨脹每年高達200%以上。對日本經濟的最大推動來自美國的因素。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吉田茂稱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最大的經濟利益是來自在朝鮮半島作戰的美國陸軍的“特別採購”。至朝鮮戰爭結束時，日本已恢復到太平洋戰爭前的生產水平。這實質上就是美國為日本經濟製造的絕好機會，但形成了美國對日本經濟的主導。這種主導，既可以讓你前進，也可以要你停滯。
美國主導日本經濟的另一招就是支援日本的一黨主政。因為美國和日本都知道，只有政府的穩定，才能對經濟增長提供有益的環境。1948年後，儘管首相頻繁換人，但換湯不換藥，美國的幕後操縱時隱時現。因此，日本政府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學的保守派統治。尤其日本從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黨統治。這也是日本經濟騰飛的時期。自民黨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現有政黨的再結盟，並且實際上繼續了戰前的政友會與民政黨系統的合併。因此，戰後與戰前之間保守派的成分是連續的。由於日本一度被經濟騰飛衝昏了頭腦，表現出對美國有所不恭，結果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的經濟在1990年代後進入了停滯期。美國對日本政經的強大影響力可見一斑。儘管日本有諸如票選這樣的“民主機制”，但如果有哪位日本首相對美國產生異見，下臺就在所難免。例如進入新世紀後的鳩山由紀夫，因提出了“東亞共同體”，而且對駐日美軍駐地頗有非議，結果很快就開路了。他也算是一位民主不夠“成熟”的人。
由此不難看出，日本戰後民主的“成熟”之路，也造成了日本擺脫不了半獨立國家的狀態。它的國防，還有經濟，甚至政局，都少不了美國主導。安倍晉三上臺後，有些動作比較大，其中包括打算修改憲法什麼的。對此，有些學者專家多少有些憂心。但筆者不這麼看，畢竟，日本還是美國的一粒戰略棋子。至於“養虎為患”，美國還沒有那麼傻。看看日本民主“成熟”的歷程，大家就可以放心。最重要的還是把自家的事情辦好。實力強了，美國刮目了，日本也就沒戲了。
順便說一下，有些國人可能認為，日本經濟仍然很強大，日本人至今仍能過上那麼富足的生活，如果我們能有那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贈予”的民主，我們都願意接受。何況，不是說二戰後跟著美國走得都致富了嗎？何不走這條“普世”路？這話不能說沒道理。
但是，中國也是沒法子走那條路的。簡單地說，就是中國國情不同。但這個話題不是此文要聊的。
不過，有位日本學者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1986年說過下面一段話，卻是很有啟示的。他說：
“日本現在所走的基本上是美國文明的道路。但是，這條路不一定是人類唯一的文明道路。人類可能還有另外的文明道路。如果真有這樣一條道路的話，日本是沒有力量成為開拓者的，因為日本國家小，文化傳統不深，‘底氣’不足。在當今世界上，唯有中國有可能開拓出這條新文明的道路來。”（見《日本之謎》第224頁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6）
筆者以為，這段話同樣可以使我們比較清楚地看到，日本民主的“成熟”之果，只不過是掛在美國這棵“民主”之樹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