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百多年前，美國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總統說：“所有最偉大的比賽都是戰鬥”“一旦一個種族失去了頑強拼搏的美德，那麼，無論它還保留什麼，無論在商業、金融、科學或藝術領域多麼精通，它都失去了與最優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權利。種族的怯懦，就像個人怯懦一樣，是不可原諒的罪”。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901—1909年在任）
北宋國際關係的推移，前後大體可分五階段。第一期太祖時代，宋朝掌握主動的對遼和平對立，東亞關係也惟宋、遼兩大中心。第二期自太宗至英宗，國際形勢已以西夏崛起而複雜化，宋朝落入頻頻受侵而被迫屈從的苦境，此段時間也最久，約佔北宋全年代之半。
第三期便是神宗奮起變法，也變更長久的消極外交方針，積極企求突破而失敗的時期。第四期神宗次代哲宗以至亡國期徽宗治世之半，遼、夏氣勢漸衰，與宋朝間三角關係因之反能以軍事力平衡而大致維持和平苟安的局面。第五期徽宗重和元年至欽宗二年（建炎元年）的十年間（1118—1127 年），女真族金朝已自東北域內興起，國際關係發生巨大波瀾，遼、宋朝代相續傾覆的大事件演出，北宋由是過渡為南宋。
北宋開國第二年，宋太祖趙匡胤皇位剛剛坐穩，天下割據紛爭的局面短期內明顯還難以結束，一次君臣酒酣之際，他悶悶不樂地對功臣宿將說：“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杯酒釋兵權開啟了唐朝中後期以來武人跋扈割據走向消亡的局面。宋太宗繼位，大規模推行文官考試的科舉制度，文人主軸形成而文治主義走向鑄定。
北宋初年天下割據紛爭的局面
宋仁宗時名臣富弼奏論邊事：
“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敵騎深入，直抵澶淵，於是講金帛陷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事長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元昊（西夏）竊登，用兵數載，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皇，莫之為計。”（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
可知宋朝立國屆此八十餘年間，原系政策上的尚文卑武，已如何形成時代風氣，無論朝野均向諱言兵事的鴕鳥意識發展，弱兵傾斜度，便惟有聽任愈益惡化。仁宗無嗣，第五代英宗系以太宗旁系繼位，其子神宗時王安石變法，以及因而勃發、迄北宋之亡始平息的新法黨、舊法黨之爭，也向由歷史界引為通北宋後期一大事。然而，變法與黨爭，背景仍都是外侮。
神宗無保留堅決支援新法，系圖雪滌宋初立國百年以來，對外軍事弱勢下屈辱外交之恥，但治世中國際局勢未見開朗卻是沉重打擊。西夏關係領先惡化，仁宗講和後西陲安定二十餘年，此時邊釁再起，自熙寧至元豐年間戰爭不絕，元豐五年（1082 年）靈州永樂之役，宋朝官軍、熟羌、義保死者且至六十萬人之數。遼朝（道宗在位）脅迫下熙寧八年（1075 年）更定國界，改以蔚、朔、應三州分水嶺為國境，宋朝損失土地非多，國家顏面仍是有虧。南方興起的越南事件更是意外失敗。
北宋黨爭
1113年，遼朝支配下女真族完顏阿骨打趁遼之衰，舉兵反叛，領導族人擊破遼軍，兩年後正式脫離遼朝獨立，建都會寧，國號“金”。暴雷似勃興的金朝勢力迅速膨脹，連陷遼朝東京遼陽、上京臨潢。情報傳入宋朝，激起朝廷顯然的衝動——聯金滅遼，也由此衝動招來宋朝國運的大不幸衝擊，終釀成靖康之恥。
南宋初年，岳飛悲劇製造系高宗時代和平論完全壓制主戰論的訊號。其時的和平論舵手秦檜，北宋徽宗時代科舉與制舉雙雙及第，金軍入侵期主戰派佼佼者之一。北宋末金軍第一次南侵，宋朝被迫訂約又悔約，秦檜即堅主拒絕如約割讓三鎮土地者之一。
靖康之變已釀成，金軍立張邦昌為楚帝而形式上表演系宋朝臣下的推戴，當時大多數官員均迎合金軍之意，於推戴書上署名，官位已至監察機關長官御史中丞的秦檜又是少數拒絕人士之一，因此激怒金軍，而秦檜等隨同徽、欽二帝俘去北方。
秦檜與妻王氏 劇照
未料建炎四年（1130 年，劉豫被立為齊帝之年）秦檜自金南歸，得聞其後宋金講和機緣，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為和平論主張者首腦，未始非歷史上奇事之一。惟其如此，如《宋史》記載：
“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砦航海歸行在”，而檜“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奔）舟而來”，其歸來曖昧過程的背後，隱藏秦檜被俘期間，金方曾以釋回為餌，與之秘密進行和平交涉並獲承諾，高宗又素性怯弱，畏懼戰爭，因而有紹興十年以後之事發生，向來歷史界的推測如此。
然而，也須注意，秦檜系歸國翌年（紹興元年）即登相位，果爾金宋間存在以秦檜中介的秘密交涉，為何中間相隔十年之久始表面化？時間的疑問之外，客觀情勢方面，秦檜歸國正值宋朝連連敗退，高宗顛沛逃難，才是投降派或和平派最適當的活躍時間，紹興年間已係主戰派優勢期，將士用命，戰局漸漸穩定，為何秦檜反在局勢好轉透露曙光之際始顯原形，更是疑問。所以，向來的推測立場甚為脆弱，實際背景單純基於內政因素。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朝集中事權於中央而文治主義指導政治，所以君權發達，權力下移之弊得以矯正，武臣抑壓，因之也是宋朝立國以來國策。卻是，反作用的過度中央集權，尚文卑武育成社會風氣，則造成宋朝亡國的原因。南宋國運中興自不可能而可能，堪注目所恃便是上項軌跡的逆方向營運。
輿論所支援主戰論主導由文人轉移到職業軍人，武臣將領們強烈萌生國家責任感的原動力下，弱兵現象漸漸改變。而過程中，以戰時生產關係破壞而釀成的大量流民投入諸將麾下，武臣力量不斷擴張，戰鬥意志與軍事能力迴圈向上，足以抗禦侵略者金軍的態勢乃得成立。待分別削平群盜，數字龐大的群盜餘黨被吸收改編官軍，諸大將兵力雄厚愈可想象。
而維持如此大規模的各個軍團，其給養與裝備，均無從依賴國庫支出，必須各於駐地自開財收之道，由是軍方掌握了徵稅權。同時，接戰地區府、州、軍守臣，也以現實形勢須由各級武將兼任，軍方又掌握了民政權。如此現象，無疑對當時國家體制盡行擾亂，其已動搖中央權力、威脅君權，還原形成唐末以來強力軍閥的跡象漸漸滋生，戰爭時間愈延長，武臣權力、勢力都愈增大為意料中事，態度跋扈者的忠誠問題便不能保證，重現五代局面非不可能，則危險之至。
南宋中興四將:岳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
馬端臨《文獻通考》兵考六南宋兵制，所引高宗次代孝宗時代葉適的議論，代表南渡五十年後士人共同心聲，已非昔日極端的對金強硬論，轉變的主要原因，便是警惕紹興年間武人勢力過度膨脹，驕恣不聽命令現象已成，向軍閥途徑發展之虞初現：
“當是時（紹興年間）也，廩梢惟其（指將帥）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
所以，當金朝廢除齊國而願意與宋議和，宋朝賴諸將之力也已具備和談資本時，在於高宗與當國宰相秦檜方面，既是實現和平的有利機會，更授予剷除向藩鎮之禍演變後患的大好機會，和議成立，且必須以壓制武臣為前提。葉適議論下文，續言朝廷收回兵權諸措置，正便是一切回覆正常化：
“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未完，待續）
姚大中 著
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敘事中，中國史與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國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裡找不到中國。《姚著中國史》相容了中國、日本和西方史學的研究與寫作方式，打破了傳統中國史的認知繭房，具有以下鮮明的特色：
1.突破了傳統中國史由中原向外層層推演的藩籬，為秦楚這些半邊緣國家正名。
2.對東漢以來豪族演化的歷史敘事，蘊含著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結。
3.對五胡建立的胡-漢聯合政權的本質辨析，客觀展示了大分裂時期的民族紛爭與融合。
4.正視遼金元這些來自長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並將其與漢族政權進行平等觀照。
5.在域外與中國動態聯絡的環境中考察中國歷史，爬梳了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