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渺
10月24日,104歲的醫生葛素生在北京協和醫院與世長辭。她離開的地方,也是她奮鬥了一生的地方。幾天後,協和醫院告別廳內,人們手持紅玫瑰為她送行。
葛秦生是中國婦產科內分泌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國際知名的臨床生殖內分泌學家。她的學生、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田秦傑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葛秦生教授開創了中國的婦產科內分泌的發展道路。”
作為一位臨床醫生,葛秦生在一線工作到90多歲。她培養了30多名博士和碩士,曾與肖碧蓮院士合作創辦《生殖醫學雜誌》。遺體告別儀式上,一本由她主編的第一版《臨床生殖內分泌學》就放在棺木中。遺像上,一件藍色外套是她最愛穿的,相片裡她微笑的樣子,留在許多人的印象中。
葛秦生生於上海,19歲時考入國立上海第一醫學院。入學第二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她不得不輾轉北上,前往北平協和醫學院,借讀了3年。在協和醫院,她後來成為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的同事,一同進行婦產科疾病的臨床與研究工作。1956年,正是在林巧稚的提議之下,葛秦生把自己的主攻方向轉到了婦科生殖內分泌疾病上。當時,我國在這個領域上還是一片空白,實驗室條件也十分困難。她採用基礎體溫測定方法,用陰道塗片,分析判斷患者的激素情況,進行“不育與月經病的診斷與治療”。
葛秦生當時使用的陰道脫落細胞學、尿孕二醇測定等方法,在如今的專業人士看來,都是最簡單、最基礎的方法。就是在這樣一片“荒蕪”的地基上,她親手開展了國內的婦產科內分泌疾病研究,一磚一瓦,一年又一年,開啟了一門學科的初始建設。
20世紀60年代,以葛秦生為首的研究組,參加了4種口服避孕藥的臨床試用研究。當時國際常用的避孕藥物有很多副作用,比如頭暈、噁心、嘔吐等,對肝臟功能也有影響,“不適合體格小的中國婦女”。葛秦生根據自己長期的臨床經驗,提出了減量試驗。1967年,小劑量避孕藥在中國上市。7年後,國際上才開始廣泛應用小劑量避孕藥。中國的低劑量避孕藥就此獲得了國際上的公認。
“可以說,中國的避孕藥的發展比西方國家晚了七八年,但在低劑量的生產上,卻早於國外七八年。”田秦傑評價。
葛秦生還對性發育異常採用了一種更加簡便和實用的分類方法。一直以來,性發育異常的分類一直沿用國外提出的真兩性畸形、女性假兩性畸形與男性假兩性畸形。葛秦生用了10餘年的時間,收集了北京協和醫院臨床所見的417例各型別性發育異常,提出了按照性發育過程中的三個關鍵環節,也就是以性染色體、性腺與性激素,作為分類的基礎。這種分類方式,在臨床應用十多年後,被認為“簡單易行,分類概念清楚,能指導臨床實踐”。
她對不育症一直很關注。20世紀70年代初期,國外對中國長期的經濟封鎖終於結束,治療不育症的藥物枸櫞酸克羅米芬開始在國內生產。葛秦生經常與藥廠聯絡,確認這種藥物的功效,成為國內頭一批將這種藥物應用到臨床中的醫生。1985年,她加入了世界衛生組織不育指導委員會,此後積極推動我國不育症診療步驟的標準化。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潮是提倡節育,國內同行一聽到對不育症的治療,往往存在諸多顧慮。
直至80多歲高齡,葛秦生仍然在推動著北京協和醫院試管嬰兒中心的建立工作。對於這種技術,她起初是牴觸的,認為花費太高。但她這個想法,隨著不孕人群的增加和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慢慢改變了。當她認識到自己想法有侷限,會立刻做出調整,並毫無芥蒂地走到另一條路上來。
2003年,葛素生又帶頭開展了“雌激素對心血管疾病和老年痴呆防治作用的基礎與臨床研究”,發現長期低劑量激素補充治療組療法可以防止海馬體的萎縮,對保護大腦功能、防治和延緩阿茲海默症,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性早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閉經、高泌乳素血癥及多囊卵巢綜合徵……一系列婦產科內分泌疾病領域,被這位醫生豐富的臨床資料和經驗,填補了原本的空白。1993年,為了開展研究,她曾自掏腰包,買了一臺價值10萬多元的儀器。她對同事說:“你們沒錢,缺這東西,我來花錢,咱們工作得往前走。”
“她就像是‘神農嘗百草’,”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內分泌與生殖婦科中心主任鬱琦對記者說,“很多新藥的實驗階段,她都會用在自己身上。”
葛秦生去世當晚,在北京協和醫院的電子訃告後面,一位68歲的老人連續留言5次。這位病人是在1977年,經朋友介紹從黑龍江大慶專程到北京協和醫院,找葛秦生看病,那時她24歲。經治療,1984年,這位患者第5次懷孕。一經確認,她就趕到協和保胎,葛秦生每週都會來病房看她。
分娩比預產期提前了一個月,這位患者還記得,自己剛做完急診剖腹產,從手術檯上下來,回到病房,葛秦生已經就帶著四位專家,站在了病床前。
她至今仍能記起,葛秦生滿臉都是興奮,對她說:“你放了一顆衛星。”
幾年之後,她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看病,得知葛秦生腿部骨折,在家休息,就輾轉打聽到了葛秦生的住址,前往探望。
“她80多歲出門診時,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對周圍的大夫介紹我年輕時的病況,就像事情發生在昨天一樣的清晰。”這位患者回憶。
2002年,葛秦生再次住院,這位患者帶著18歲的兒子去看望她,那時候,葛秦生已經不大記得人了,卻在看到她時露出微笑,點頭表示“認識”。
她把兒子拉到葛秦生面前時,給葛教授看這顆當年的“衛星”。彼時,葛秦生一臉的驚喜。“她已經想起來了,這就是多年前,她送給我的寶貝。”
這位患者如今感慨:“要是沒有葛教授,我今天也做不了奶奶。”
不止一位曾經的患者留下了同樣的感慨。一位20世紀70年代的患者說,“我連續三個月大出血,您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救了我一命,還讓我生了老二。”還有人說:“謝謝葛教授把媽媽治好,才有了我。我的恩人,一路走好。”
在葛秦生的學生和同事們心目中,這位導師一直是嚴肅認真的。據田秦傑回憶,曾有一位同事,是很知名的教授,發表了一篇醫學論文。文章發出來之後,遞到了葛秦生面前,卻被老太太發現 “有問題”。
葛秦生立即要求,這位學生必須公開認錯,公開修改。
“她對學生真的是要求非常嚴,”田秦傑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多人都很‘怕’老太太的原因。她對我們的要求是,不僅要在國內做得最好,做第一,在國際上也要爭到做得最好。”
業內許多同行對葛秦生的印象是“視野寬闊”,她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生殖醫學專員,經常與全世界各個地方的專家交流,總能很敏銳地“抓住當前世界發展的趨勢”。她很早就注意並重視國際交流,多次代表北京協和醫院,邀請國外頂級的專家到中國來做學術交流。
“(20世紀)80年代末,我們醫院也開始研究絕經後婦女雌激素替代治療和絕經後骨質疏鬆症防治。我作為一個碩士研究生,當時在國內學術會議上非常活躍,因此,有幸多次和葛大夫接觸。葛大夫作為婦產科內分泌學科的鼻祖,平易近人,給予我們晚輩很多支援和教誨,令我終生難忘。”這是遺體告別儀式上,她的一位學生的發言。
向她告別時,有人回憶起常常聽她講課查房,甚至記得她從來不過生日的習慣。有人提到,聽過她的性分化異常講座,迄今還能記起那些翔實生動的幻燈圖片。
生命中的最後12年,葛秦生的身體越來越糟糕,不得不長期住院。據田秦傑回憶,她差不多已經有5年不能說話,即便如此,仍然願意讓人推著她的輪椅,從住院病房,一直推到她曾經的辦公室去。
“就算是生病了,她也不想放棄自己的工作。”田秦傑說。
她的學生們時常來看望他,有新的論文發表了,或者是工作上有了突破,就會走到老人家床頭,“講給她聽”。
哪怕無法用語言表達,這位百歲老人仍然會想方設法,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喜悅。聽到讓她比較滿意的研究進展,起初她會微笑,後來微笑對她也成了很難做到的事情,她只好一直盯著對方的眼睛,攥著的手微微用力。
在這個秋天,她不得不永遠鬆開了手。
(圖片由北京協和醫院提供)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