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人憑藉美洲大陸豐富的資源和市場搞工業化大躍進的同一時期，處於歐洲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發展已經觸到了“瓶頸”。他們同樣正處於工業化的高峰時期，由於是後來者，海外資源和市場在這個時候已經被先崛起的歐洲列強們瓜分殆盡。這就是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盈利必然是別人的損失，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只有戰爭一個途徑，於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英、法、俄和德、意、奧在歐洲大陸殺得血流成河，雙方的工業基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受戰爭影響，正常的生產難以為繼，而物資消耗卻在與日俱增。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美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截至1914年，全美共有工廠27.5萬家，產業工人700萬人，年工業產值240億美元，其中鋼產量佔到了全球產量的一半。在歐洲殺得積骨成山的時候，美國依舊選擇了保持中立，不去介入歐洲衝突，它暫時還沒有必要為了亞歐大陸的那幾塊殖民地和歐洲的列強們對立。開戰之初，戰爭引發了美國國內的一片恐慌——普通人對戰亂的恐慌很多時候是沒有理由的，股市因此也隨之下跌。然而這種情況只持續了幾周而已，接下來的日子裡，美國的資本家們很快就被來自歐洲的各種訂單給“淹沒”了——物資匱乏的歐洲國家只能向美國買東西了。1913年時，美國出口總額是15億美元，國內有100多萬人找不著工作，而到了1916年，美國的出口總額竟飆升到了38億美元，工廠不得不想方設法四處招募工人。這其中軍火出口額從1914年的4000萬美元驟增至1916年的12.9億美元。為了滿足戰爭的需要，英法兩國政府大批大批地從美國採購物資，從武器彈藥、藥品一直到鋼鐵、被服、糧食等等，這其中大部分都是用黃金直接支付的，少量才會用到美國自己發行的國債支付——歐洲發行的紙幣美國人這個時候是不認的，由於是戰時需求，美國資本家在這其中的利潤高達100%—500%，個別生意能達到1000%。要是一時實在支付不起也沒關係，可以先欠著——1914年僅摩根銀行就給法國政府貸款1億美元，1915年摩根又給英法兩國5億美元貸款（按照協議只能用於購買美國產品）。同一年中美國對沙俄的貸款達到4.7億美元（是1913年時的17倍），到1917年美國給協約國的貸款達到23億美元。可以說，大半個歐洲在藉著美國人的錢互相打仗。在政府大舉向美國借債的同時，大批的歐洲資本則出於對戰爭的恐慌，紛紛流入了美國。在戰爭開始的頭三年裡，美國就這樣一面保持中立，一面大賺特賺。到了1917年，歐洲戰場的膠著狀態開始要被打破了，特別是11月7日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蘇維埃政府受內外壓力所迫，不久之後不得不在1918年3月與德國簽訂了《佈列斯特和約》。這樣一來，德國不但從蘇聯獲得了一大片領土，還得以將在東線作戰的德軍主力調往西歐方向，戰場上的天平於是開始向德國傾斜。在此之前，由於英國人始終控制著大西洋的制海權，所以雖然美國人宣稱保持中立，但絕大多數生意都是和英法俄為核心的協約國做的，1914年到1916年，美國對協約國的出口額增加了400%[8]，與此同時，美國與德國的貿易額從1億美元下滑到了100多萬美元[9]。如果戰爭以德國的勝利而告終，那麼美國就失去了巨大的順差來源，此外之前借給協約國的貸款也就泡湯（別忘了很多貿易是靠貸款完成的）。因此，美國也就有了足夠的理由加入戰爭並站在英法一邊——100萬與32億放在一起，自然要選後者。當然，原因不止於此，美國在參戰前還從英法兩國那裡得到了大量政治、經濟方面的承諾。此外一直以來德國對南美地區的滲透也早已讓美國對德國人不爽了——德國和拉美國家的淵源非常深厚，二戰結束之後很多前納粹軍政官員為了躲避同盟國的清算，都紛紛躲到了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國家，並在此過完了後半輩子。
1917年美軍正式參戰，在此之前的1916年美國常備軍人只有13萬，此後一年之內擴充到了400萬[10]。此外，除了透過私人銀行繼續給予協約國的貸款外，美國政府又提供貸款約100億美元。協約國照例把這筆貸款主要用來購買美國的食品和軍火。美國的農場和工廠至此打破了全部生產紀錄。民用工業都作了適於戰爭用途的改造。原來製造暖氣裝置的工廠轉為生產槍炮；至於製造鋼琴的工廠則轉為生產機翼；一切可能的工具都被用來建造海洋輪船使得船舶從100萬噸位增加到1000萬噸位。為了滿足需求，美國人在民用消費品上大幅壓縮生產，愣是從女性胸罩裡摳出8000噸鋼，從兒童玩具裡摳出7.5萬噸錫。參戰之前，美國是在做生意，而參戰本身，其實也是投資，是一筆大生意。這之後美國所發動的歷次對外戰爭，基本上走的都是這樣一個路數——打仗是在投資，投資就要講低風險高回報，所以就要“專揀軟柿子捏”。細想一下我們就會發現，美國人其實很少會在硬仗惡仗中佔到什麼便宜，真正讓它得著好處的戰爭，都是在“捏軟柿子”或者是等“硬柿子變軟”以後再去捏。在美軍宣佈參戰19個月以後，德國於1918年11月簽署了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此宣告結束。從戰術角度看，這裡面找不出太多出彩的戰役，也說不上哪一方計程車兵更神勇，不過就是兩邊在拼國力。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兩夥人呆站著不動，互相丟雞蛋。在1917年時兩邊的雞蛋都已經扔得差不多了，德國原本因為結束了兩線作戰，情況能稍好一點。而由於美國這個超級母雞的加入，戰場的天平急劇失衡，德國人在雞蛋扔盡以後，不得不掛著滿身的蛋液宣佈投降了[11]在此次戰爭中，美國共傷亡33萬人，其中死11.5萬（5萬人死在戰場，剩餘6萬多死於各種疾病和事故），相比歐洲各國動輒上百萬的傷亡數字，這點消耗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與這一“低投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高收益，按照米爾頓·弗裡德曼安娜·J·施瓦茨所著的《美國貨幣史》中記載，在1914年開戰之前，美國長、短期債務共計37億美元，是純債務國，到1919年戰後，美國成了最大的債主，擁有40億美元債權。在戰爭帶來的旺盛需求的拉動下，美國的製造業開始了又一輪大發展，其規模和速度都超過了之前被稱為“鍍金時代”的工業化大躍進時期，美國由此來到了一個空前的繁榮時期。汽車和電器從這段時期開始在美國人的生活中普及，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州際公路開始遍佈美國的國土，美國人“汽車輪子上的”生活方式，便是由此而來。在政治上，原本由以英國為首的歐洲集團所主導的世界格局，開始逐步變成歐美“雙核驅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著名的分贓會議——巴黎和會中，起核心作用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國退出了由自己發起組建的國聯，也沒有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按照《凡爾賽條約》德國將失去13%的國土，並承擔天量的戰爭賠款，軍備發展將大大受限，這樣一來歐洲大陸勢必形成法國一家獨大的局面，這是美國不想看到的，因此後來美國明著暗著給予了德國不少幫助。也因為這一層緣故，雖然美國在戰爭後期加入了協約國，但和德國之間卻談不上什麼仇怨，相反希特勒和美國商界、政界的關係都不錯。如果把國家看成是一個生命體的話，那麼現代國家往往都帶有那麼一點“人格分裂”——同時具有資本意志和國家意志。這裡所說的“意志”，是指做事情的根本出發點。所謂“資本意志”，就是做事情所考慮的是如何賺錢，其他的都只能算是工具和手段；所謂“國家意志”，即做事情所考慮的首先是如何維繫現政權的穩定，進一步就是強化國家的行動力，再就是去如何開疆擴土，這中間經濟就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之一。哪個國家把這兩個意志的關係處理好了，哪個國家就可以得到穩定和富足，反之則情況就會大大的不妙。在上世紀之初，自由資本主義的空前壯大並沒有給相關國家的人民帶來富足和安定，一方面是資本無節制的膨脹，一方面則是社會貧富分化加劇，民眾購買力日漸萎縮。而面對由此而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各資本主義國家又紛紛選擇向外擴張來獲得更多消費市場和廉價原材料來轉移壓力，於是各國間的利益碰撞此起彼伏，歐洲國家間的戰火此起彼伏。然而總有一些國家無力向外擴張，而它們又不能再繼續壓縮底層的利益空間，面對這樣進退維谷的局面，眾多國家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去強化國家意志、弱化資本意志。這其中最為徹底的就是俄國，透過十月革命俄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1920、30年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正處於經濟危機帶來的一片蕭條之下，而與此同時蘇聯卻順利的完成了她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正處於一片欣欣向榮之中，除了對國際共運感到極度威脅之外，蘇聯以國家意志主導經濟運轉的各個環節使之有序執行的方式，在也引起了眾多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興趣。當時英法等西歐國家以及日本都曾派遣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這其中也包括後來戰後的日本首相岸介信（安倍晉三的外公）。這一段歷史對日後西歐和日本的經濟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戰結束後西歐各國和日本在重建國家的過程中，也重建了經濟建設的思維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引入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即在經濟執行中強調政府的引導、協調作用，避免企業間出現過度競爭從而導致內耗；強調產業工人權益和社會福利以緩和社會矛盾；強調戰略產業國有、國管以保證產業體系的根能夠穩固；而與此同時，市場經濟最佳化資源調控以及以競爭促效率的優勢並未被削弱，相反由於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臺，市場經濟的優勢有了更大的發揮餘地。而正是這種“中和”後的經濟模式，成就了戰後西歐及日本的經濟復興與再次崛起。1920年代的美國，同樣正面臨著一系列社會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各種大規模生產技術的普及，工人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0%還多。然而大量商品被生產出來了的同時，社會上的購買力卻因為薪酬增長緩慢而始終處於停滯狀態——1940年之前美國企業還一直靠大量使用童工來降低工資成本（1938年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美國曆史上第一份禁止使用童工的法案《童工綜合法》）。1929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曾經計算過：一個家庭要獲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收入不應低於2000美元，但當時60%以上的美國家庭收入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需求和供應之間的缺口越來越大，就形成了一個經濟上的“堰塞湖”。與此同時，商人們則透過各種方式慫恿那些手頭並不寬裕的顧客靠延期過長的賒賬亂買東西，這就進一步增加了經濟執行的風險，其實和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是一個道理。
1929年德國魏瑪政府表示無力繼續償還戰爭賠款，而由於歐洲戰勝國普遍都在美國銀行有高額借貸，這一訊息如同一根導火索，瞬間引發了美國民間的恐慌從而造成了擠兌。美國各家銀行共計損失了17億美元，總統胡佛和財長梅隆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為此政府開始採取貨幣緊縮政策。原本高速擴張的實體經濟因此開始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到10月股市出現“黑色星期四”……由此美國進入了著名的“大蕭條”時期。截至1932年，股市一共蒸發了74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當年GDP總和，或相當於一戰美軍軍費開支的三倍。具體過程這裡不再贅述，僅從結果來看。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一書中記載：這一時期美國的經濟規模整整縮小了1/3，共有5000多家銀行倒閉，8.6萬家商鋪停業，截止到1932年失業人口達1500萬人，其中200萬淪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全美當年有3400萬人在這一年沒有任何收入，大量年輕女性為了生計淪為娼妓，30萬兒童失學，據紐約市衛生局報告，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在東部一些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紐約市當年有29人被餓死。在當時美元在部分州一度無法流通，人們透過以物易物來進行交易。而在中西部農業地區甚至爆發了民眾暴動，州政府大樓一度被憤怒的民眾佔領。在一片蕭瑟中，美國第32任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登臺了。在他之前，強調市場作用和資本意志的胡佛總統面對巨大的危機一直在強調私人慈善機構的作用，而上面的數字已經非常清楚說明成效如何。用繼任者羅斯福的話說，他（羅斯福）要麼將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要麼將是美國最後一任總統。後面的歷史正如我們所熟知的那樣，他很幸運地做到了前一條——於是有了如今常被提起的“羅斯福新政”。通常我們都習慣於把“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聯絡在一起，甚至將二者混為一談。而事實上，當時凱恩斯和羅斯福總統的會談並不愉快，基本上就是雞同鴨講，在會面後不久凱恩斯就離開了美國。真正忠實奉行凱恩斯主義的其實是希特勒治下的德國，只不過德國政府的投資專案不是修橋鋪路搞基礎建設，而是大規模擴軍。納粹給資本家們創造出了有效需求，於是經濟迴圈得以重啟，德國因此率先“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困擾。現在許多知名的德國品牌，都是在那時被保住的——梅賽德斯那時造的是戰鬥機，而保時捷當時最著名的產品是坦克和自行火炮，而大眾汽車則乾脆是產生於那個時代[12]。當時的美國政府確實搞了不少以工代賑的國家投資專案，但這絕不是羅斯福新政的全部。羅斯福新政對美國曆史最為深遠的影響在於它造就了美國龐大的中產階級，透過國家對經濟執行的干涉，改善了工人權益並建立了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把社會的收入結構從“金字塔”狀變成了“棗核”狀。顯然，羅斯福新政和同時期歐洲各國一樣，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之前蘇聯模式成功的影響——當時美國的保守派在抨擊新政時，就曾指責羅斯福總統搞的是“社會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多出了2萬多個百萬富翁（那時的百萬富翁相當於今天的億萬富翁），老百姓的收入並沒有增加，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國家的經濟總量在擴大，可消費能力實際上是在不斷下降。打個比方說，一個家產十萬的中產階級會買一輛汽車，但一個家產百萬的富翁不可能“按著比例”去買十輛汽車，創造消費的主力應該是這些家產十萬的人，而不是那些百萬富翁。而羅斯福推行新政的具體手段，則是強化政府權力，跳過議會和最高法院，直接以行政方式來推動，用當時美國人的話說，就是“獨裁”。注意，在當時獨裁併不是一個貶義詞，那時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在搞獨裁，在他的治理下，義大利的經濟狀況非常不錯，因此還受到了丘吉爾的熱捧。美國作家，最有影響的廣播媒體人物托馬斯就多次公開建言：要羅斯福敢於承擔重任，做美國的墨索里尼——當時的美國公眾同樣也非常推崇墨索里尼，不過他們非常反感其盟友希特勒，因為後者和美國的銀行家走得很近，所以被“恨”屋及烏了。如果用現在的人物來類比，和羅斯福當時的形象最接近的可能就是俄羅斯的普京。只不過現在的俄羅斯尚處於衰落期，而當時的美國國勢正處於上升階段。普京在接管俄羅斯以後，對國內的寡頭施以重拳，而羅斯福上任，對美國的財閥同樣採取了打壓政策。具體來說，受到壓制的包括金融界的摩根財團、米隆財團、大通財團，企業界的杜邦、通用汽車、通用食品、美國鋼鐵、標準石油、高露潔、海因茨，等等。當時政府要推行社會安全計劃，同時要對大企業的未分配利潤進行徵稅。一時間眾多學者教授紛紛對政府進行抨擊，資本家則透過減少投資來和政府叫板，政府則透過媒體對資本家們還以顏色。1932年密歇根州福特汽車廠的工人舉行大罷工，聯邦政府派來的軍隊乾脆和前來鎮壓的州警以槍口相向，搞起了武裝對峙。不僅如此，當時羅斯福在全美還掀起了“打黑”運動，透過聯邦調查局和由退伍軍人組成的民間組織狠狠地打擊了美國的黑手黨，社會治安由此有了大幅的改觀。這二位之所以能如此強硬，也都不單是源於個人的性格。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背後是俄羅斯強力機關的支援。羅斯福的根基則更為深厚，羅斯福家族除了大小羅斯福叔侄兩位總統外，第六任總統亞當斯、第八任布倫、第十二任泰勒、第十三任費爾摩、第十四任皮爾斯、第十八任格蘭特、第十九任海耶斯、第二十二及二十四任克里夫蘭共計八個總統也都和羅斯福家族有血親關係。和普京一樣，羅斯福也非常倚重於強力機關，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就是在他手裡被推上了權力的巔峰——副作用是FBI和它的局長鬍佛在後來由於權力過大變得尾大不掉，杜魯門在其任上組建中央情報局，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以分權的方式制衡FBI。而從短期效果來看，對比單純強調政府投資的德國和義大利，美國當時的經濟情況其實並不算好，經濟指標只是恢復到了1929年的水平——這裡面還不包括就業率。到了1937年，美國又經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衰退，當年工業產出跌落了40%，國家經濟又回到了1934年的水平。對比德意模式，羅斯福新政更像是一劑中藥——短時藥效不明顯，但卻培本固原。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迎來了一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模一樣的機會，而這個時候美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將湧入的財富將不再是隻讓資本家們再發一筆橫財，而是將造就一個新的霸主。【本文節選自《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作者王偉，有刪減；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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