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南山供秀
2017年4月3日 • 香港
蘇富比：人間異珍︰奇•趣
唐 夾紵乾漆觀世音菩薩頭像
43.3 公分，17 英寸
來源：
日本舊藏
估價：
18,000,000 — 25,000,000 HKD
成交價：
21,700,000 HKD
superbly and sensitively modelled as the sensuous full face of a the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portrayed with slender bow-shaped eyes and hooded eyelids casting a meditative and powerful aura with the downcast omniscient black glass pupils, all below arched eyebrows depicted with exquisitely and fluidly carved lines tapering at the ends, the curved contours of the eyebrows juxtaposed with the well defined straight nose and a small bud mouth picked out with traces of red pigment, all framed by neatly coiffed hair gathered into a high chignon and thick swirling tresses trailing along the rounded cheeks, accompanied by long pendulous earlobes with elongated vertical slits, the head with an attractive variegated slate-grey lacquer patina, the back of the head left open revealing hemp layers on the interior, wood stand
靈秀入漆
文/康蕊君
觀世音菩薩佛相莊嚴尊貴，感染人心，再現佛說之至美臻善。藝匠巧以夾紵乾漆妙制菩薩頭像，面容靜美祥和，鍾靈秀雅，非他法能及。夾紵技法造像不僅靈活精準，且氣韻生動，栩栩如真，稜角分明而曲弧婉柔圓潤，再現菩薩聖嚴、智慧與慈悲。
唐代佛教盛行，深入社會各階層。帝王崇佛，大興寺院，僧人倍得禮遇，免稅免徭役，促使僧人數目快速擴張，公元840年間雖有毀佛政策，但為時甚短，無法抑止佛教於中國各地傳揚。在此同時，完全中國化的佛教造像藝術隨之誕生。雖於一世紀以前，中原已見佛教造像，雖逐漸擺脫希臘、印度、中亞風格影響，風格仍較形式化。盛唐時期，佛教造像風格自然寫實，面貌逼真靈動，姿態柔軟，屬中國雕塑藝術之至高發展。此菩薩頭像應造於盛唐玄宗一朝（公元712-756年），神情氣韻巧妙如生，神佛慈悲近人。
夾紵乾漆菩薩頭像獨一無二，著錄不見相似者，造形近類西安安國寺舊址出土一件漢白玉菩薩首，現藏西安碑林。此像華美莊嚴，存世不見他例，面頰豐潤，鳳眼垂目，眉弓有力，雙唇飽滿，長耳垂珠，豐發厚髻；見《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４．隋唐雕塑》，北京，1988年，圖版50。
安國寺建於公元710年，大唐國都長安，座落在大明宮側，屬密宗佛教真言宗，遺址發掘出一批佛教造像，除前述觀世音菩薩頭像，均為密教神祇，應為同一時期供奉之尊，造於盛唐時期玄宗一朝或之後。漢白玉造像華美宏偉，描金細繪裝飾，應為皇室供養而作。
唐玄宗以道治國，雖曾數度設法限制佛教擴張，卻與其他皇室貴族一樣信仰密教，印度密宗高僧至長安為皇族弘法，並曾隨侍玄宗，為帝王舉行法事。
Henric Sørensen 論安國寺應毀於九世紀末（871年懿宗仍曾造訪），「寺院遺蹟之雕塑殘件及繪畫中佛尊、菩薩、明王像，均為密教」；「可惜於中國境內如此華美的文物僅剩極少數得已留存至今，若非唐代中期遠渡而來的日本僧人，孜孜無倦地將中國佛畫、藍本、手卷及各類文物帶回儲存，我們對於唐代中至後期密教之發展或將一無所知」（Charles Orzech、Henric Sørensen 及 Richard Payne 編，《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Tantras in East Asia》，萊頓，2011年，頁404-5）。僧人攜回之唐代雕塑，對日本雕塑藝術影響甚是長遠。
乾漆夾紵工藝早年傳入日本，發揚光大，持續不衰，尤盛行於八、九世紀，同時密宗佛教亦是蔚為風潮。平安時代早期，高僧空海（公元774-835年）與最澄（公元767-822年）曾赴中，帶回許多重要宗教文物，空海於長安修習，返日後創真言宗。「觀音菩薩」為日本密宗佛教中，深得景仰之神祇。乾漆夾紵工法繁複，於中國施作歷史似乎未有久持，唐以後僅雖數度再起，但技藝不逮，難復唐時輝煌。此尊菩薩首尺寸較真人更大，類同者惟有近年售出之坂本氏藏乾漆佛首，與本品或原為同一出處，碩大浩然，精美絕倫，應屬皇家供養之尊。起始以木柱為蕊，泥塑作模，貼蘸漆麻布以為胎。復施重漆，巧工精雕，敷彩添色，最後割開背面取出木蕊泥坯，只餘薄麻漆層，脫胎成像。較之石雕，夾紵顯然輕巧，可制於城鎮內之專門作坊，再運送至各地，也適用於巡遊儀式中作行像，甚至渡海赴日。以此繁複漆藝製成之唐代造像，珍稀罕見。夾紵漆塑製作艱鉅，大費周章，製作數量受限，加上乾漆纖巧，儲存非易，如今事隔千年，碩果僅存，難能可貴。坂本氏藏夾紵乾漆佛首，應為現知最為相近之例，曾展出於《開館特別出品「精品選集」》，九州島國立博物館，福岡，2005年，編號30，後於2013年10月8日香港蘇富比售出，編號120（圖一）；此外，著錄可見另一尊私人收藏乾漆菩薩頭像，尺寸相當（約50公分），雖應與本品出處相異，風格則近類，佛面祥靜自然，細節精巧，髮髻柔垂，較之清瘦。
傳世唐代夾紵塑像，另有六例，各具風華，但與本品相較，論氣勢規模，無有及其浩者（現存最大佛坐像，96.5公分），論精神氣韻，亦無有能與之媲美者，尤其眉目神情，精妙非凡。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著名夾紵坐佛，尺寸最大，刊載於《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卷4，東京，1997年，圖版132；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存相類坐佛，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作例（頁809）同錄於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東京，1995年，卷3，頁810。山中商會舊藏半身佛像，現時下落未明，刊於 Osvald Sirén，《Chinese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倫敦，1925年，版549；還有一件半身佛像，現藏西雅圖藝術博物館（館藏編號57.71），原屬 Eugene Fuller 紀念收藏。上述諸佛塑像，造形相近，彷似有所關連，反觀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藏菩薩坐像與曼舞天女（館藏編號1983.86、1953.356），風格則截然不同。
李雪曼，〈A Chinese Lacquer Sculpture〉，《Bulletin of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卷43，第1期，1956年1月，頁6-9，討論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藏天女，提及部分前述造像，並舉了一些年代較晚之例，如John D. Rockefeller Jr 藏羅漢像，未必為唐代漆作，相關著錄似乎僅見李氏一文。Siren 曾於著作刊錄巴爾的摩華特斯美術館藏坐佛之圖（館藏編號25.9），木胎表面覆以布料漆層，有說乃上述夾紵脫胎塑像之雛本。
此件菩薩首呈現成熟唐代雕塑風格，近似山西太原市郊天龍山石窟石雕菩薩，如東京根津美術館藏品，與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品；參考展覽圖錄《中國の石仏 : 荘厳なる祈り》，大阪市立美術館，大阪，1995年，編號67；及 Alan Priest，《Chinese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紐約，1944年，圖版 LXXXIV。並比較一件木雕造像，年代略晚然造形類同，現藏遼寧省博物館，載於《中國美術全集》，前述出處，圖版68。
資訊來源：蘇富比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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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尊碩大壯觀的乾漆夾苧菩薩頭像是唐代(公元618年—907年)雕塑藝術的巔峰之作。頭像之莊嚴宏偉攝人心魄，與此同時又透過細膩的臉部刻畫傳達慈悲之情和靜思之美。作為主要在六至八世紀短暫使用過的乾漆夾苧技術極其罕見的倖存者，頭像更是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僅有一小組製作於隋唐時期的乾漆造像傳承至今，也正是在那個時代,這一技術傳到了日本和朝鮮。作為雕塑工藝的一種, 乾漆夾苧耗時費力,材料昂貴,並且只能由一個技藝高超且高度專業化的工匠團隊才能完成。 大展圖冊，王嘉慧專文《漆之悟：解讀一尊唐代乾漆夾苧菩薩頭像》將首先探討這尊菩薩頭像和另兩尊極其類似的大型頭像的聯絡，其次會將它與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曾經展出和研究過的一組佛像進行比較。將對比這兩組唐代乾漆頭像和全身像的收藏史、外觀形態和製造方法(在資料允許的情況下)，最終作出對它們的精確斷代以及推演出它們的創作背景。 中國乾漆佛像的文獻證據／做工繁複的乾漆技術在中國似乎早在東晉時期(公元317年—420年)就存在。到了公元五、六世紀,它便服務於新傳入的佛教信仰,被運用到佛像的製作上。這方面的文獻資料非常稀少,S.F.Moran在他關於日本乾漆造像的文章中引用了幾處。其中 A.C.Soper的《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文獻資料》(1959年出版於阿斯科納)聚焦唐以前的資料,「有八處及晉經北齊到北周的乾漆造像」。Soper也到在唐代,人們曾用乾漆造像替換公元六世紀的陶像。《大唐展：陶器、銀器與雕塑》展覽中的菩薩頭像是唐代乾漆夾苧藝術的重要存世作品。它是一組三尊在風格上極其接近，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作坊，並在同一處供奉的的巨幅頭像中的一尊。弗利爾美術館對四尊公元六至八世紀的乾漆佛像做了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和菩薩頭像緊密聯絡的佛祖頭像，由此梳理出乾漆藝術從隋代到盛唐的發展歷程。從風格上講，這尊頭像 (以及和它同屬一組的另兩尊)代表了八世紀盛唐造像向著更加飽滿和立體化造型的發展。它是見證一個歷經幾世紀不改，在技藝上登峰造極，卻在唐代以後幾近消亡的雕塑傳統的罕見倖存者。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和與類似日本乾漆造像的比對，我們可以推斷出這尊工藝繁複、耗資巨大的頭像應當是由唐代社會的最高層精英出資，由組織精良的寺廟作坊製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