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文化報
原標題：“今注本二十四史”的人文思考
“二十四史”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明代滅亡的歷史，如同百科全書，反映了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古今之流變，涵蓋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向讀者展現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歷史畫卷。
1994年，中華文化促進會啟動了“今注本二十四史”（簡稱“今注本”）編纂出版工程。然而，因工程浩大，經費籌措幾度陷入困頓，一路風風雨雨，跌宕起伏，可謂萬事曲成。經300多位歷史學家鍥而不捨，終於出版了《今注本三國志》《今注本宋書》《今注本南齊書》等13部史書。餘下的書稿，將在2024年底前全部出版。
“今注本”總字數近1.3億，集思想性、歷史性、綜合性、研究性於一身，成為人們研究和了解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橋樑。這部鴻篇鉅製的出版，引起人們對一些歷史、文化問題作更深入的思考。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國，只有中國沒有像其他古代文明“失落”在歷史深處，是唯一一個沒有出現斷層的文化實體。沒有中斷的連續性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特點。
慎終追遠、以史為鑑是中華文化的特質。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之所以能碩果僅存，與中華民族始終重視歷史、重視歷史記述有直接的關係。《易傳》有言：“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即透過學習歷史加強自己的品德修養，培養自己的器識。我國從夏朝起，即有專門的史官，他們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歷史學家。此後官方和民間的歷史學家，代有傳人，星光熠熠。“後朝修前朝史”，在歷史的演變中，約定俗成為“興亡繼絕”的傳統。可見，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史學如一條紅線貫穿始終。史學是文明的載體，史學沒有中斷，文明就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中華民族深知“守其根”的重要性。清代學者龔自珍研究歷史時講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歷史是一個民族、國家賴以存在的核心文化力。歷史的記述起著承載民族歷史記憶、建構民族文化認同的作用。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支撐點，不是金錢和權力，而是他們所擁有的歷史文化。想要一個國家滅亡，就要先讓這個國家沒有歷史文化支撐。人唯其所愛而奮鬥犧牲，而凡其所愛，必其所知，因此，所愛的前提和基礎是認識和了解，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一個不懂自己國家民族文化的人，熱愛祖國、民族自尊、文化自信便無從談起。
中國人信仰歷史，而非宗教。究其文化根源，重視的不是神，而是歷史舞臺上的人，無論是居於廟堂之高的帝王將相，還是處於江湖之遠的販夫走卒。歷史是人創造的，是先人創造的。所以中國人以歷史為本，本質上體現了“遠神近人”的人本信仰。早在上古時代，人們認為，天道很遠，人很近，所以神和天的世界不用否定也不用太關心，要把精神關注在人世和人文。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想，不同於以宗教為其標誌的文明。在宗教文明下，困惑時往往求助神，而中國則崇拜祖宗。
與西方文化相比，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其重要的文化特徵。由此，我們也可從中窺見中國文化的深層肌理，那就是不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道德的自覺和自律，強調人的主體性、獨立性、能動性。
學習歷史，固然可使人“發思古之幽情”，對民族的歷史懷有“溫情和敬意”，更重要的是追求“鑑”之智慧。近代以來，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備受欺凌的國家，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靠的是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培育了這些優秀品格。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如同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所言，與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國歷史文化歷久不衰、綿延不絕，其悠久、無間斷的歷史與詳密豐富的史學，就是我們的個性、特殊性的一大表現。中國文化特色和歷史特色，是中國特色的題中之義和必然要求。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一定是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的。離開了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滋養的現代化，就難以稱為具有中國特色了。
世局如棋，千變萬化，但人性的善良與醜惡，亙古不變。今人面臨的境遇，與古人面臨的境遇，雖表現形式不同，實質上有相似之處，所以有“歷史何其相似乃爾”的名言傳世。古人處理困境、應對變局的成敗得失，都可以為我們所借鑑。“善者固吾師，不善者亦吾師。”（王陽明語）從挫折和失敗中吸取教訓更為深刻，從而可以避免錯誤一犯再犯。
對於如何“以史為鑑”，我們的先人有很好的論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孟子）。歷史事件，不管有多麼威武雄壯，終會有偃旗息鼓的一日。歷史人物，不管多麼叱吒風雲，也終會有壽終正寢的時刻。但歷史事件和人物所蘊含或體現的精神，具有超越時空的生命力，仍會影響當今與未來。神者，伸也，能伸展，能再創。神性，值得人們再記憶、再經驗、再創造，具有生命力，是歷史留給後人的精神資產。
《易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人文關懷，這些都不是一招一式有形的東西，但對一切事物起著主導的、根本性的決定作用。所以，“以史為鑑”並不只是為了掌握歷史知識，而是要把握文化精神，也就是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所倡導的“抽象繼承”。被馬克思、恩格斯譽為“英國唯物主義的真正始祖”的弗蘭西斯·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毛澤東同志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也強調“讀歷史是智慧的事”。
中國傳統文化最核心的概念，就一個字——“道”。在中國文化史上，老子是第一個對“道”作深入研究的學者。“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的這一句話，顯示了儒家對道追求的熱情。聞道，是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標。對中國文化而言，唯有與“道”為一，才能達到智慧之境。
古人說：鹽化於水，鹽已無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鹽在。如果歷史是一條大河，哲學科學所談的“道”就是溶於水的鹽，不必有形，不必可見，卻始終存在，且無所不在。道是抽象的，飲者知鹹，卻不辨何者為鹽，何者為水。我們要化隱為顯，從歷史的事件和人物身上把“道”抽繹出來，好比從鹽水中把鹽提煉出來。
中華文化歷經劫難，終能復興，一個“時”字值得深思。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彖傳》多處強調“時大矣哉”！《隨卦·彖》更宣稱：“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哉。”天下萬事萬物皆隨時變化，人必須務實活在當下，這種智慧太重要了。
《周易》雖被尊為五經之首，但我們祖先很偉大，在總括易道時不忘提醒人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經典的可貴之處，不是金科玉律，不是教條，而在於啟發靈感和創意。要根據時間、地點和條件變化來處理問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與時俱進。司馬遷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在這裡，“緄”與“混”通，混淆的意思。這是說，借鑑歷史經驗固然重要，但不宜簡單機械照搬，因為“古”與“今”“未必盡同”，時間不同，其他要素也隨之變化了。以成就功業作為原則，“古”“今”怎可混淆不分？
當然，史學研究只能不斷地逼近歷史原貌，任何史書不可能百分之百復原歷史真相。史學是對過往事件和人物的記載，但史學家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擺脫其所處時代和自己立場的影響，而記載也是詮釋，且任何解釋都有主觀成分，即創意或想象。錢鍾書先生對此有精闢的評論：“史家追求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管錐編》）。
偉大如司馬遷也不能例外。魯迅先生曾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來讚揚《史記》，就暗含著司馬遷使用了文學渲染的手法，使歷史變得並不實在。孔子早就說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飾過度就成“史”了。
錢穆先生在其《國史大綱》扉頁上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國家，凡是“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著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和敬意”的人數越多，則這個國家向前發展之希望越大。當然，中華文明不是獨立於世存在的，切不可“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莊子），所以除了具有“思接千載”深邃的歷史眼光，還應有“視通萬里”放眼世界的視野。（金堅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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