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黨內無爭議，因病未參加開國大典，46歲病逝，周恩來淚目

周恩來，共和國最主要的締造者之一，新中國總理；任弼時，中共中央五大書記處秘書長，有大功於祖國和人民的偉大共產黨員，更被人稱之為“黨內無爭議之人”。

這兩位偉大人物年輕時代就主義相投，並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風雨同舟30多年，結下了比海還深的革命友誼。

然而當任弼時同志的生命走到最後的時候，他卻對妻子陳琮英表示不願意見周恩來，致使周恩來為此抱憾終身，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他們二人之間也有我們所不知道的隔閡麼？

顯然要揭開這段陳年舊事，就不得不聚焦於任弼時同志的生平。

本篇文章筆者將透過描繪任弼時奮鬥的一生，帶領大家再一次認識我黨這個最能挑重任的“駱駝”，揭開他與周恩來之間不為人知的往事。

1904年，任弼時生在湖南汨羅一個普通教員家裡。出生這一年，周恩來、劉少奇已經6歲，毛澤東11歲，而朱德則18歲。顯然，任弼時是後來五大書記中最年輕的一員。

汨羅距離毛澤東的出生地韶山沖僅100多公里，五大書記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俱為湖南所出，這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一件事。

傳聞任弼時從小就比一般的孩子聰明，在大多數人正準備讀高中的時候，年僅16歲的任弼時就完成了高中學業，準備讀大學。

高中年代，任弼時就展現出了一顆拳拳的愛國之心，對當時祖國青年所應該肩挑的使命與責任清楚無比，他的思想與覺悟都遠高於旁人。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任弼時積極地參與其中，並組織領導了學生遊行示威工作，表現極其出色，引起了當時湖南共青團的注意。

1920年任弼時高中畢業，在父親任思度的影響下，他的第一志願原本是赴法勤工儉學，同時尋找民族崛起與自救的道路。

當時旅法勤工儉學是由李石曾與蔡元培等在法國時所創，旨在幫助中國有志於為民族崛起而讀書的青年透過該組織赴法留學。

然而，當時任弼時父親在重病之中，任家經濟捉襟見肘，任弼時連基本的路費與生活用度都拿不出，因此赴法留學只得灑淚放棄。

在赴法勤工儉學之路以失敗告終之後，任弼時並未放棄他的留學初衷，他為中華民族崛起而讀書的決心無比堅定。

眾所周知，毛澤東尤為關注湖南家鄉有志青年的發展，因此任弼時的情況，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並把他邀請加入到了俄羅斯研究會。

透過該會一段時間的考察，任弼時便以極高地覺悟與出色的表現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在1921年被推薦到蘇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

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是蘇維埃為全世界範圍內培養優秀共產黨員與革命幹部而專門設立的大學，其本質上是一所比黃埔軍校影響力更加巨大的“軍官學校”。

當時任弼時年僅17歲，便被選派進入此大學，足見當時我黨對其的重視。同時期與其一同前行的還有劉少奇。

1922年，任弼時於東方勞動者大學，正式被我黨培養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任弼時在東方勞動者大學這段留學履歷對其政治生涯來說，無比重要。因為他不僅是同批赴東方勞動者大學極少數完成了全部學業學生中的一員，更是受共產主義栽培，學習完了全部馬列主義理論的一員。這在我黨是鳳毛麟角，無比重要的。

1924年秋，年僅20歲的任弼時學成歸來，便被我黨委以重任，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一職。

當時國共兩黨摩擦不斷，國民黨人漸漸展示出了對我黨的排擠與殘暴鎮壓意圖。針對於國民黨對我的一系列反動措施，我黨是反抗還是順從，當時是存在比較大爭議的。

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陳獨秀先生當時認為：我黨攏共也沒有幾條槍，索性都交出去，堵住悠悠眾口。

然而當時黨內不少有遠見卓識的黨員卻對這一意見持反對態度，如毛澤東據國內的革命形勢充分分析認為：

槍一條也不能交，交了槍，我們將成為別人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從當前的革命形勢來看，只有槍桿子裡面才能出政權。

毛澤東的發言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一大批人支援，也引起了當時陳獨秀的抨擊與反對。

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聲望還是比較小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人微言輕。但關鍵時刻，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的任弼時卻站了出來力挺毛澤東的主張，並奮筆疾書一封措辭十分犀利地向陳獨秀表決心，惹得陳大為惱怒，當面將其意見書撕碎。

由此可見，年輕時代，毛澤東與任弼時純潔的革命友誼，大概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建立起來的。他們惺惺相惜，又互鳴不平，相互支援。

後來國共關係破裂，黨內高層更加意識到了任弼時當初擁護毛澤東主張的真知灼見，於是將其選為政治局委員。

在蔣介石一手醞釀的白色恐怖時期，我黨只能蟄伏進行革命工作。這段時間的革命領導與組織工作，是最危險，最艱辛的。

從1927年4月12日至15日，我黨有近300人被屠殺，500人被捕，5000多地方同志失蹤。這段時間，任弼時不畏艱險，奮鬥在第一線，組織領導我黨的革命工作。

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書記尹寬推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給安徽的組織與同志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

9月，任弼時被中央委以特派員的身份巡視安徽黨建工作。15日，任弼時與徐厚昌在往蕪湖城西北的香油寺參加當地團的會議的路上，由於叛徒告發，被國民黨拘捕。

慶幸的是，由於當時我黨對高層人員的出色保密工作，使得大多數地方國民黨只聞任弼時其名而不知其人。在拘捕了任弼時同志後，國民黨人對其身份稀裡糊塗。這便為任弼時自救提供了條件。

國民黨人兇巴巴地逼問道：“你是幹什麼的？到香油寺幹什麼？把你組織反動工作的過程通通招出來，否則要你好看！”

任弼時一聽，當下便分析這些人並不認識自己，於是腦海裡迅速給自己偽裝了一個身份機智地回應道：“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是到蕪湖來做文紙生意的。我打小喜歡看《三國演義》，尤其對裡面的大小二喬心生嚮往，我聽說小喬墓就建在香油寺，於是便想著來探個究竟。”

說完，任弼時又故作正氣地大聲道：“你們說我犯了什麼法就把我抓來？我還要給老闆做生意呢，老闆找不到我該怎麼辦？！”

這一下，敵人也有點迷糊了。但是他們一貫是堅信屈打成招那一套，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取來了踩槓與鞭棍威脅任弼時。

面對此情此景，任弼時臨危不懼並義正言辭地道：“你們這夥土匪流氓，就是踩死我，我也沒什麼可供的。”

於是，敵人對任弼時施以極其殘忍的刑訊逼供，然而任弼時卻始終咬緊牙關，一個字都沒蹦出來。打到最後，敵人也累了，認為任弼時或許真的只是個年輕的遊客。否則他還那麼年輕，怎麼可能有那麼堅強的意志呢？

敵人最終迫於無奈，只能準備把任弼時押到安慶關押審訊。

要不說天無絕人之路，在即將押上去安慶的船上時，任弼時打老遠便瞅見了自己同鄉的小商販彭佑亭。彭佑亭老遠就對他打招呼。彭佑亭是絕對信得過的，兩人交情匪淺。

於是就在靠近彭佑亭時，任弼時急中生智用眼神機警地示意其不要出聲。走到跟前，彭佑亭才發現任弼時被綁著。任弼時故意磕磕絆絆往靠近彭佑亭人多的地方去。人們反應過來後，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把任弼時圍成一圈指指點點。

這時候敵人急了，也擔心出現什麼意外趕緊用警棍揮舞著吆喝道：“去去去，赤腦殼，有什麼好看的？！”

任弼時聽罷故意提高了聲音掙扎著大喊：“老總可莫要亂講，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長沙陳岳雲紙店的夥計……”

一番略帶神神叨叨地辯解聲中，前面的彭佑亭不僅聽出了狀況，順帶連任弼時妻子陳琮英在上海的地址都聽了出來。

彭佑亭心領神會，在半路上便神不知鬼不覺地下了船，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車，按照地址找到了陳琮英，由黨組織出面，展開了對任弼時的救援工作。

1929年2月，在黨組織的積極工作之下，對任弼時的營救工作已經準備就緒。我黨請了進步律師，爭取將任弼時從安慶警備司令部轉到安徽省高等法院立案。安徽省高等法院派專人到長沙，會同長沙公署核對任弼時口供。陳琮英便以長沙陳岳雲紙店老闆身份出面與其一一對供。

由於獄中任弼時同志的保密工作做得極好且身份掩飾得極其成功，我黨對其身份的掩護也得以順利進展。最終法院見口供屬實找不到漏洞，只能宣佈任弼時無罪，並於3月無條件釋放。

從被拘捕到釋放，任弼時飽受了整整一年的牢獄之災與非人待遇。但任憑敵人如何利誘與毆打或逼供，其始終堅守信仰，咬緊牙關，並運用一名共產黨人的智慧，絕妙地抵擋了下來。他的精神與睿智，絕非顧順章之流可比。

任弼時被無罪釋放後，又被任命為湖北省委書記，展開了新的革命工作。

在湖北工作不久後，任弼時又於1929年底被中央委以江蘇宣傳部長一職。

在上海組織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由於敵特從叛徒中搜到了本次大會的地址，任弼時再次被敵人拘捕入獄。在即將被捕前，任弼時已經逃出會議室，但手裡還有幾張檔案尤為致命，於是他趁著敵人不注意，全部吞下了肚。

這一次的牢獄之災於任弼時而言，比上一次更加殘酷，並給他的身體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這一次由於出現在了大會附近，敵人十分確信任弼時的共產黨員身份，因此對其刑訊與拷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任弼時咬緊牙關與之斡旋，敵人無法得到有用的資訊更加惱羞成怒，又找來電椅，用大功率電流對任弼時施以電刑。

然而任弼時就是硬骨頭，逼供到最後，後背都被電流貫穿出了兩個拳頭大的口子，仍舊咬緊牙關稱自己是個做生意的人，是稀裡糊塗被牽扯進去的。

就在任弼時被拷打得生命垂危之際，周恩來組織特科同志巧妙地配合其供詞透過多方斡旋再次將其救出。

任弼時兩次的歷險經歷告訴我們“自助者天助”，只要有功於革命與人民，堅持心中的主義與信仰，我黨從始至終都是不拋棄、不放棄的。

也大概是從這時候開始，周恩來對任弼時大為折服，並與之結下了惺惺相惜的革命友誼。

1931年3月，迫於當時革命形勢的需要，黨中央派任弼時到毛澤東、朱德所領導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任弼時開始走近毛澤東、周恩來與朱德、劉少奇等人，並在後續決定性的偉大轉折時期，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與能量。

遵義會議之後，我黨反思了此前的錯誤路線，當時共產國際方面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與路線認識並不深刻，準備對毛的工作進行有條件的掣肘。

前文筆者已經敘述，任弼時是我黨極少數不僅完成了莫斯科東方大學學業還系統學習完了馬列主義理論，因此深得共產國際的倚重與信任。

而任弼時關鍵時刻的表現，也堪稱力挽狂瀾。在共產國際對毛澤東思想持懷疑態度時，他又第一時間站了出來，為毛澤東據理力爭，並大力宣傳其革命主張與思想，這才使得共產國際對後來遵義會議的結果並未加以掣肘。

1934年8月，任弼時又積極響應毛澤東的長征路線，率領紅六軍團從湘贛突圍開始長征。

長征期間有一次為了躲避敵人的圍追堵截，任弼時後腳剛剛跨過鐵絲網，前腳便被竹籤整個貫穿扎透。原來是敵人早早就佈下的陷阱。

任弼時是見慣了大場面的人，一把將竹籤囫圇拔出就忍著鑽心地疼趕路。

由於長征條件的艱苦，他的腳遲遲沒有得到妥善的治療，很快感染髮炎腫痛得走不了路。迫於醫療條件，醫務員最終只能為其放血治療，大股大股的膿血往外冒，放到最後膿血排清了，可瘀血依舊沒有擠出來。為了一勞永逸與爭取時間，任弼時索性建議醫務員用紗布扭成長條直接穿過腳掌傷口來回地掀拉。

這樣特殊的治療，想想都鑽心地疼，醫務員因不忍看任弼時，只能忍著淚緊緊地低著頭按照任弼時所說的去做。

在一次搶險渡河時，正值寒冬臘月，任弼時的後背原本就有當年被電流擊破的貫穿傷，加之腳掌的嚴重傷口，冰冷的寒氣很快灌入了他的體內。

他的身體因為多年的病痛太弱了，在渡河之後很快就病倒了。

那時候毛澤東、周恩來等聽到任弼時奄奄一息的電報時都十分傷心，就在所有人都以為他的革命旅程走到了盡頭的時候，紅六軍團有電報傳來：

任弼時同志好了……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聞訊手舞足蹈。

這便是偉大的共產黨員任弼時同志之於我黨的意義，這便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純粹的革命感情。他們雖時常自保不暇，卻時刻關心著彼此生命安全。

1935年6月至1936年7月，張國燾在工作中，開始排擠打壓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由於其人多勢眾，我黨的革命工作一時陷入岌岌可危的狀態。

當時毛澤東提出，為了長期的革命形勢需要，紅軍應當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但張國燾則倚仗自己是紅四方面軍的領導擁兵自重，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並企圖率軍南下。

當時雙方爭執不下，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任弼時與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任弼時在朱德那裡瞭解張國燾的狼子野心之後，堅定地跳出來聲稱：我不同意張國燾那一套！

在一次張國燾準備在紅軍內部刊文誹謗毛澤東、周恩來與張聞天等人時，時任宣傳部長的任弼時又一把將其檔案截了下來對部門下指示：不準進行反對中央領導人的宣傳！張國燾送來的材料一律不準下發！

由於任弼時的據理力爭與大力組織支援毛澤東的工作，紅二方面軍得以及時地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我黨得以保留下了絕大多數的革命力量。由此可見，任弼時是有功於我黨，有大功於人民的。

後來因為任弼時工作的出色表現很快便進入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為繼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之後的中央第五位書記，並在大家的一致支援下擔任書記處秘書長一職。

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曾多次稱呼任弼時為我黨的諸葛亮。

他睿智、勤勞，大到軍事佈局，小到鍋碗瓢盆都事必躬親。

葉劍英同志則評價他是我黨最能任勞任怨的“駱駝”，敢挑重任，也能挑重任。

同時，他還是當時延安同志們心裡一致公認的勞動模範與道德楷模。他就是我黨、我軍在延安的一面活旗幟。

可是，與此同時，任弼時同志的身體情況卻一直不樂觀。兩次牢獄之災敵人殘忍的刑訊逼供與拷打，多次負傷，加之每天15個小時以上的工作，使得這位年僅40多歲的共產主義戰士卻已經變得像60多歲那樣滄桑憔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那天，任弼時時年45歲。但當時他的身體極不樂觀，因此毛澤東親自下令：“弼時同志，為你的身體考慮，中央命你休養身體，暫不建議你參加開國大典！”

當時任弼時不僅有各種新傷疊舊傷，因為長期超負荷帶病工作，又衍生出了動脈血管硬化和糖尿病等一系列疾病。

早在延安時期，和他一起住的周恩來就多次勸其注意身體，注意休息，可任弼時同志的內心似乎早早預見了什麼，一直在和生命搶時間，唯恐自己不能多工作。

1949年12月，經過毛澤東的建議，任弼時動身前往蘇聯休養身體，在臨行前周恩來對其苦口婆心地說：“你先養好身體，身體才是革命的本錢啊！”

可是到了第二年5月份，在蘇聯休養的任弼時同志就耐不住操心的性子向中央向毛主席打報告，請求回國參加工作。

在其多方請求之下，毛澤東只得允諾並批示：同意任弼時同志試做工作，每日不超4個小時！

但任弼時這位我黨的“駱駝”，工作起來又怎麼止4個小時？

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身為領導人，工作幾乎是幹不完的。他的家人曾勸他要注意休息，注意毛主席的指示，他總會先惱怒地訓斥，然後又黯然神傷地說：“我知道自己活不長，所以才要為新中國更多做一點工作……”

說的話令家人聽了傷心不已。

沒多久，任弼時又病倒了，然後沒多久又好了，病情反反覆覆。

當時任弼時的病情幾乎牽動著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敏感的神經，大家對他十分關切。其中只有與他曾同住一個屋簷下的周恩來最為了解，哪裡有什麼病好了，那都是他強撐著工作的緣故。

1950年10月，我志願軍抗美援朝前，周恩來在準備動身前往蘇聯，就抗美援朝與蘇聯展開討論與佈局時，特意趕到301醫院來看任弼時。

遺憾的是，當時任弼時剛剛被推進手術室。周恩來則拿了任弼時的體檢報告對陳琮英說：“琮英你放心，這一次去蘇聯，我一定會帶回最佳的治療方案，治好弼時的病。你不要太擔心了，請弼時同志務必為黨、為國家、為毛主席保重身體。”

陳琮英含淚應允，然後便目送著周恩來面帶愁緒地離開。

任弼時出來後，陳琮英說：“恩來來過了，他帶著你的病情報告去了蘇聯，說一定會治好你的病。他託我轉告你，你一定要為黨、為國家、為毛主席保重身體。”

任弼時聽後長吁了一口氣。這位從不曾氣餒的共和國偉大領導者終於以極衰弱的語氣與神態道：“我的身體，我知道。我知道他要來，我不願意讓他看到我現在的樣子，什麼也做不了。”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同志走完了其偉大而傳奇的一生，年僅46歲。

當時遠在蘇聯的周恩來收到了任弼時同志去世的噩耗，悲難自抑，號啕大哭。

……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這便是任弼時同志為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一生。

縱觀其一生，任弼時幾乎沒有任何爭議，正如葉劍英所言，他就是“駱駝”，勤勞的“駱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