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應該能注意到，就是11月16日的中美首腦會晤當天有一句“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興”，這個老朋友說的是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很多人也許會感到驚訝，拜登為什麼是我們的老朋友？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拜登在擔任總統之前實際上前後有4次訪問中國，分別是在1979年、2001年、2011年、2013年，雖然說中國社會輿論對拜登的評價並不高。
甚至認為他還不如特朗普，但實際情況要比這更加複雜，而拜登作為美國的建制派總統也天然地受到中國的歡迎，因為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人憧憬回到過去那個所謂“正常的中美關係”。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建制派雖然仍然與中國存在部分矛盾，但實際上他們上臺對中國的威脅是不如特朗普的。
並且對於美國社會而言，建制派才是真正代表著未來的。儘管特朗普擁有一個極其穩固的基本盤，並且其政策也卓爾有效，但實際上損害也是不小的，甚至某種程度上會否定美國自二戰結束之後社會人文的一切發展成果。
如果說中美之間真的存在和平共存、共同繁榮的可能性，那麼這種可能性只有在美國的民主黨建制派在臺上時才可能實現。
否則的話讓特朗普以及其代表的美國共和黨上臺，那麼中美關係的合作性還剩下多少就值得懷疑了。
對於今天的美國而言，是否衰落，美國能否走向真正的未來，能否完成國族建構，這些都取決於他們自己了，其實與中國的關係不大。
雖然特朗普在臺上的時候將一切錯誤歸結到中國身上，但這種歸因本身也是錯的，就算打倒了中國，幾十年美國現在的問題也仍然會繼續發酵。
問題出在哪呢？
這涉及到一個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表面上看是“因信稱義”與“因行稱義”的區別，但深層次其實是社會發展水平的區別。
西方社會存在一個根深蒂固，幾千年都沒有解決的頑疾，可以稱為“人籍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一個人的人權是怎麼來的？何種情況下可以剝奪其人權？
這個問題牽扯到整個社會的一切。比如說，當一個由許多人構成的組織內部出現分歧的時候，該怎麼辦？當組織的分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意見上的分裂將勢必帶來行動上的分裂，組織將失去協調行動的能力。
這種情況下要如何讓組織恢復運作？其實在2000年前多年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完全解決了。
儒家思想給出了一個答案：一個人的人權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被剝奪，所以我們提倡“求同存異”。而西方傳統上的邏輯是大為不同的，走的是另一條更加原始的路線：消滅異見者。
這在很多問題上都有體現，比如說中世紀時期歐洲的教會以及基督教國家可以合法地燒死異教徒，但在地球另一邊的中國，宗教從來就沒有掀起過什麼風浪，以宗教為基礎去剝奪他人人權並對其進行處置的行為是不可想象的。
有人說在中國，儒家思想替代了宗教的地位，但實際情況比這更復雜，因為這中間就涉及到“人籍問題”。在組織內消滅異見者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要讓沒有這一行為非直接相關的其他人接受這個做法。
否則的話消滅異見者的行為將導致更多人對組織產生質疑，結果就是消滅了一個異見者，冒出來兩個異見者，最終組織內部的不同聲音越來越多，組織徹底瓦解。
而要統一多數人意見，並且消滅少數存在極端矛盾的異見者，就需要在此之前剝奪異見者們的人權，也就是說將其進行批判，進行“定罪”。
類比到今天的司法體系，就是法官對犯人進行定罪並作出判決，在此之後才能對犯人進行處置。人籍問題的根本，就在於進行這種定罪的門檻在哪裡？權力在誰手中？
在蠻荒時代，秩序尚未建立的時候，定罪沒有門檻，相互指責即可完成定罪，每個人都擁有定罪的權利，只是說他人是否認同取決於他人的看法。
在社會漫長髮展的過程中，所有社會都經歷了一個“將定罪權集中”的過程。在中國，儒家思想提出了“忠孝仁義”等概念組成的一整套道德標準。
而定罪權則被道德標準嚴格限制，有違這一套道德標準的人會被定罪。而在西方，沒有哪一個大思想家提出過類似的概念，很長一段時間裡“定罪權”是分散且靈活存在與社會大範圍內的。
所以後來基督教、伊斯蘭教出現在西方世界的合理性就體現了出來，有違基督教教義者將被視為異教徒並進行定罪，在這個時候，教會拿走了定罪權。
這種做法是否荒謬其實並不重要，但將定罪權集中並且以一套標註為指導執行，這本身相比起定罪權四散於整個社會，所有人無止境地內鬥而言，已經是一種巨大的進步。
但實際上這種解決辦法相比起中國社會的而言是極為落後的，因為定罪權被完全地集中在了少數人，也就是宗教人士手中，而宗教人士們則與掌握權力的少數人狼狽為奸，控制了整個社會。
中世紀乃至於到近代，歐洲很多國家在王位繼承上都有“長子做國王，次子做主教”的習俗，這就是很直接的體現，在這個體系中國王一方面代表了精英階層，另一方面代表了國家執行的暴力力量，而主教代表了社會價值觀，以及定罪權。
這與在中國的情況是不同的，因為在中國，定罪權被集中在了儒家思想為代表的社會主流價值觀手中，所有人其實都對此有解釋權，定罪權同樣是廣泛分散於社會，但標準卻高度統一，比如說大家都認可欠債還錢殺人償命。
於是，在中國社會，沒有人能夠隨意地為他人定罪，除非被定罪者自己作出了嚴重有違規則的事情；而在西方，僅僅是被指認為異教徒，就已經足夠被送上絞刑架了。
這種社會思潮與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異，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相比歐洲實際上更低一些的土地承載力，卻在歷史上幾乎所有時期保持著比歐洲更多的人口？
因為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更加包容的階段，社會內部的鬥爭激烈程度相比西方很低，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傾軋雖然仍然存在，但更多地被限制在一個良性競爭的範圍內。
相比西方那種動不動就互相指責異教徒、開除人籍，剝奪人權，並用暴力隨意處置的做法，中國社會已經是非常太平了。
所以說到這裡，就能理解為什麼西方人如此驕傲於他們口中的“民主”、“自由”。實際上，“民主”與“自由”，在中國人與西方人眼中是完全不同的意義。
在我們看來，這不過是一個口號、價值觀，但在西方人看來，這幾乎是他們確保自己不被他人剝奪人權的保障。現在回過頭看，為什麼特朗普會說“即使我在第五大道開槍殺人也不會影響支援率”。
因為他這樣有權力的人，是真的可以為所欲為的。所以相比起特朗普與共和黨這些在文化思潮、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各個方面都更加保守的勢力，拜登與其代表的民主黨確實對中國威脅更小。
儘管他們嘴上說的民主、自由並不是我們理解的那些真正的民主與自由。但是，如果說美國社會最終仍然選擇了特朗普，他們的國運也就到此為止了，因為這等同於否認了自1945年之後將近80年時間美國社會文化與思想發展的一切成果。
美國在整個西方社會的領導者地位也將不復存在，其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將一落千丈，在所有人眼中變成第二個法西斯的納粹德國。
當然所有人都希望他們能夠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樣才不會把全世界拉入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最終從表面的民主一步步邁向真正的民主，但這個選擇是他們自己來做的，我們沒辦法干預。
而對於中國來說，我們面臨的威脅也同樣不小，相比起外部的安全威脅，內部的要更加嚴重。現在沒有人會對2020年代的中國經濟發展給予多麼高的期待。
或者說，可能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國家的未來非常光明，但不會認為自己的前途有多麼好。202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增速很可能會進一步降低，而對於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已經將經濟發展增速作為一切衡量標準。
乃至於將其作為“絕對價值評判標準”的中國而言，經濟發展放緩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是極為嚴重的，只不過是現在才剛剛開始，很多人還沒有覺得特別肉疼罷了。
試想下吧，當我們對建國以後幾十年的歷史，根據經濟發展速度對改開前後給予截然不同評價的同時，我們也在塑造著一種新的價值觀：無論國家是否富強、無論民生好壞，經濟發展放緩就是原罪。
其實真要說起來，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發展成果，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優秀國民性的直接體現，沒有哪一個國家擁有如此勤勞、樸實的人民。
我們的工人日以繼夜地工作，拿著並不高的報酬，農民工從內地的老家來到沿海城市，為國家的經濟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但最終他們中沒有多少人能夠留在自己奉獻了青春的地方，但即使如此他們也任勞任怨。
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工業化發展一直都依靠農業剪刀差積累資本，但我們的農民卻一直記得國家的好，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知識分子看來也許是平庸、愚昧的，但他們確實是為了國家的發展奉獻了一切，甚至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但這些東西在未來將不復存在，國際化的過程本身也在改變著中國社會，我們優秀的國民性正在被湧入的各種新事物給衝抵掉，新一代的年輕人再也不可能像前輩們那樣任勞任怨、無怨無悔了。
並且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施行，新一代年輕人的人口數量相比50、60、70後那三代人要少許多，為改開後前三四十年國家經濟發展作奉獻的一代人正在逐步退出勞動市場，逐步走入墓地。
而在此之後我們過去引以為傲的人口紅利將不復存在，未來二十年中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將越來越嚴重。君子之澤，三世而衰，五世而斬。簡單地根據現狀評估未來是大多數人的一貫做法。
但這樣得出的判斷並不可靠，沒有人能保證，過去四十年的發展經驗真的能作為未來發展的指導思想。我們在一段時間內曾鼓吹“素質教育”，搞得好像只要人口質量不要人口數量一樣。
但數量同樣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於近代將近兩百年以來經歷了許多磨難的中國而言，如果我們沒有龐大的人口與廣袤的領土，我們應該是撐不到今天的。
過去的四十年時間，全世界都低估了中國，也包括我們自己，最終取得了巨大發展成果的中國正在成為西方學者們爭相研究的物件。
他們驚訝於：一個已經事實上處於秩序邊緣極度落後的國家憑什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重回國際秩序的中心；未來不會有人再低估中國了，這是一個好訊息，也是一個壞訊息。
好在我們不會自我懷疑，而壞在我們的敵人不會再犯下自大的錯誤。現在中國真的擺脫外部安全威脅了嗎？其實不盡然，看上去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已經比較安全，但其實仍然是暗藏殺機的。
因為中國是東亞世界的中心，各種意義上，對於西方殖民者而言，只有在徹底打倒中國之後，他們對現在東亞世界實質上的殖民統治才稱得上穩固。
否則的話他們會一直擔心，崛起的中國重建起東亞世界的新秩序，將他們的殖民地變成自己的盟國。這就意味著，就算我們自己沒有那麼多想法，但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就必然會面對來自西方整體性的警惕甚至於敵視。
沒有那麼多原因，只因為我們是一個統一的擁有十多億人口與廣袤領土以及穩定秩序，強大組織力的國家。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中國是非常弱小的。
但1945年戰爭結束，我們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卻幾乎是“天上掉下來”一樣佔據了一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那個時候朝鮮戰爭還沒有爆發，代表中國形象的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表現糟糕。
被後勤薄弱且兵員素質已經極其低下的日軍在1944年大敗於河南、湖南、廣西三地。但即使如此，我們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這是根深蒂固難以改變的地位。
今天的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未知階段，再也沒有哪個國家能給我們提供先例作參考了。如果說未來我們無法維持住現有的發展勢頭，那麼三四十年後我們會發現過去二十年的發展成果都不過是迴光返照，最後的掙扎。
而能夠決定我們命運的，只有我們自己，歷史上的中國曾經逃避過作為東亞世界領導者的職責，拒絕抵抗西方的殖民入侵，並在近代變成了西方殖民的目標，這一次中國絕對不能逃避這份責任。
過去的十年我們已經走出了邁向秩序中心的一步，我們沒有後退的空間，因為一旦後退就只會後退到1997年那一步。所以，肅清內部敵人，為未來的發展找到新的增量，以我們自己為中心，將整個東亞整合起來。
這是中國未來的命運，趁整個西方還沒動員起來，趁美國內部還忙於政治鬥爭，歐盟還處於分裂，2020年代的這種禮樂崩壞、秩序混亂的國際局面是中國最好的戰略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