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許。
這兩天，各大媒體平臺，刷屏的是人口增長率問題。
202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是創歷史新低的0.852%，首次跌破1%！
這導致了同期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僅為0.145%，即全國人口僅比2019年淨增了204萬。
而2019年增量還高達467萬，2018年增量為530萬。
這讓老許想起疫情剛發生的時候在朋友圈廣為流傳的一個笑話：
疫情宅家六個月，年輕男女啥事也不能幹，只能宅家生娃，所以在2020年-2021年將迎來懷孕和生娃高峰。
然而實際情況是，這屆年輕人宅在家裡什麼都造，就是不造人。
同時，這兩年的出生率很有可能會進一步下跌，甚至出現負出生率。因為，2020年的結婚人數，也是2003年以來的新低。
2003年有什麼？非典。
2020-2021年有什麼？新冠。
疫情期間，不僅沒有檔期結婚，而且即使結婚辦酒，還要冒著聚眾傳播疫情的風險，這個責任誰也不敢擔。
沒人結婚，第二年，第三年就沒有寶寶出生，這個道理很簡單。
難道真都指望著80後生三胎呢？
於是，在2021年，“背鍋俠”終於出現了 —— 教培行業。
加劇內卷，降低年輕人生育慾望，無效競爭，等等大帽子紛紛往教培行業腦袋上扣。
但“低出生率”這口大鍋，教培行業真的能背得起嗎？
01
教培實際上對媽媽帶娃有一定“減負”作用
沒有了教培行業，帶娃是變累了還是變輕鬆了？
我相信大部分媽媽和少部分爸爸心中會有一筆賬。
帶娃成本高，其實分兩塊，一塊是財務成本，另一塊是時間成本。
在這背後的，是中國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高達73%的工作參與率（總體在60%多，城市女性工作比更高）。
這也意味著，中國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普遍是雙職工家庭，相信這也符合大家身邊平時的情況和感受。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女性在忙碌了一週之後，帶娃的壓力實際非常大。
同時，還不要忘了中國目前比較高的加班率。
如果沒有老一輩的幫忙，一個加班到家本已十分疲憊的母親，面對全天候帶娃，甚至帶雙娃的週末其實是有點絕望的。
我跟很多家長交流過，當然，送娃來上培訓班的家長大部分是女性居多。
她們的心聲是，真的需要一個靠譜的地方，把娃放上半天，讓他們可以有時間去做個美甲，跟閨蜜逛逛，或者單純地躺著放鬆下。
總結一下，我一直認為，3-18歲的課外輔導需求其實有兩個底部需求：
1. 對於3-12歲的孩子來說，一旦完全讓他們自由活動，第一擔心安全，第二怕學壞，尤其完全沉溺電子產品，畢竟孩子年紀小，自理能力和自治能力差。但如果週末和晚上都要母親全天候陪伴，那母親得“瘋”。
2. 對於13-18歲的孩子來說，由於中高考的選拔和分流制度客觀存在，國家作為整體可以期望普高和職高的55分流，而家長作為個體的確很難完全理解和接受。
簡單來說，就是小娃的“看管需求”和大娃的“補習需求”。
這兩個需求是客觀存在的，在培訓班逐漸被壓減的同時，我身邊的一些女性家長，非但沒覺得減負了，反而顯而易見地更加焦慮。
至於提高爸爸帶娃的參與度，嗯，懂得都懂。
那段子怎麼說來著的？
上聯是，有危險的時候爸爸最安全；
下聯是，很安全的時候爸爸最危險；
橫批，活著就好。
於是，教培機構普遍會發生的對話如下：
爸爸：“學這玩意啥用啊，浪費錢別報！”
媽媽：“不報的話，每週六上午你看娃啊？”
爸爸：“那還是報吧，支付寶還是微信？”
雖然並不是所有的情況，根據我開英語機構五年的經驗，這是在城市家庭中普遍存在的事實。
過多的教育培訓，加重了帶娃的財務成本；但是消失的優質教育培訓，會加重帶娃的時間成本。
咱中國女性雖然能頂半邊天，但也不能個個都週中幹好工作，週末帶好兩娃，同時看牢老公吧！
02
取締教培行業對生育率的影響不大
為什麼東亞地區那麼愛補習？
從韓國、日本，到我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即使政治制度存在差異，對於學習的重視，對於補習的看法，相差無幾。
這個的成因非常複雜，主要可能有三點：
1. 自古至今，儒家科舉文化的歷史沉澱。
2. 二戰後，東亞各國和各地區衝刺工業化，導致了社會對數理化和英語人才的需求。
3. 被稱為東亞“怪物房”的東亞各國和各地區的工業出口競爭而造成的內卷。
無論什麼原因，韓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都分別對課外補習進行過不同力度的整頓。
但是從各國的經驗來看，無論對教培業進行何種改革，最後對生育率的影響微乎其微。
其中，韓國整整禁止了明面補習二十年。很多文章都在渲染現在韓國多麼教育內卷，導致出生率多麼低。
但教育內卷和低出生率這二者之間的關係真的有資料來支撐說明嗎？
實際上，在韓國禁止補習的二十年中，生育率並沒有明顯的相關變化。
當然，我國現在進行的教育改革有多重目標。
老許也只是認為，如果社會解讀為直接禁止補習就可以帶來生育率的回升，可能是不太妥當的。
03
去除行業的資本泡沫，但給規範的教培機構留一條活路
老許的觀點很明確：
給一些優質的和規範的教培機構留一條活路，這對實質上降低家長負擔是有好處的。
造成過度內卷的實際上是資本過度湧入的頭部機構。
在新東方，學而思和高途等頭部機構相繼官宣退出中小學課外輔導領域之後，教培行業的虛火已經降溫。
但是目前的整頓，落地到各個地方上，把矛頭全部指向了在教育局註冊的在白名單上的機構。
遇到檢查、疫情和其他問題，先停白名單上的機構，而旁邊的黑作坊反而全年照開。這大大加重了規範機構的經營成本。
甚至於包括很多素質類機構，也受到了禁止廣告、資金強監管等制度的無差別打擊。
我很擔心家長會遇到一個問題：
12月31號之後，新東方、學而思等以及大批白名單機構都停課了，我去哪裡“放娃”呢？
從韓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來看，教培業是絕對不可能完全禁止的，因為現實的需求無法改變。
如果只是“一刀切”式的禁止，反而只會造成灰色地帶的滋生。
對於教培行業整頓的大方向，比如迴歸公立學校教育主陣地和切實減少家長負擔，老許是堅決擁護的。
同時，理性地保留一些優質規範機構，提供適度的課程，也是有益的。
在此，我做三點呼籲：
1. 學科類概念不宜過寬，保留作文、練字、文學欣賞、科學益智、英語口才等學科邊緣專案。
2. 留給規範的學科類和素質類機構適度的合法廣告和地推空間，能夠正常招生維持成本。
3. 資金監管後，留給機構合理運用資金的空間。傳聞中的“一課一消”等制度過於嚴苛。
我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飛機的安全係數只有99.9%，如果要求飛機起飛後100%保證乘客的安全，那一架飛機都無法起飛。
尾聲
教育問題是一個大家都關心的社會問題。
我們本著祖國更加強大，人民更加幸福的初衷，展開有益的探討，也是希望能夠緩解家長的焦慮，真正提升祖國的生育率。
祝願我國的出生率和結婚人數，在疫情結束之後，能夠迎來大幅度回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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