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律師公會17日釋出宣告，強烈譴責一個月內香港有兩個法院分別收到粉末恐嚇信件的事件。

這條新聞不禁讓烏鴉想起一樁舊事。2019年12月8日，香港反對派挾區議會選舉大勝之餘威，捲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一眾暴徒氣焰囂張，向高階法院投擲燃燒瓶，惹得輿論震動。

當時大律師公會面對如此明目張膽攻擊司法機構的舉動，卻是安靜如雞，別說譴責宣告，連句話都沒說。

前倨後恭，令人發笑。

當然，如今已經是香港國安法時代，大律師公會在官媒和政府幾次敲打之後，也準備繡起紅旗，和光同塵。幫法院出出聲，是他們必然要做的事，就是不知道來得及來不及了。

乍一看香港大律師公會這幾個字，大家可能真沒什麼好感，噁心的事情，他們可真是幹了太多了。

2019年7月1日暴徒圍攻立法會，開啟黑暴序幕。大律師公會發表宣告，卻將黑暴橫行歸咎為特區政府沒有答應暴徒的無理要求，暗示“造反有理”。大律師公會的曖昧態度，加上不少公會成員公開支援黑暴，是導致暴力迅速惡化的一大原因。

當出現“火燒活人”、“飛磚殺人”、瘋狂破壞公私財物等暴力事件後，大律師公會繼續保持“可恥的沉默”，變相慫恿。

而當建制派對法院的個別離譜判決稍有微詞，大律師公會卻煞有介事，又是發聲明，又是開記者釋出會，還派出要職登上電視節目，抨擊建制派此舉破壞法治，遺患無窮，好似香港法治馬上要到世界末日一樣。

這雙標狗的嘴臉真是令人作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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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師公會如此頑劣，是有歷史淵源的。早在港英殖民統治時期，英國給香港司法界留下的兩項傳統，沉痾延續至今：

第一，是大律師與事務律師分離；

第二，是大律師公會對執業大律師擁有很強的約束能力。

先從這第一項傳統說起。說了半天大律師，咱現在說說什麼叫大律師。英文中大律師是Barrister，也就是辯護律師的意思，顧名思義，就是要戴假髮上法庭打官司的律師，執業十年且表現優異的話，可以申請成為御用大律師，英文原意為“女王（國王）陛下”的資深法律顧問。香港迴歸後，改稱為資深大律師。

而事務律師原文為Solicitor，他們一般為當事人提供法庭訴訟以外的法律服務，例如草擬檔案，稽核合同之類的工作。

大律師必須是自僱的，須在遠離當事人利益下獨立運作，相信可為當事人提供更加客觀的專業意見，並受“不可拒聘原則”約束，不可無合理原因拒絕委聘。

在香港，事務律師和大律師身份依照英國傳統是分離的，擁有其中一種執照則不能從事另一項工作。

其實這麼一看，大律師三個字中的這個大字來得並不準確，大律師和事務律師都是律師，只是分工不同，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但是，這個大字卻又無比的準確和形象，因為對於香港人來說，大律師真的是一種不一樣的身份。

大律師在香港被俗稱為“大狀”，一旦被人這樣稱呼，立刻就有了不一樣的感覺。出席各種場合時，大律師們都非常願意戴上這個頭銜，甚至遇到警察亮出大狀身份，級別再高的督察警官也會恭恭敬敬地叫上一聲大狀，客客氣氣地處理問題。

再加上大律師是拋頭露面的工種，他們也很容易吸引公眾的目光。電視臺播放的各種律政大戲，更是加深了民眾心目中大狀們維護法治的固定印象。

尤其是那條帥氣的“不可拒聘原則”，更為大律師戴上了光環。這條原則又叫“計程車原則”，是指只要當事人能夠支付報酬，大律師不可以拒絕為當事人辯護。

這條原則來自於1792年的英國，當時著名政治活動家、哲學家托馬斯·潘恩的《人權》引發動盪，英國政府便指控潘恩煽動叛亂。這種“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的事情，沒人敢為潘恩辯護。但托馬斯·厄斯金站了出來，在同行提醒他如果他為潘恩辯護，以後他就別想再接到王室的訂單時，厄斯金擲地有聲地回應：如果允許一位大律師說他不會代表受檢控的人出庭，英格蘭的自由便土崩瓦解。

在老百姓心中有了這樣的形象，香港大狀們也就成了“政客預備役”。

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亂港四人幫首惡李柱銘便是大律師，今天的他甚至是香港最為資深的資深大律師。

1960年代中期從英國回港執業，1967年為“六七事件”中的左派人物出庭辯護，受到政治圈矚目。1980年代初期，他以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身份成為當時各派勢力爭相延攬的大咖。

總督府自然不敢怠慢，甚至內地也曾將他奉為上賓，他還曾率團訪問北京。日後他更是憑藉這一資本，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當選立法局法律界別議員，開啟了政治生涯。

2004年成立的香港公民黨，是泛民內部的第二大政團，其中堅成員如前主席餘若薇、現任主席梁家傑、創始成員湯家驊、前黨魁楊嶽橋、黨副主席郭榮鏗等人，全部是大律師出身。

當然，政府內部也不是沒有大狀，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形成的“政務官治港”（AO治港）的傳統，大狀們以在野之身想要登堂入室，還是泛民這邊的道路更為寬廣一些。

這裡就得提一下香港司法界的第二項傳統，大律師公會對執業大律師擁有很強的約束能力。

在香港，你想要成為一名大律師，有學歷、學位和專業訓練都還不夠，必須要加入大律師公會，繳納會費，成為公會正式會員，才能上法庭打官司。

而只要你成為了一名大狀，除非你自己放棄執業資格，不然哪怕你殺人犯罪，終身監禁，只要大律師公會不取消你的資格，其他任何人或者機構都無權這麼做。

真別覺得誇張，根據法律規定，在香港，若大律師犯刑事案而被定罪，大律師公會將負責研究是否需要將個案交由“大律師紀律審裁組”或“律師紀律審裁組”展開紀律聆訊，再視乎罪行性質、案情等因素，決定是否需作出處分，相關處分包括罰款、暫時吊銷執業資格，甚至永久取消執業資格。

我們可以看幾個例子，大律師黃桂生曾被法庭裁定以假遺囑，承辦已故甘草演員兼書法家區樹湛的遺產，從區樹湛的銀行戶口盜取15400港元，被判監4年半。2019年8月，大律師紀律審裁組裁定，關於黃桂生的兩項行為失當的投訴成立。2019年12月12日起，黃桂生的執業資格被正式取消。

“變態大狀”馬浩輝曾在坪洲偷取胸圍，2010年罪成並被法庭罰款。到2013年，大律師紀律審裁組裁定馬浩輝行為失當，決定暫時吊銷其大律師執業資格，為期30個月。

這兩個案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律師公會的處理看起來也沒什麼問題。可是令人咋舌的是，因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目前正被羈押的前公民黨黨魁楊嶽橋、亂港組織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以及被法院判處有罪的李柱銘、吳靄儀等人，如今不是在監獄就是在家裡緩刑，但他們可都還頂著執業大律師的名號呢，真是不知道說什麼好。

大律師受罰不受罰，甚至是否將他們的個案交到紀律審裁組的權力也在公會高層，如果不交，那麼一個坐牢的大律師，依舊是大律師，不受任何懲罰。

大律師與事務律師的職業區隔造成大律師成為藍血貴族的一員，而大律師的賞罰則全部由大律師公會控制，這自然給了大律師公會巨大的政治權力。

而因為大律師群體普遍委身泛民政團，這些人出則為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社會活動人士；轉身上了法庭，回到大律師公會，則恢復大狀的身份。就這樣，大律師公會與泛民派不分你我，如膠似漆，自然也造成大律師公會在政治上極度傾向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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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兩項傳統不止讓香港大律師公會背離了專業團體應有的中立性，成了政治組織，被港人戲稱為“公民黨B隊”，還對香港法治建設產生了破壞，讓市民無法享受到應有的法律權益。

第一，因為大律師獨立營業，不直接接觸當事人，造成很多問題。

聘任大律師需要經過事務律師和律所，等於大律師熟悉案情完全靠資料，不能完全清晰瞭解當事人的需求。

香港企業家龔如心，早年與其丈夫王德輝攜手經營華懋集團，資產超過300億美元，曾為亞洲女首富、華人世界第一女富豪。

王德輝這輩子有個被綁架的命。1983年4月王德輝與龔如心，如常駕車離開山頂百祿徑寓所上班，途中被數名持槍劫匪綁架，勒索1億美元，王被放入一個大冰箱運回“參竇”，龔則獲釋返家準備贖款救人。

龔如心依綁匪指示，將1100萬美元現金經洗錢手法匯到臺灣，但被警方查扣，而在香港的綁匪也全部被捕，王德輝因此獲救。

這個案子當時非常轟動，引起了一位名叫鍾維政的退休警長注意。鍾警長可能一開始是想研究研究案情，但是他越看越興奮，最終走火入魔，有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想法。他老人家認為，當年歹徒手法高明，因在幾處重要環節上失手，才會被捕。鍾警長自忖從警多年，反偵察經驗豐富，如果由他出馬，彌補當年疏忽之處，用同樣手法再一次綁架王德輝，就一定能夠得手。

想到此處，鍾警長說幹就幹，糾結一批道上朋友，甚至拉上了自己的兒子。1990年，還是4月，王德輝在跑馬地馬會打完壁球后回家途中，再度被綁架，綁匪不但不怕警方錄音、監聽，還公然在東方日報、星島日報上刊登廣告，指名要龔如心與他們連絡，龔如心兩日後接獲綁匪勒索10億美金，第一期款6000萬美元。

香港警方在1991至1993年先後拘捕6人，匪徒將2.6億港元贖金透過地下金融匯往臺灣。

當然，臺灣地區成了贓款中轉地，讓臺灣警察十分不爽。臺“法務部調查局”主動出擊，透過線人起獲大部分贓款。

但這次王德輝的命就不那麼好了，部分在臺被捕的疑犯供稱，王德輝在1990年4月13日被香港遠洋漁船載至公海，自此下落不明。

富豪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他的產業屬於誰肯定是一筆糊塗賬，所以他一日不死，這份產業肯定沒法兒開搶。於是香港高等法院1999年大發慈悲，宣佈王德輝事實上已經死亡，打響了世紀爭產案的發令槍。

比賽雙方便是龔如心和王德輝的父親王廷歆。

在龔如心看來，這份偌大的家業乃是自己與王德輝共同掙下，而兩家在上海時便是世交，沒必要撕破臉皮。而王廷歆則表示這產業當年開辦是他所投資，如今怎麼也該有他一份。

兩邊越說爭議越大，最終不出意外打上法庭。

龔如心的律所為此案聘請的大律師，便是李柱銘。

李柱銘當時是立法會議員，又是泛民的象徵人物，又是美國在港勢力的代表。等於李柱銘這一邊要跑香港立法會大放厥詞，一邊要在遊行示威中一顯身手，一邊要跑到美國當漢奸，一邊還要幫富婆打爭產官司。

李大狀畢竟只是一個人，這麼多壞事兒，他是真分身乏術啊。

其實爭產官司一方面是證據力度的問題，另一方面就是爭取法官的認可，以及輿論的支援，在案件中，自然姿態越低的一方，越能博取同情。

可是當時在立法會上，李柱銘議員噴特區政府官員噴得正上癮，那個言辭激烈，堪稱慷慨激昂，要他馬上切換說話方式著實有些為難。

於是李柱銘一方面不熟悉案情，一方面沒啥太多準備，就把這法庭當成了立法會議事廳。結果他對著王父一方的證人和王父本人一頓狂噴，進行了“冗長而毫無必要的盤問”，將案件審訊的時間拉長到了172天，導致法官極其不爽，甚至在判詞當中Diss了一下李大狀。

而由於李大狀這種囂張的態度，令委託人龔如心背上了“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罵名，還在高等法院敗訴。最後，龔如心不得不解聘李柱銘，另尋得力律師。果然，等餘若海大律師到位之後，案子打上終審法院，龔如心最終勝訴。

類似李大狀這樣，不熟悉案子就敢上庭胡說八道的大律師在香港不是少數。這無疑損害了當事人的權益，和香港大律師的聲譽。

第二，大律師與事務律師分離，會增加市民的負擔，進一步有可能造成司法不公。

今年5月，一樁被揭發出的冤案震驚香港輿論界。

2016年10月，時年20的馬家健答應為洪姓朋友借出房屋住址收取包裹，雖然他並不知道包裹內有什麼。最終，警方發現該包裹內有一公斤重的可卡因，洪姓友人的家中亦被搜出少於10克可卡因，兩人雙雙被檢控。

馬家健曾在一間拉麵店打工，洪姓友人則為其同事，後者的兄長則為該拉麵店的老闆。在二人被捕後，洪兄向馬父提出聘請律師。最終馬家健的案件由洪兄聘請的律師代理。

該律師哄騙馬家健，如果聘請大律師上庭打官司，耗費巨大，萬一敗訴還要支付律師費，不如簽下認罪協議。與該律師配合的大律師也參與了哄騙。這邊廂騙完人，該律師轉身便和律政司溝通，換取洪姓友人的撤控。馬家健最終被判監23年。

馬家健入獄後發覺事情有問題，提出上訴，案件在今年改判，馬家健上訴得直無罪釋放。

重新審視這樁駭人冤案，可以看出，馬家健沒有聘請大律師上庭，而是在庭下認罪，就是被聘請大律師的鉅額支出嚇到了。按理說，一個人不應因為經濟能力而不能夠保障自己應有的權利，但香港現行的這種制度下，經濟能力左右了一樁案件的結果。

聘請律師是一份錢，聘請大律師又是一份錢，在香港，大律師的收費視乎案件複雜程度、所需時間，與大律師本身的資歷和經驗，而且還分“委聘費”和“延續聘用費”兩項，即使便宜的也需要數萬甚至數十萬，對基層之言，這已經等同天價，更不要說那些動輒收數百萬的資深大律師。

不知香港到底有多少人，因為出不起大律師這份錢而被迫在法庭上吞下了不利於自己的結果，這客觀上讓香港的法治蒙上了陰影。

其實在國際上，大部分普通法國家或地區，都已經無分大律師（訴訟律師）與律師（事務律師）之別。以美國為例，律師只要透過資格考試，就能在法院提出訴訟或辯護。

至於英國，雖然目前仍會專門劃分訴訟律師與事務律師，但在英格蘭與威爾士，一名律師可以同時持有兩項資格，不如香港一般，大律師與事務律師只能兩者擇其一，而且轉換身份還需要不同時長的執業經驗和考試，生生把“大律師”做成了“請不起的樣子”。

可以說，律師行業的合併已屬普通法地區的普遍趨勢。

現在內地群眾對香港司法問題的關注，往往集中在“外籍法官”、“黃屍律師”上面，其實他們之所以能翻雲覆雨，乃至左右政治，背後沒有大律師公會這樣一個體系也是做不到的。更何況，高度壟斷和集權的大律師公會制度，已然對香港法治形成了損害，甚至造成司法不公，香港的普通民眾也是受害者。

香港的大律師制度，乃至於整個司法體系，真是應該改一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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