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老牛坡遺址第二階段發掘的主要收穫

西安老牛坡遺址第二階段發掘的主要收穫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劉士莪 嶽連建

西安老牛坡遺址第二階段發掘的重點主要在I區遺妣。另外，在II區清理了兩座房基，III區也做了部分工作。這次發振收穫甚豐，共發掘出房屋建築基址6座，陶窯4座，大小灰坑29個，墓葬13座，總計發掘面積900餘平方米。特別是大型商代夯土建築基址及鑄銅遺存的發現，在陝西還是竿見，為研完我國古代建築和冶金技術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本文對這次發掘的主要收穫進行了綜述，給商周考古和商周歷史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啟示。

1986年秋一1987年春，西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繼1986年春對西安老牛坡遺址發掘之後，乂進行了兩次較全面的鑽探和發掘，這即為第二階段的發掘，其收穫甚豐。特別是大型商代夯土建築基址及鑄銅遺存的發現，在陝西境內實屬罕見，為研究我國古代建築技術和冶金技術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這兩次發掘工作的重點主要集中在遺址的I區。另外，在t區清理了兩座房基，m區也做了部分工作。共發掘出房屋建築基址六座，陶窯四座，大小灰坑29個，墓葬13座，總計發掘面積900餘平方米。下面就將這兩次發掘的主要收穫綜述如下，

一、冶銅遺址

老牛坡商代冶銅作坊位於該遺址的I區和II區。南北長約200米，東西寬約100米，在此範圍內發現有銅煉渣堆積一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兩處以及陶範出土地點一處。

(一)銅煉渣堆積及鑄銅陶範

銅煉渣堆積位於I區公路南側，因早年修築公路取土使其暴露在路邊斷崖上，厚達2米，長約18米，內夾有紅燒土塊及少量商代罐鬲等陶片，系一次性堆積而成。銅煉渣呈深綠色，為核桃般不規則形小塊，從所粘附的較厚銅鏽可知當時的冶銅技術水平還有一定的侷限，致使許多銅料白白浪費掉了。如此深厚的銅渣堆積，無疑是當時人們在此冶煉粗銅為青銅的物證，冶銅作坊當距此不遠。

1986年秋，在老牛坡遺址I區第三地點共開5X5米的探方六個，出土了一批陶、石、骨器及範陶等，特別是23塊鑄銅陶範的出土則是該地點發掘的重要收穫。由於以前大規模平整土地，使遺址的原貌受到較大程度的破壞，文化層距地表很淺。地層堆積可分五層，依東高西低的地勢傾斜堆積，因此就形成了文化層東薄西厚的狀況。除一層為耕土層外，其餘各層均為晚商文化堆積。出土陶範的地層為第三層，在六個探方內均有分佈，連成一片，中間厚兩邊薄，最厚處達1.5米左右。該層全為紅燒土塊堆積，內夾有大量木炭、牆皮及陶片等。特別是陶片，不僅數量多而且塊大，尤以大口缸的陶片最豐，共計有30多個個體。出土的草拌泥牆皮塊大，有的還帶有柱痕。帶有束葦痕及椽痕的草泥皮也較多，均被燒成紅色。零散的爐渣及小塊銅渣也較常見。此外梭形陶網墜出土很多，在T,東部一次就出了四個，均完好無損。還出有許多骨、石工具及獸骨等。出土的陶範殘塊均為鑄器後的廢棄物，其製法是先用淘洗過的粘土做成範坯，待涼幹後再經火焙燒而成半陶質的磚紅色範塊。因此，陶範胎細質堅，結實耐用。最大的範塊長20、寬16、厚10釐米。最小的長8.5、寬7.5、厚8釐米。陶範上帶的花紋有方格紋、雲雷紋、弦紋和獸面紋四種。能看出的器形有鼎、戈、鑿、斧、瓠等。在四塊陶範上帶有透氣孔，這是為排出因高溫銅汁所產生的氣體，避免在鑄件中形成氣孔，影響鑄件質量而設的。另外，在四塊陶範的四周側稜帶有一圈深寬各約2釐米的小槽，上有用草泥糊過的痕跡。八塊陶範的角稜亦帶有一道深寬各約2釐米的小槽。看來，這些小槽是固定陶範用的，當兩塊或數塊範模合好後再用繩索之類的東西綁緊以防鬆脫,為了不使這些繩索被銅液燒斷，再在上面糊上一層草泥，然後鑄器。由此可見，老牛坡商代文化巳有了發達的制銅業，不僅在鑄造上採用了組合範鑄造大件及器形複雜的銅器，而且在處理銅液產生的氣泡、提高鑄件質量上也表現出巨大的進步，老牛坡遺址窖穴及墓葬中出土的精美青銅器即為其證。

（二）夯土建築基址

兩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分別位於老牛坡遺址的I區第二地點和I區第二地點，其間僅隔一條南北向的自然溝道，相距不足百米。

據發掘所知，I區第二地點的夯土建築基址東西長37米，南北寬18米，夯土層厚0.8米，夯窩密小。在此共開5X5米的探方18個，2x15米的探溝一條，共發掘出基本完整的商代房屋基址1座，破壞較嚴重的房基3座，灰坑18個，墓葬6座，仰韶文化時期的圓形窖穴1座。此處的地層關係比較清楚，從上到下分別為西周、殷商、仰韶三個時代的文化堆積，其中商代文化堆積最為豐厚，除T”下挖到底外，其餘探方均掘至商文化層，以利於對商代文化遺存進行較全面的考察。由於遺址後期破壞嚴重，除4號房基（F,）儲存基本完好外，其他房屋基址巳難以恢復原貌。

F,位於夯土基址的東部，是一座呈東北一西南方向（北偏東35°）的長方形房子，儲存基本完整。房基長11.4米，寬5.7米，深0.8米，全部夯築而成,夯層厚6-10釐米，土質堅硬。西牆和東牆儲存較好，南牆和北牆破壞嚴重。其中東、西牆寬1.3-0.9米，殘高0.6—0.45米，夯築而成，內夾有白色暖石土塊。F,的房基面上由北向南分佈著五排較大的柱洞，每排三個，每排柱洞間距均為2.25米，整齊排列，井然有序。其中東、西最邊兩列柱洞分別位於牆內。可見，這兩列柱子為房子的暗柱。柱洞直徑0.46-0.30米，深0.72-0.70釐米，每個柱洞下均有一塊表面平整的大河卵石做柱礎，這遠比那種夯築或墊以碎陶片、石子的柱礎穩固得多。另外，在F,東、西牆最北邊的柱洞旁各有一較大柱洞，下無礎石。正中一柱洞旁也有一小柱洞，底部有卵石柱礎，這兒個柱子可能是後來增沒的輔助柱。在F,

東北角有一小柱洞，直徑僅18釐米，可能是為角上的挑簷柱。距F,東牆外50釐米，與大柱洞相對應分佈著一排小柱洞，現存三個，直徑26-20釐米，其中只有一個下有石柱礎，其餘均為夯土柱礎。這排小柱為F,正面挑簷柱》說明F,是一座前面帶有走廊的建築。在F,的東牆發現兩個門道，對稱分佈子F,兩端房間的正中。其中南門道寬1.3、長1.14米，踩踏面巳破壞。北門道寬1.3米、長1.35米，門道內踩踏而很清楚，踏層厚約4釐米。F,房內地面平整堅硬，未發現隔牆痕跡，或許F,是做為公共場所使用的。至此，我們可以勾両出F,的全貌，當為一座面闊四間、進深兩間、面東二門，前帶走廊、屋頂為兩面坡式的中型房屋建築。因整個遺址區未發現陶瓦痕跡，故知此時的房頂仍和其他商代建築一樣是用茅草覆蓋的。雖然如此，如果將F,復原起來，那也是一座佈局結構十分規整的建築。

在1區第二地點，發掘了兩座商代夯土建築基址，編號為F°和F,。其中F°疊壓在Fe之上。由於以前生產隊在此修磚窯及取土，致使這兩座房基破壞嚴重，暴露在外面的夯土地基厚達1.2米，夯層厚10釐米，夯土純淨、堅硬，夯窩密小，與I區第二地點的相同。該區的地層疊壓可分五層：第一層，耕土層.第二層，擾亂層,第三層，唐代文化層■第四層，西周文化層,第五層為商代文化層,其下即為F,堆積。F,為一座南北向的長方形建築，房基以上部分破壞殆盡，只留有12個柱洞和一段殘牆。從東北角的區域性地層解剖來看，F#是利用F,廢棄後的夯土基礎而建的。從F,柱洞排列情況看，柱洞由南到北共有五排，每排三個，其建制和I區F,基本相同，這裡不再贅述。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解剖了F5的個別柱洞，發現柱礎石之上為一層經過夯打的硬土面，呈圓形直徑近1米，厚約5釐米，其下即為用卵石鋪墊的礎基，這樣考究堅固的柱礎在商代建築中實屬罕見。但是，這樣的柱礎在扶風召陳西周建築（F5）的基址中卻有發現。說明召陳房屋建築基址中的柱礎是周人繼承商人的建築技術而建造的，反映了周承商制以及商周文化一脈相承的歷史事實。

F,疊壓在F,之下，為儲存F.原貌，故只在F。的東北角和東南角進行了解剖性發掘，基本搞清了F,的形制。其亦為一座南北向的長方形建築，長22.5米，寬10.5米，夯土地基厚達1.2米，是本次發掘中發現最大的商代房屋建築基址。從F,東北角和東南角發現的小挑簷柱來看，F,亦為一座帶有走廊的大型建築，惜全貌巳無法得知。

二、燒陶窯址

老牛坡的商代燒陶窯址均分佈在遺址的in區，經鑽探共發現陶窯十餘座。此次，我們發掘了其中的六座。這六座陶窯中位於in區第一地點的兩座（編號y1、y2）,第二地點一座（y6），第三地點三座（Y3、Y,、y6）,均為圓形豎穴式。從上到下由窯室、算、火膛及火門組成。下面就以儲存最好的丫,為例來分析一下商代陶窯的形制特徵。

Y6位於皿區第二地點南部，地層堆積較簡單。第一層為耕土層，第二層為擾亂層，土質較硬，其下即為Y。。窯室呈圓形袋狀，上小底大，口徑94釐米，底徑120釐米，高80釐米，周壁巳被燒成灰褐色，光滑堅硬。窯等，圓形，直徑120釐米，上有五個長方形火眼，長0.20-0.24米，寬0.16-0.18米，中間一個，周圍四個，上連窯室，下通火膛，除南邊的一個火眼外，其餘四個火眼上均蓋有一塊不規整的土泥塊，工匠們可根據所燒器物的種類、厚薄程度等選用不同大小的土泥塊為塞來控制火量。窯算中間厚0.48米,周邊厚0.54米，很堅固。火膛，拱形頂，底面呈不規整的圓形，略大於窯室，最大徑1.4米，最高處0.5米，火腹四壁及頂部均被燒成青灰色陶質。火膛內堆積分兩層，上層為灰色髒土，內有木炭、陶片等。下層為厚約0.04米的灰白色草木灰堆積，火膛底為紅色燒.土面。火門開在南邊，頂部除緊靠火膛處還留下-部分外，其餘巳坍塌。火門長0.70米，寬0.70-0.90釐米，頂部為拱頂，最高處0.46米，左右兩壁為紅色燒土而。火門外有一大坑，為燒火及堆放柴禾處。Y,廢棄後即變為傾倒垃圾的灰坑（H7）

綜上所述，老牛坡遺燦所發現的商代陶窯，無論在形制和構造上都表現出很大的科學性和進步性，豎穴式陶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火力，減少熱量損耗，增加窯室溫度，提高陶器質量。這種陶窯與仰韶、龍山文化時期的橫穴式陶窯相比，無疑是一個進步。

三、墓葬

本年度在老牛坡遺址的I、DI兩個區內共發掘商代墓11座，龍山文化墓葬兩座及狗坑一個。下面我們只重點介紹一下商代墓的發掘情況。

商代墓均為小型墓，且只有四座有墓坑及葬具，其餘均位於灰坑及灰土層中，屍骨零亂，除出土一件玉戈外，其他墓中均無任何殉葬品。可見這些死者的社會地位和身分是十分低下的。有的人甚至是被殺後亂扔進灰坑及灰土層中的，這和皿區第一地點的那批商代銅器及陶器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①。M,位於I區第二地點Ti南壁下，為一座長方形豎穴墓，有棺，無二層臺及腰坑。基口距地表80釐米，墓長1.82米，寬0.47-0.35米，深0.95米，墓向北偏東105%側身葬，下肢微曲，面朝南，男性，骨胳嚴重朽腐，頭骨破碎，骨架上撒有硃砂。玉戈被有意打成四段分放在頭前及胸前。復原後通長0.48米，直援直內式，內、援之間有一圓穿，直徑1.1釐米，援寬10.4釐米，長39釐米，內寬9釐米，長8.8釐米。淺藍色玉料，中間玉質稍次。這樣大的玉戈在商代還是比較罕見的。這件並非實用兵器的玉戈出在M,這座小墓中似乎不可思議，但也有這種可能，或許墓主人的身份是一名王室衛士成高階侍從，玉戈是君王賞贈給他而死後隨葬的。

四、陶文及刻劃符號

在老牛坡遺址前後兩年的發掘工作中，雖出有大量卜骨及青銅器，但在其上面均未發現刻辭及銘文，使我們難以獲得有關老牛坡商代文化的直接文字資料。但是，在出土的陶器及陶片上卻發現了115個陶文及刻劃符號，它們雖不及甲骨刻辭及青銅銘文重要,但也可從中窺見一些商代文字的端倪，為探索我國文字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因此，這批陶文及刻劃符號的出土無疑也是一個重要收穫。

陶文及刻劃符號在老牛坡遺址的三個區內均有出土，尤以I區和m區出土最豐，佔總數的90%多。陶文及刻劃符號在器物上的部位有三：其一，位於器物口緣內側，器型多為鬲、罐。其二，位於器物肩、頸部，器型亦多為鬲、罐。其三，位於器物腹部，器型以缸、靈為多。位於器物口緣部位的陶文及符號均較小，且較規整，其他部位的則較大，刻劃比較草率。陶文及刻符的種類與所在器物位置關係不大，同種陶文及刻符在上述三個部位均有發現，只是口緣上沒有那種較大的而巳。從數件帶有陶文及刻符的器物來看，每件上只有一個。據初步統計，所出陶文及刻符有30多種，均是在陶器入窯前刻劃上去的，筆劃一般較粗。對這批陶文及刻符參照商代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地區出土的商代陶文及刻符資料來看，它們無疑就是當時的一種文字或是一種帶有文字性質的記事符號。

五、小結

在陝西關中地區，老牛坡遺址是繼華縣南沙村、藍田懷珍坊、耀縣北村等地商文化遺址發掘之後，又一處經過較大規模發掘而又成果甚豐的商代遺址，為我們進一步硏究商代歷史文化，重新估量商王朝在西北邊陲的勢力發展情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關於這批文化遺存的年代問題，據我們對地層及出土物的初步分析，認為其上限早不過殷墟文化早期，下限亦當在殷墟文化晚期。I區第二地點的建築基址與銅煉渣堆積基本同時，約在殷墟文化晚期偏早。從建築基址距銅渣堆積處的距離以及基址內出土較多銅渣及少量銅礦石來看，該房屋建築作為冶銅作坊址來解釋較為合理。1［區第二地點的兩座房址可分早、晚兩期，即F,晚於F”但亦相差不遠。從F,內所出的燒土牆皮殘塊及部分灰燼堆積來看，F,和F,一樣亦毀於火災。因而，我們可以這樣推測，當F,被焚燬後，此處作為一般的生活區曾有人活動過，F.之上留下的幾個小灰坑及灰土堆積可證。但過了不久，人們似乎覺得這樣厚的夯土地基如果不用實在可惜，便又清理F6重新建造了F5。本次發掘的十餘座商代墓，從地層上看，其時代均晚於遺址，如I區第二地點的六座墓就是在房子廢棄後隨便埋在這裡的。I區的六座陶窯從出土物來看均屬於殷墟文化晚期。

據古文獻記載，陝西關中地區，不僅是商勢力所及之地，而且還分佈著商的一些諸侯國及方國，這一點巳為關中地區發現的許多商代文化遺址所證實。那麼，老牛坡遺址究竟屬於商的哪一個諸侯國或方國呢？我們認為老牛坡遺址屬於商諸侯國崇的可能性較大。其一，據史載，商晚期在陝西地區勢力較大的諸侯國是崇，其君崇侯虎曾潛西伯（姬昌）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於美裡»7,可見商王對崇侯虎的信任和崇國與商王朝關係之密切。其二，從《詩•大雅•皇矣》所描述的周文王薄伐崇塘的詩句來看，崇國決非一般弱小邦國，其不僅築有高大堅固的城牆，而且國力也十分強大，周文王為完成“剪商"大業，在做了長期準備之後，聯合周圍邦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才終於滅了崇國。其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皇甫謐雲：……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大雅•文王有聲》亦云：“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可知豐邑當在崇國勢力的中心地。現知豐在今長安洋西張家坡一帶，老牛坡遺址距其僅約五十公里，從地域上講，也相距不遠，應是崇國勢力所及之地。其四，就老牛坡遺址本身來講，不僅出有大量青銅器、陶器等，還發現有貴族墓地、冶銅遺址、製陶窯址、大型建築基址，其文化時間延續也很長，從二里岡下層時期一直到商末，說明該遺址決非一般小國邦族所屬。再者，從文化面貌上講，老牛坡商代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相比所表現出的極大統一性和淵源關係，也充分說明了其為商王直接控制的諸侯國屬地，這一點，附近地區的周文化可為其反證。因此，老牛坡遺址很可能是商諸侯國崇之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