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中國晚清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創立“湘軍”，力克“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救大清王朝於大廈將傾，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對當朝及後世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就是這樣一位舉足輕重、一言九鼎的重量級人物，當年有一名湘軍將領卻敢於在他手下擅權逾規，並且事後棄他而去，另覓新主。這位公然以下犯上的湘軍將領到底是何許人也，他與曾國藩之間又有何恩怨糾葛呢？
投筆從戎起，慧眼識英才
這位敢在曾國藩面前捋虎鬚的人姓王名錱，字璞山，曾是湖南省湘鄉縣一名秀才。王錱生於書香門第，自小勤勉好學，三歲讀經書，十歲念私塾，好讀理學名典《通鑑綱目》。受儒家思想影響，其人年少即許下大志：“人生一息尚存，既當以天下萬世為念。”（注1）
王錱
24 歲時，王錱考取秀才，後拜入當時著名理學大師羅澤南門下。
羅澤南與王錱是同鄉，他的理學思想注重經世致用，具有強烈的報國情懷，他所授課程也是文武兼修，不僅傳授弟子儒學理論，還演授武藝陣法等軍事技能，王錱在其影響下文韜武略都得到長足發展。
羅澤南
1851年洪秀全等人在廣西發動太平天國起義，起義聲勢浩大迅猛，短時間內即呈燎原之勢。在此關頭，羅澤南與王錱等眾弟子都認為報效國家的時候到了，毅然投筆從戎，加入到剿滅太平起義軍的行列。
當時清政府正規軍隊“八旗”、“綠營”均腐化庸墮，戰力衰微，根本不足以對抗來勢洶洶的太平起義大軍。湖南地主士紳們為求自保，紛紛出錢出資建立地方武裝，羅澤南和王錱就各自組織率領了一支這樣的“湘勇”團練隊伍。
王錱將師從羅澤南所學軍事技能應用於“湘勇”隊伍打造中，並在訓練和作戰過程中不斷完善提升，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治軍方略和作戰方法。
其時的曾國藩已官居二品，任吏部右侍郎，當太平天國大軍以銳不可當之勢自南向步步進逼之時，曾國藩正從京城返回湖南老家處理母親後事。
清帝咸豐有感正規軍羸弱不堪，難以壓制太平軍攻勢，遂命令正在湖南的曾國藩和湖南巡撫張亮基一起招撫團練地方武裝，以壯大清廷軍隊實力，就這樣曾國藩和王錱有了交集。
咸豐
1852年太平軍入侵湖南，受巡撫張亮基調派，羅澤南與王錱分別率領各自“湘勇”赴省會長沙助防。
正在長沙的曾國藩見到王錱所部隊伍軍紀嚴明、行止有度，與其他地方武裝相比有明顯不同，就將王錱招來攀談。
結果發現王錱無論在治軍還是作戰方面都有不俗見地，曾國藩對其大為賞識，將其所轄隊伍與羅澤南及另一位首領鄒壽璋所帶領的“湘勇”進行統編，形成了“湘軍”的最初基幹。
此後，王錱在曾國藩手下四處平定湖南內部農民起義，先後剿滅了衡山、郴州、全州等多地義軍，還帶隊跨省遠赴廣西拿下興寧城，阻斷了省外太平軍與湖南內部起義軍裡應外合的通路。曾國藩對王錱的帶兵能力非常認可，在很多場合都對王錱的作戰表現稱讚有加。
募勇起齟齬，負氣換門庭
曾國藩對王錱的軍事能力甚為賞識，但對於王錱的個性並不喜歡。
曾國藩為人謙遜自持，所以向來不喜歡狂妄自大之人，他在給親人家書中就曾提到：“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注2）但王錱性格的最大特點卻正是驕傲自大，張揚外露，這與提倡謹言慎行的曾國藩在性格上形成一種矛盾。
求學期間，王錱的張揚主要表現在言語上，他喜歡高談闊論，不容他人置喙。有一次在課堂上王錱突發感慨，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全然不顧臺上老師和臺下同學作何反應。
後來老師羅澤南實在忍不住了，趁他話語間隙笑著插嘴：“璞山盍少休，讓吾儕一開口乎。”（注3）王錱這才意識到自己喧賓奪主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統兵之後，王錱的張揚則更多表現在處事上的驕傲自負。戰場上的順風順水，屢戰屢勝使他逐漸意驕氣滿，開始聽不進別人的意見，甚至對曾國藩的命令也不予重視。
意識到這一點之後，曾國藩多次以書信等方式對王錱進行規勸提醒：“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言語誇大，恐持之不固，法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注4）但王錱不以為意，依舊我行我素，這為兩人後來分道揚鑣埋下了隱患。
1853 年7月，曾國藩命令羅澤南率部支援南昌守軍抗擊太平軍進攻，在此戰中有多位王錱之前同門好友陣亡。王錱未參與此戰，聞聽同門噩耗心中悲憤異常，寫信給國藩“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將粵匪掃蕩。”（注5）
而此時曾國藩也有增募兵勇，援助江西守軍之意，所以就應允了王錱“募勇三千”的請求，派手下吳坤修和王錱一同回湘鄉招募兵勇。
但吳、王二人互不相容，在募兵過程產生了很多矛盾。吳坤修提前返回省城，給王錱羅織了一堆半真半假的罪名向曾國藩告狀，身處省城不明就裡的曾國藩不免對王錱心存芥蒂。
而王錱在招兵過程中也的確存有私心，欲壯藉機大自身實力，他突破了曾國藩限定的“三千”底線，私自招募了一萬人。曾國藩得知此情後，聯絡到之前吳坤修所訴王錱罪狀，心中不禁大為惱怒，嚴令王錱“檄令裁省”（注6），自行遣散多招兵勇。
王錱對此命令非常牴觸，隨即上書曾國藩，請求將自己一併撤職，二人矛盾公開激化。
下屬有令不行乃是兵家大忌，饒是曾國藩心胸大度一時也難以接受，遂動了棄用王錱之念，他在給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信中指責王錱：“見其意氣滿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竊慮其難與謀大事。”（注7）
駱秉章
當時擔任駱秉章幕僚的左宗棠，也發現了王錱帶兵與眾不同，心知王錱是個難得的人才，於是建議駱秉章趁此機會將王錱及其“湘勇”全部接收。王錱本就有脫離曾國藩管轄之意，聽聞駱秉章有此打算，立即應允，從此改換門庭，成為駱秉章的手下。
左宗棠
自負嘗敗績，危難施援手
王錱剛愎自用的性格很快讓他付出了慘痛代價。
1854 年，太平軍石祥禎攻佔嶽州（今岳陽）及周邊縣鄉，巡撫駱秉章派王錱、朱孫詒等率部徵繳。
此時曾國藩正統領湘軍駐守衡州，王錱、朱孫詒的行動歸於湘軍統一指揮當中。3月21日，王錱收復了嶽州，其後主動出擊蒲圻羊樓司太平軍林紹璋部，林紹璋採取避實就虛策略，由水路攻打嶽州，迫使王錱匆忙回防嶽州。
但當時嶽州剛收復不久，城中百姓出逃，物資匱乏，不宜固守。曾國藩令王錱棄守嶽州，退保南津，但王錱依舊對曾國藩號令置若罔聞，堅持守城拒敵。
4月7日，岳陽被圍，王錱攜眾堅守，但城內無軍需補給，王錱只能“與各勇殺馬覓草為食。”（注8）本來他預期湘軍水師能前來支援，但此時湘軍水師也被太平軍所敗，王錱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孤軍陷入絕境。
曾國藩氣惱王錱的一意孤行，一面大罵王錱“狂夫幾何不敗事”（注9），另一面卻千方百計調集水師殘餘戰船，奔赴嶽州解圍。當救援戰船到達嶽州，王錱羞愧難當，欲拔刀自刎，部下將其救下，保護他登上戰船脫離戰困。
嶽州一戰損失慘重，有多名與王錱同拜於羅澤南門下的同窗在此戰中陣亡，湘北戰事陷入被動，湘軍士氣大挫，王錱終於嚐到了驕傲自負的苦果。他在給駱秉章的信中寫道：“卑職戰守不力，大挫軍威，深負委任，清夜自思，萬死不足以塞責。”（注10）
其後，王錱痛定思痛，從失敗中總結經驗，繼續深研用兵之法，繼而在後續作戰中一雪前恥，取得了更大勝利。
1854 年 10 月，廣西天地會硃紅英、胡有祿等和湖南天地會何賤苟一起攻陷廣西灌陽，建立“昇平天國”，因其所屬起義軍皆蓄長髮戴紅巾，所以被稱之為“紅巾軍”。紅巾軍不久攻入湖南，漸漸取代太平軍，成為湖南官紳大患。
此時，清政府已將曾國藩領導的湘軍主力悉數北調，全力鎮壓湖北、江西境內太平軍，湖南省內兵力空虛，駱秉章麾下的王錱所部成為防衛湖南的重要力量。
從1854 年到1855年，王錱一軍在湖南數次大敗紅巾軍，最終使紅巾軍元氣大傷，退回廣西，再也無力對湖南構成威脅。
此時的曾國藩帶領湘軍轉戰江西、湖北卻戰事不順，太平軍石達開在江西攻勢凌厲，接連攻克 40 餘州縣，曾國藩屬下得力干將羅澤南也在圍攻湖北武昌的戰役中不幸殞命。
面對湘軍在鄂贛戰場的不利局面，剛平定完紅巾軍的王錱毅然率部跨省支援，配合曾國藩開啟了省外作戰。
王錱在鄂贛戰場同樣大顯神威，協同湘軍兩破太平軍，拿下江西戰略要地吉安，“肅清”贛江上游各州縣義軍；然後又以“步步推進”策略逼迫堅守湖北武昌的太平軍韋志俊棄城而逃，拿下武昌重鎮。
王錱的支援使曾國藩在鄂贛戰場上從被動轉為主動，而此間王錱所部的驍勇善戰也給了鄂贛太平軍極大震懾，王錱因此被太平軍稱作“王老虎”。
命隕征途止，後繼建新功
連年四處征戰討伐，使王錱健康出現了很大問題，戰傷加體疾曾多次迫使王錱不得不回鄉養病，但戰事緊急每次他都未待痊癒又重新披掛上陣，接連的透支終於使王錱身體到了再也無法支撐的地步。
1857 年8 月，在江西樂安追剿太平軍途中王錱感染“熱疾”，他無法親上前線帶隊，只能臥床遙控指揮。
他派部下張運蘭協同清軍解除了太平軍對永豐縣的圍困，又命令手下乘勝追擊敗退敵軍，以求全殲。就在軍隊士氣大振，勝利在望之際，王錱卻病情惡化，於9月21日離開了人世，終年 33 歲。
王錱的去世令曾國藩、駱秉章、左宗棠這些與之合作過的清廷官員們倍感惋惜，紛紛為其上書請功。
清廷認為，王錱所部“紀律嚴明，身經百戰，前後殺賊十餘萬，克服城池二十餘處，闕功甚偉。”（注11）破格追授王錱二品布政使銜，賜予“壯武”諡號，並在湖南、江西等地設立專祠以紀念其功績。
王錱去世後，其舊部一分為二，分別由張運蘭和王開化帶領，繼續追隨駱秉章在江西各地鎮壓太平軍。
後張雲蘭部被曾國藩調入安徽戰場，協助湘軍收復了黟縣、翕州等多地，張雲蘭因功被晉升為福建按察使；王開化則被左宗棠收入楚軍，也因征剿太平軍有功被擢升為道員。
1864 年，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起義在湘軍各部聯合絞殺下，以失敗而告終。農民起義大患解除後，曾國藩規模龐大的湘軍成為朝廷隱憂，清帝害怕曾國藩擁兵自重威脅到自身統治。
在此情況下，曾國藩主動裁撤湘軍，大部分武裝被遣散，但王錱舊部卻始終被保留，並在其後曾國藩鎮壓捻軍起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左宗棠屬下的王錱舊部則在1875年跟隨左宗棠去往新疆，奉命抗擊沙俄和阿古柏等侵略勢力。
1876 年，王錱舊將劉錦棠以所部“老湘營”為主力，歷時一年半的時間，先後收復了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北疆各城，後又攻破阿古柏重兵防守的天山隘口和吐魯番，為左宗棠成功收復新疆立下了汗馬功勞。
結語
從1853年跟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到1857 年病死於江西，王錱真正意義上的統軍作戰生涯不過4年時間，但在這4年裡他殲敵 10 餘萬，收復城池 20 多座，既保住了湖南省內安定局勢，又跨省支援了省外湘軍；
他所帶領的隊伍湧現出多位軍事人才，為後來抗擊太平軍、捻軍以及收復新疆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還勤於研究戰爭理論，撰寫了《練勇芻言》、《陣法新編》等軍事專著，對後世軍事理論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從軍事角度，王錱的功績和能力出類拔萃，但從為人角度看，王錱個性剛愎自用，執拗不羈，這一點限制了他的個人發展，也造就了他與曾國藩之間微妙的關係。
從他與曾國藩的過往交集我們不難看出，他與曾國藩之間既有性格衝突所導致的矛盾，也有危難之時相互幫助的惺惺相惜。
曾國藩在後來所著《挺經》裡曾寫道：“無兵不足深慮，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注12）
這其中的“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與王錱其人何其相似——這或許是曾國藩在以另一種方式懷念這位和自己個性相異，卻又肝膽相照的舊下屬吧。
文獻註釋：
（注1）《湘軍人物年譜（一）》，（嶽麓書社，梅英傑等撰）
（注2）《曾國藩家書》，《修身篇：稟父母-勸弟勿夜郎自大》（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注3）《近百年湖南學風·湘學略》，（嶽麓書社，錢基博、李肖聃著）
（注4）《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李翰章撰）
（注5）《一士譚薈》，（文海出版社，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注6）《湘軍人物年譜（一）》，（嶽麓書社，梅英傑等撰）
（注7）《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李翰章撰）
（注8）《湘軍人物年譜（一）》，（嶽麓書社，梅英傑等撰）
（注9）《近百年湖南學風·湘學略》，（嶽麓書社，錢基博、李肖聃著）
（注10）《王壯武公遺集》，（文海出版社，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注11）《王壯武公遺集》，（文海出版社，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注12）《挺經》，（吉林文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