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1月7日,由於八國聯軍攻佔北京而倉皇逃往西安一年多的慈禧太后,在這一天,率領流亡的大清朝廷的所有人馬重返北京城。
當慈禧太后一行人途經直隸省重鎮保定的時候,剛剛上任不久的直隸總督袁世凱早已在這裡等候迎接,還專門為慈禧太后定做了彩車專列,並親自護送他們返回京城。
為了博取西方列強國家的好感,慈禧太后釋出命令:“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此時的大清朝廷上下,就像是做了一場噩夢一樣,曾經的災難和恥辱全部都已經忘了個乾乾淨淨,醒來之後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儘管如此,那些立志為了中華民族開拓新路的革命者卻始終沒有忘記國家的恥辱,更沒有忘記清廷的腐敗。雖然慈禧太后返回京城後,也開始積極實施變法,推行新政,但已經太遲了。
因為此時的革命黨幾乎已經形成了隊伍,他們意識到,僅僅憑靠大清政府是無法挽救中國的命運,必須要用採取武裝革命的方式才能改變中國。
面對這種情況,革命黨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對清政府的重臣實施暗殺行動。
1905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三位青年革命者聚集在安徽蕪湖科學圖書社樓上的一間小屋裡,他們三人志同道合,圍坐在一起商討著下一個暗殺的目標。
這三個年輕人分別是陳獨秀、趙聲和當時擔任“北方暗殺團”支部長的吳樾。
經過一番商討,他們最終決定暗殺清廷裡面的重臣。吳樾自告奮勇說:“搞暗殺,讓我去完成比較容易一些。”
吳樾之所以要攬下這次暗殺行動,因為他知道,暗殺過程中是要做出犧牲的,為了中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危亡,他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
吳樾在和陳獨秀、趙聲互道珍重之後,即刻前往北京城,尋找機會暗殺朝廷大臣。
而就在這個時候,清廷決定派出幾個位高權重的親貴大臣分別奔赴世界各國進行考察。而在決心推翻滿清統治的革命黨人眼裡看來,這只不過是清廷在做最後的苟延殘喘,自然應當加以阻止。
1905年9月24日上午八點,北京正陽門火車站擠滿了前來給五個大臣送行的官員和隨從。就在這時,一個青年突然從人群中走出來,想要進入五大臣的專用車廂內,卻遭到了衛兵的阻止。
這個人就是吳樾,他計劃在火車上刺殺五大臣,並做好了與他們同歸於盡的準備。
面對衛兵的阻止,吳樾眼看沒有辦法接近五大臣,機會稍縱即逝,於是,他立即從懷裡掏出了一個炸彈,朝著五大臣所在的車廂內扔了過去。
由於五大臣身邊有許多衛兵守護,僅造成載澤和紹英的傷勢比較嚴重,其餘三個大臣只是受了一點輕傷,但吳樾本人卻當場身亡。
因此,清廷只能被迫推遲了出國考察的時間。
當戰友們得知吳樾身亡的訊息,都難掩心中的悲憤之情。不久之後,另一位革命黨人陳英士專門題寫了一首《吊吳君樾》。
“我愛吳夫子,視死忽如歸。
慷慨赴大義,初陽生光輝。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顧。
使吳君而在,執鞭所欣慕。”
1906年深秋,暫住在日本東京小石川區井之興公園旁邊的孫中山先生,迎來了同盟會的重要成員宋教仁。與此同時,宋教仁還帶來了一位青年,這位青年即是陳英士。
初次與陳英士相識,孫中山就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好感。當看到《吊吳君樾》這首詩後,孫中山則對陳英士更加欣賞。
陳英士又名陳其美,他的侄子就是後來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的陳果夫和陳立夫。
陳英士於1878年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府學前街五昌裡,自從宋朝以來,陳氏家族就在這個地方繁衍生息。
據說,陳氏家族從14世至18世期間,都有人在朝廷做官,號稱“五世其昌”,因此他們的居住的地方也就稱為“五昌裡”。
在陳英士七歲的時候,他跟一群小朋友在點燃路邊的枯草時,其中的一個小朋友的衣服不小心被引燃。見到這種場景,陳英士立馬將那個小朋友撲倒在地,兩人擁抱著在地上打了好幾個滾兒,才把衣服上的火給撲滅。
這件事一經傳出,陳英士很快就獲得了十里八鄉村民的讚譽。
後來,根據陳英士的英勇救人的事蹟,同樣身為湖州人的書畫家王一亭還特意畫了一幅《英士群戲圖》,並題詩一首:“嬉戲野燒已知炎,附背方知智勇兼,迥異群兒能了了,養成大器不煩佔。”
由於父親早逝,家境貧寒,陳英士14歲那年就踏上了獨自謀生的艱難旅程,他來到了鄰近縣城的一家當鋪裡當學徒。
一直到1903年,陳英士正式告別家鄉,獨自一人踏上了上海的旅程,進入了由他表叔楊信之開設的同康泰絲棧裡當助理會計。
而就在這個時候,轟動全國的《蘇報》一案在上海發生了,事件的主人公鄒容也就成為了陳英士心中的又一位青年偶像。
鄒容寫了一部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著作《革命軍》,在文中,他不僅號召人家起來革命,而且革命還要建設一個像美國一樣的政府,設立大總統。
隨後,革命黨人章太炎為《革命軍》作序,即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將它發表在了《蘇報》。
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嚴厲斥責“載湉(光緒皇帝)小丑,未辨菽麥”,而且對康有為的保皇謬論痛加批駁。
光緒皇帝看到之後大為震怒,於是與租界裡的巡捕房相互勾結,大肆逮捕革命黨人,這就是震驚一時的“蘇報案”,
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清廷逮捕,此時的鄒容已經躲避在了一個外國傳教士的家中,可謂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鄒容得知章太炎被抓捕後,他不願意讓章太炎一個人承擔牢獄之災,於是主動投案,被清軍關押在監獄中。
看著這起案件,剛到來到上海的陳英士深受觸動,同時也給他上課一堂生動的教育課。
不幸的是,就在鄒容還有兩個多月就能出獄的時候,卻被清廷折磨出了重病,於1905年4月3日病死在獄中,年僅20歲。
不久之後,陳英士在蔡元培、于右任等革命黨人的啟示之下,準備東渡日本留學。但到了即將出發的時候,他卻改變了主意。
陳英士深受當年吳樾刺殺五大臣的影響,也想學習吳樾的壯舉,以身成仁,他把刺殺的目標鎖定了上海道臺袁樹勳的身上,計劃在他打道回府的路上實施暗殺。
但是,從吳樾刺殺五大臣之後,朝廷百官都加強了防備,刺殺行動變得難上加難。
刺殺不成,計劃也完全洩漏了,上海道臺袁樹勳下令破案,衙役們四處追查兇手。
於是,蔡元培等友人緊急催促陳英士,立刻前往日本避難。
然而,陳英士並沒有立刻動身奔赴日本。
1906年,在清廷嚴密的監視下,為了紀念在獄中受盡折磨而死的鄒容,革命黨人為他建造的紀念塔在上海落成。就在舉行落成典禮的儀式上,蔡元培還是從人群中認出了偽裝了的陳英士。
原來,為了出席這次集會,陳英士特意將前往日本的行程推遲了,冒著巨大的風險前來向鄒容烈士致意。
在陳英士的眼裡,他認為,一個革命者就要像鄒容、吳樾那樣視死如歸,而他的名言是:“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兒大節生與日爭,道之苟直不禪鼎烹,渺然一身萬里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