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孔丘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中庸》
人生修為之要，在於知、仁、勇。這三個價值觀念，自孔子所著《論語》將之確立為儒家文化的重要價值基因後，成為中華文化道德倫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蘊的根本意義所在。在增強和踐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簡要探究這三個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們中國人的生命意義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為何，做一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
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說，乃是對知、仁、勇這三個修身價值內涵的深刻揭示。在《中庸》中，知、仁、勇被概括為“三達德”，是實現人道之仁義禮價值的修為路徑和工夫。
孔子的這一論說，出自《論語·子罕》，原文是：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這一論說，又重出於《論語·憲問》，原文是：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前後論說相對照，存在“知者不惑”和“仁者不憂”二者次序上的不同，並有內涵上的不同意蘊。“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是人生修為上的次序。知、仁、勇之次序，為人生修為的學問之序。先有知和自覺，然後方能力行，藉由恥不若人之勇於進取，就能達致成功。
從人生學問之次序上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好學而知，就在知修身和治天下國家之道。知此而力行，落實仁道，就近乎仁。知恥於不若人，必勇於趕上而見賢思齊，不懼艱難險阻，方能善始善終。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的價值意蘊，又是人生境界上的體現。仁、知、勇之次序，為德行踐履和體驗之序。為仁者，必合義而宜，故必知而不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的價值意旨，就在於此。“知者不惑”，就旨在知天命而立命，而有“夭壽不貳”之勇。
知者不惑，既是明於善的修為，又是知天命的自明而誠。
在孔子的思想中，非常重視學知之修為功夫。人性自覺、為仁弘道和通達權宜之能為，皆要以知為前提和基礎。孔子以自身的好學不厭，奠定了追求真知的精神。在《論語》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的人身閱歷，更道出了學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知識的知性明善上，貫徹了“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的價值意旨。知者的不惑，就在於擇仁之智，或者說是知命、知禮和知言之明。“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智慧辨於人倫事務，足以明理，故能明察而不惑。
在“知者不惑”的認知境界上，不惑於人生之道理，方能堅定於為仁弘道；致知於明善而誠身，就能平治天下。“知者利仁”（《里仁》）和“知者樂”（《雍也》），就是這一價值意旨的體現。人生只有精義入神而精明，方能達致仁至義盡的境界。
孟子提出良知良能說，認為“不學而能”（《孟子·盡心上》）和“不慮而知”，似乎知之功夫不甚重要。實則不然，不學不慮非不為知，只是強調了無處不是學，非需正規教學以知的道理。
人的基本或日常道德行為，不需要經過專門的教授訓練就可在效法、觀察中獲得其內涵和方法。“不學而能”和“不慮而知”的價值意旨，在於強調每個人都不要以自己的主觀原因而推卸其“集義”明善的責任。
孟子批判義外說，也非一概否定對人生道理的探索求知，而更在突出學知之致知貴在得諸己而信實於心的價值意旨，認為道德無不是自己求之而自知自得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每個人學問之道的“自明誠”（《中庸》），無不需要學知的覺醒和反思。
在儒家經典文獻《大學》中，格物致知的窮理，成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修為；在《中庸》中，提出“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的論說，更將認知理性和道德實踐理性進行了統一。誠必是明之誠，明必是誠之明。從此奠定了知行合一的價值精髓。
仁者不憂，既是仁以行之的修為，又是人生自得的境界。
“仁者不憂”，在《論語》中既是修為工夫上“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的價值意旨，又是人生境界上的“仁者安仁”（《里仁》）以及“仁者靜”（《雍也》）的價值內涵。安於仁則德全而真，靜而不妄作則無疵。德真而無疵，則無愧於心，故能不憂不懼。
在人生的修為上，“仁者不憂”，在《論語》中或是“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或是“樂以忘憂”（《述而》）。仁人志士“依於仁”，欲仁而仁至，豈有它憂？樂於仁道之事業，則必不憂貧而能忘其憂。
一個人若是志於為仁弘道，則人格理想和人生價值觀既定，就不會計較外在的得與不得，而必能無憂於外在的境遇。“仁以愛之”（《禮記·樂記》）和“仁者，仁此者也”（《呂氏春秋·孝行》），便是修為工夫之仁上的“仁者不憂”。在踐仁上無憂，方能樂此不疲。
在人生的境界上，“仁者不憂”，是安於仁而不改其樂。求諸己而盡人事，“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則是“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仁者的不怨天尤人，亦是“不憂”的重要價值內涵。
“仁者不憂”，既是一種豁達的心境，又是樂趣的體驗。人生無愧無憾，心安理得，故能不憂不懼；人生尊德樂道，樂此不疲，故能樂以忘憂。反之，就是“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里仁》）的不良情境。
勇者不懼，既是勇敢作為的修為，又是知恥而勇的境界。
“勇者不懼”，既是修為工夫上的勇敢、勇於行義，又是堅守仁義之道的威武不屈、脅迫不得。在《論語》中，前者是“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的價值意旨，後者是“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的內涵意蘊。
從人生修為上言，“知恥近乎勇”，是“義以為上”（《陽貨》）的堅持正義，而不為強權所恐嚇。勇敢之修為工夫，旨在踐行道義上有擔當和堅守。反之，是“勇而無禮則亂”（《泰伯》）。有勇而無義，則必為亂、為盜。
孔子的價值主張，突出勇以行義的價值意旨。勇作為修為工夫，必以強力踐行道義為旨歸。失去了仁義之本，則勇就成為匹夫之勇，血氣之勇。勇之德行，既有必為之勇，又有必不為之勇。羞於所為，則非仁不為，非義不取；恥於不為，則唯仁是守，唯義是行。
從人生境界上言，“勇者不懼”是人生的正氣凜然。勇者之所以“不懼”，就在於氣配道義，“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浩然正氣，至大至剛，豈有自餒而畏懼之時？道義之勇，自然不懼。
仁者之勇，必是“勇者不懼”。“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仁者的“必有勇”，是仁者內涵於勇，無勇則不成其仁。恥於不為仁，則不得不為仁，故言“知恥近乎勇”。
勇者的“不懼”，既本於仁義之道的原則堅守，又來自“知者不惑”的信念堅定。仁者不憂不懼，故必是“勇者不懼”；知者不惑於命，方能有“勇者不懼”。勇者的“不必有仁”，就非是人生體驗上的仁者之勇，“勇者不懼”。
孔子自謂“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的“我無能”，既是對自身修為有所不足的謙辭，自覺與君子之道的價值標準還有差距；又是對達致理想境界的嚴格自我要求，追求無止境。
人生修為的功夫無止境，自我改造的追求無止境。“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作為人生追求的宏大理想境界，豈可有實踐功夫和勤奮努力的窮盡之時？
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滄桑而綿延不絕，已充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迎接各種挑戰的開拓能力。這一文化內涵，既本自“學·思·觀”的探求真理而來，又呈現著“學·思·觀”的理性自覺和開放思維。讓我們齊心協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時代洪流之中，為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冷靜的思考，清醒的應對，果敢的鬥爭，無愧的付出。堅信“文化自信”，踐行“文化自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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