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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4日晚九點多，還差十幾天才滿20歲的帕翠莎，在她就讀的加州大學附近的公寓裡，被幾個破門而入的陌生人綁架了。
（帕翠莎·赫斯特）
不過，即便身處極度恐懼中，帕翠莎也能覺察到這幾個綁匪很特殊。他們沒有拿走任何財物，連帕翠莎被嚇跑的未婚夫留下的錢也沒碰。
（帕翠莎·赫斯特與綁架案發生時棄她而去未婚夫）
但原因也不難猜，因為帕翠莎的全名，叫帕翠莎·赫斯特。這個姓氏背後的東西，絕不只是一些錢而已。
她的祖父威廉·赫斯特，年輕時聽從參議員兼富商父親的建議，進入出版行業，併成為美國20世紀最傳奇媒體巨賈，身家約合如今的310億美元。被譽為影史最偉大電影之一的《公民凱恩》，便是以威廉·赫斯特為原型的。
（威廉·赫斯特）
（《公民凱恩》海報）
帕翠莎被綁架時，威廉·赫斯特已去世二十多年，但赫斯特家族依舊是財富、名望和權力的代名詞，利益關係遍佈政商兩界。
但帕翠莎對自己顯赫的家族，並無多少歸屬感和認同感。她在五個姐妹裡排行第二，從小沒得到多少關注，又在青春期頻繁在不同的寄宿學校轉學，以致於性格躁動不安，叛逆異常。
17歲那年，帕翠莎喜歡上了大她六歲的數學老師史蒂夫·韋德，並很快與之同居、訂婚。年少的帕翠莎，以為婚姻能給她帶來小時候缺失的安定與幸福，殊不知甜蜜的糖霜消散後，生活的平淡與瑣碎很快便顯露，並迅速將她吞沒。
後來，帕翠莎承認，在她被綁架之前的那段時間，有過輕微的自殺傾向。
她沒料到發生這起綁架案。她更沒料到的，是案件後來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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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翠莎的家世，只是這起綁架案的直接原因。
20世紀70年代是美國人希望破滅的年代。經濟停滯，股票市場遭腰斬，通脹率達12%，水門事件後尼克松的連任，令民眾對政壇的絕望感加劇。
這種情緒，直接體現在了街頭。1972年、1973年、1974年，美國分別發生了1962起、1955起、2044起爆炸事件。
謀殺案件亦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活躍於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十二宮殺手”、專殺白人的黑人穆斯林團體“斑馬殺手”等等。
這些命案的發生頻率有多高？就在帕翠莎被綁架的前一週，舊金山才剛發生了一起持槍歹徒掃射導致四人死亡的惡性命案。
綁架帕翠莎的小團體，也是這種環境的產物。
綁匪由三男五女組成，首領是一個名叫唐納德·德弗里茲的黑人男子。時年30歲的他，對槍支和爆炸物異常痴迷，曾因大大小小的罪名數度入獄。
（唐納德·德弗里茲）
那時的加州監獄，不僅人滿為患，各類制度也極不合理，首當其衝的是量刑方法。以德弗里茲為例，他最近一次入獄，被判的監禁時間是五年至終身。至於最後究竟在牢裡待多久，要看假釋委員會的決定。
囚犯對這種隨意規定的不滿與日俱增。1970年至1971年間，僅加州監獄，便有9名獄警和24名囚犯被殺害。
在這股血腥的洪流中，亦出現了喬治·傑克遜這樣被奉為監獄運動的哲學之王的囚犯。他生前所著的書《眼中之血》，後來被德弗里茲的團體奉為聖經。
（喬治·傑克遜）
1972年12月，德弗里茲越獄，並輾轉與團體內的其他成員相識，其中包括越戰退伍兵喬·羅梅羅、同性戀者帕翠莎·索爾蒂斯克、性工作者南希·玲·佩裡、從未成名的演員安其拉·阿特伍德、自詡詩人的卡米拉·霍爾、年輕衝動的威利·沃菲、中產階級出身的拉斯·李特爾等等。
（SLA成員）
他們吸收和信仰的意識形態，和他們的人員構成一樣混雜。他們和當時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樣，希望撼動他們所處的體系，撼動那些遵循這個體系生活的人。除此之外，他們沒有目標，沒有議程。
德弗里茲將這個小團體命名為共生自由軍（下文簡稱SLA），並很快有了第一個“敵人”——奧克蘭市奧克蘭聯合學區的黑人學區總監馬庫斯·福斯特。
（馬庫斯·福斯特）
為在愈演愈烈的暴力活動保護校園安全，福斯特計劃向聯邦執法協助委員會尋求資助。他沒想到，這一舉動經由媒體報道後，惹怒了與他素昧平生的德弗里茲。
在德弗里茲混亂的臆想裡，福斯特的行為，無異於在校園裡組建聯邦警察部隊，而其深層目的，是為了在學生中建立內戰識別系統。
在陰謀論與不穩定的精神狀況催化下，德弗里茲與南希、索爾蒂斯克一起，在1973年11月當街開槍射殺了福斯特。隨後，他們給當地一家電臺寫了封信，高調認領了此案。
這種毫無道理的行為，即便在反主流運動裡也算得上瘋狂，即便再激進的左派，也不想跟他們扯上關係了。SLA成了“政治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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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被綁在車上瑟瑟發抖的帕翠莎，是SLA的第二個目標。
他們確定下手物件的過程頗為糾結。他們最初列出了二十多個候選目標，其中大部分是當地銀行家和企業高管。
直到1973年12月19日，SLA在《舊金山觀察家報》上看到傳媒鉅富赫斯特家族的女兒帕翠莎·赫斯特與史蒂夫·韋德訂婚的訊息，他們才真正起心動念。
（帕翠莎·赫斯特）
因為他們注意到了一個一般讀者不會在意的細節：帕翠莎就讀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離SLA所在的戴利市距離不算遠。
SLA成員比爾·哈里斯在該校對外開放的行政大樓中，借到了學生家庭住址冊，並從中找到帕翠莎的住址，也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帕翠莎被綁架時與未婚夫所在的公寓。
在SLA策劃綁架案，到真正實施期間，發生了一個插曲：參與謀殺福斯特的兩名成員喬·羅梅羅和拉斯·李特爾，在1974年1月意外被捕，並被控涉嫌謀殺。
（拉斯·李特爾、喬·羅梅羅）
這件事，使SLA這場原本很隨意的綁架計劃，有了更強烈的動機，和更明確的目的：利用赫斯特家族的政治關係，要挾政府釋放兩名成員。
帕翠莎的爸爸蘭迪·赫斯特，平靜地接受了女兒被綁架的訊息。他致電家族旗下媒體暫時封鎖訊息，不要惹怒綁匪。
（左一、左二為帕翠莎的父母）
於是，德弗里茲一行人，在把帕翠莎綁到戴利市住處後的次日，意外且憤怒地發現，主流報紙上竟然沒有對這樁綁架案的報道。
SLA只好又主動發了一篇公告，而其內容，在外界看來頗為古怪，因為他們沒有提任何財務要求，還表示只要當局不營救人質，他們便會保證人質的安全。
他們的要求只有一個：必須在所有型別的媒體上對這樁綁架案進行報道。
雖然警方擔心這麼做，會給後來的綁架案形成負面示範，但擔心女兒安危的蘭迪仍然照做了。
隨著時間推移，帕翠莎和SLA的其他幾名成員開始有了交談和初步瞭解。從他們的種種反應來看，帕翠莎心知自己暫時保住了性命。
不過，對SLA來說，帕翠莎成了一塊令他們不知如何下嚥的肥肉。他們急切地想利用這個富家女，來兌換點東西，但毫無頭緒。
經過幾番商議，他們決定要求赫斯特家族給窮人分發免費食物。2月12日，德弗里茲錄製了一盤磁帶，要求赫斯特家族在加州七個最大城市，向低收入人群開展為期四周的優質肉類、蔬菜、奶製品免費發放活動。
完全達到SLA要求的派送標準，需要花費約4億美元（約合現在的20億美元）。
SLA還放出了另一段錄音。在這段錄音裡，帕翠莎根據SLA的指示，要求赫斯特家族儘快發放食物，並提出了新的要求：釋放被捕的喬·羅梅羅和拉斯·李特爾。
3
赫斯特家族的希爾斯博勒公館，那段時間擠滿了人。
（希爾斯博勒公館）
這些人裡，除了從各處趕來的家人外，還有每天主動上門彙報進展的FBI高階探員查爾斯·貝茨。為服侍好赫斯特一家，FBI還在公館四周安排了大量安保人員。眼見著案件沒什麼進展，病急亂投醫的赫斯特一家，還請了好幾個靈媒到家裡做法。
（查爾斯·貝茨）
不過最要緊的還是籌備食品分發事宜。正當赫斯特家族與一些有相關經驗的社會組織進行溝通時，他們收到了第二個有帕翠莎錄音的磁帶。
在這盤磁帶中，帕翠莎的態度相較上一次，有了微妙的變化。她表現出了些許不耐煩，但這種不耐煩不是針對綁架者，而是針對她的父母。她強調自己的處境並不差，並告誡父母不要聽信外界傳言，儘快完成SLA的要求才是最重要的。
蘭迪籌措的第一筆資金是200萬美元（約合現在的1000萬美元），其中50萬美元是他的個人資產，其餘150萬美元來自家族的威廉·赫斯特基金會。他承諾餘下款項將陸續到位，還成立了名叫“有需要的人”（下文簡稱PIN）的組織處理食物分發事宜。
PIN引來了許多聞風而來的地頭蛇。知名民權運動團體，如人民聖殿、伊斯蘭民族組織（簡稱NOI）等等，要麼要求代管資金，要麼要求PIN必須透過他們購買食品。
待PIN的工作好不容易步入正軌後，喜怒無常、情緒頻頻失控的德弗里茲卻不高興了。雖然蘭迪早就表示4億美元會分批到位，但德弗里茲突然對200萬美元的首筆資金感到怒不可遏。他釋出了新宣告，要求赫斯特家族必須再追加400萬美元。
無論德弗里茲對赫斯特家族如何變卦，PIN的食品分發還是在帕翠莎20歲生日的後一天，也就是2月21日，在舊金山、里士滿、帕羅奧托、奧克蘭四地如期進行了。
分發活動的第一天，堪稱徹頭徹尾的街頭混戰。近一萬名排隊排得心煩意亂的人，很快便開始爭搶乃至實施更嚴重暴力行為，導致多人受傷，事後紛紛向赫斯特家族和PIN索賠。一些負責供貨的商家，還虛報了出貨額。
種種紛爭和貓膩，蘭迪心知肚明，但為了不再生事端，他選擇了吃悶虧。
收拾完爛攤子後，蘭迪決定改變策略，不再被神叨叨的德弗里茲牽著鼻子走。他透過旗下媒體表示，他不會再出一分錢，唯有帕翠莎平安獲釋後，他才會再捐出4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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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翠莎和SLA成員的關係漸漸發生了變化。她發現他們越來越信任她。
她不再需要戴眼罩，關押她的衣櫃經常一整天都開著門。他們甚至給帕翠莎搬來了一臺電視機和幾本書解悶，偶爾還會聊聊天。
這些交流在帕翠莎心裡造成了一個印象：SLA只是拿她當籌碼，並不想殺她，反倒是一直吆喝著要發動突襲來解救她的FBI，更可能誤殺她。
她會這麼想，是因為德弗里茲有一天竟然送了帕翠莎一把手槍和一個防毒面具，還花了三天時間教她如何射擊。
（帕翠莎·赫斯特）
什麼劫匪會送人質一把槍？帕翠莎對這種敵意與信任交織的舉動非常困惑。
她會和其他成員聊不快樂的童年、聊政治、聊她那個在綁架案發生時棄她而去的未婚夫。透過觀察，她還認為SLA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為了錢，而是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謀福祉。她亦開始相信，被捕的羅梅羅和李特爾，真的是被陷害的。
而把帕翠莎向SLA又推了一把的力量，不是別人，而是她的爸爸蘭迪。
3月初，蘭迪發表公開宣告，重申了之前不再配合的態度。作為回應，SLA在舊金山一家餐廳衛生間放置了兩盒磁帶，一盒是安其拉·阿特伍德要求監獄讓獄中的羅梅羅公開發聲，以便SLA確認其安全，另一盒是帕翠莎的錄音。
（安其拉·阿特伍德）
但這次的錄音，令蘭迪在內的許多人感到意外，因為帕翠莎的語氣異常尖銳而憤怒：
“爸爸，媽媽。我收到了你們上週日廣播的訊息。我很高興在這麼久的沉默之後收到你們的回覆。可是你們說的話，聽起來好像根本不在乎我能不能從這裡出去似的。
“我覺得FBI寧願我被殺了。傷害我的不是SLA，是FBI，是你們對窮人的冷漠，是你們對百姓和SLA的不公。
“新聞媒體已經開始協助FBI陷害我。首先，他們把我爸爸塑造成盡了一切努力的父親形象，顯得我早就該被釋放似的。但事實上，SLA提的要求遠沒有被完成。第二，媒體在我父母的配合下，把我塑造成一個被可怕的黑人逃犯綁架的天真無助的女孩。我是個堅強的女人，我討厭被這樣利用。
“我不再害怕SLA了，因為他們不想讓我死。SLA只是想讓百姓活下去，想確保監獄裡那兩個人的安全。我意識到，想殺我的人其實是FBI。”
這番言論，點燃了某種潛伏已久的政治情緒。尼克松任命的司法部長威廉·薩克斯比召開發佈會，譴責蘭迪對劫匪的縱容，欲使其與尼克松政府的“法律與秩序”形象形成對比。
（威廉·薩克斯比）
時任加州州長的里根，也做了類似評論。他知道主流民眾對“吃白食的”貧民窟有多厭惡，因此直言PIN的食物分發活動很糟糕。他還任命帕翠莎的媽媽凱瑟琳在加州大學董事會繼續任職，以表明赫斯特家族對SLA的不屑一顧。
（里根）
這些政客深知，在一個混亂失控的大環境裡，民眾最渴望的就是強有力的集權政治形象。
而帕翠莎這廂，與SLA的關係更近了一步：她與成員之一的威利·沃菲發生了性關係。SLA成員彼此間的性關係極為開放，帕翠莎在事實上融入了這個集體，並在不久後成為其正式成員。
（SLA部分成員）
媒體對綁架案的報道，以及媽媽對保守派政客里根的言聽計從，亦令她愈發沮喪。有天，她對安其拉·阿特伍德說：“我不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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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各大廣播電臺收到了來自帕翠莎的最新錄音。
這次，她用無比堅定的聲音表明，她已加入SLA，並抨擊自己的富豪爸爸是壓迫窮人的騙子（事實上，蘭迪是當時赫斯特家族唯一一個仍在意這樁綁架案的人），並在最後唸了一長串SLA的戰鬥理念。
這則錄音對蘭迪是一記重創，在女兒被綁架59天后，他第一次哭了。
對SLA來說，這是一場重大勝利。他們不僅迫使赫斯特家族花了數百萬美元，還收編了一名其家族成員。
但這個組織依舊沒有任何長遠規劃。無論是射殺福斯特、綁架帕翠莎，還是釋出錄音和宣言，都是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地進行的。
（SLA）
這樣的團隊自然也不可能有財務規劃。他們很快就沒錢花了。於是，他們決定在4月15日打劫海波尼亞銀行。這是帕翠莎第一次參與SLA的行動。
（銀行監控拍下的帕翠莎·赫斯特）
搶劫行動如計劃般順利進行。SLA成員回到家中，為他們搶到的10660美元慶祝了好幾天。
司法當局則徹底摒棄了帕翠莎是被脅迫或洗腦了的想法。幾天後，針對一份針對包括帕翠莎在內的SLA成員的通緝令發出了。
（通緝令）
舊金山已不宜久留。SLA兵分三路前往洛杉磯，住到了一個連電和熱水都沒有的貧民區三居室。現實與德弗里茲承諾的美好未來，有巨大落差。
而他們在洛杉磯的終章，源於一樁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事。
1974年5月16日下午四點，帕翠莎和另外兩名成員比爾·哈里斯、艾米麗·哈里斯夫婦，一同外出採購。當比爾在一家露營用品店試圖順手牽羊時，被店員發現了。雙方很快打作一團。
（比爾·哈里斯、艾米麗·哈里斯）
在車內等待的帕翠莎見狀，開始對人群進行瘋狂掃射，以便給比爾打掩護，所幸無人受傷。比爾跳回車上後，開始瘋狂疾馳，途中三人還打劫了兩輛車。
當時已是晚上七點多，關於他們的槍擊新聞已鋪天蓋地，SLA其他人也已知曉。他們於是按照先前約定，迅速逃離了還沒住多久的新住所。
洛杉磯警方的搜捕力度遠超舊金山，特殊武器與戰術部隊（即SWAT）亦參與其中，足見警方想抓捕SLA的決心。
此次抓捕也是全美娛樂盛宴，因為KNXT電視臺利用當時非常先進的戶外直播技術，實時向觀眾放送警隊的現場行動。
帕翠莎一行三人，用身上僅有的錢，找了個汽車旅館匆匆住下，透過旅館房間的電視，瞭解事態進展。
而德弗里茲在內的其餘六人，一直未能聯絡上帕翠莎等人。他們帶著十幾支槍和四千多發子彈，在黑人社群遊蕩，最後終於花了一百美元，找到一家願意收留他們暫住的家庭。
當時SLA是處在風口浪尖的組織，德弗里茲行事又毫不避諱，因此他們住進該社群的訊息迅速傳開了。警方自然輕而易舉地定位了他們，全副武裝地向SLA所在的房子喊話，但毫無進展。
（SLA所在房屋四周的警察）
時間接近下午六點多時，僵局被突然打破了。子彈如雨點般，從SLA所在的房間傾瀉而出。警方也立即以子彈、催淚彈、毒氣彈等各樣武器進行回擊。
（SLA所在房屋四周的警察）
這場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的槍戰，毫無懸念地以SLA的慘敗告終，其激烈程度可通過幾個數據窺見一斑：警方使用了5300多發子彈、83個催淚彈，SLA使用了2000到3000發子彈。
（SLA所在房屋起火）
南希·玲·佩裡、卡米拉·霍爾身中數槍死亡；安其拉·阿特伍德、威利·沃菲、帕翠莎·索爾蒂斯克因吸入過多濃煙而死；德弗里茲則死於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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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矚目”的帕翠莎，透過媒體的實時報道，知道了同伴身上發生的事，悲痛不已。
這樁慘案，堅定了她成為一個“革命者”的決心。她現在萬分確信，警察會像殺掉那六人一樣殺掉她。她和她的兩名同伴，現在已身背武裝搶劫、襲擊謀殺等多項指控了。
比爾·哈里斯和帕翠莎按照SLA以往的做法，釋出了兩則內容相仿的錄音。他們將六人之死，形容為“最美麗、最勇敢的自由戰士，被懦弱的法西斯臭蟲燒死”，並表示他們會繼續戰鬥。
說歸說，三人目前的當務之急，仍是找到藏身之處。
他們透過安其拉·阿特伍德生前好友凱西·索利亞，輾轉認識了幾個SLA的支持者，其中一個名叫傑克·斯科特的政治活動家表示，自家親戚在賓州鄉下有個農場，可供三人藏身。
（凱西·索利亞）
（傑克·斯科特）
但斯科特提了個要求：他們不能帶任何武器過去，以免惹是生非。帕翠莎最初對這個要求極為牴觸（她怕德弗里茲等人的悲劇在三人身上重演），但最後也只能接受。
帕翠莎此時的心態，是極度複雜的。作為一個20歲的女孩，她不想回到那個沒人把她當回事的家。但眼前這條“革命之路”究竟通往何方，她也全然迷茫。
（帕翠莎·赫斯特）
農場的生活也不甚順利，主要問題仍出在性情不穩定的比爾·哈里斯身上。他先是違反與斯科特的約定，託人買了把空氣槍，然後又在斯科特介紹來的政治作家保羅·霍克對他們進行採訪後，把採訪資料盡數銷燬，鬧得雙方很不愉快。
久而久之，斯科特也受夠了，他覺得在這幾個人身上的投資看不到回報，於是以農場要賣掉為由，趕他們走人。
他們重新向凱西·索利亞求助，並在後者的安排下來到薩克拉門託，有了個住處，並與索利亞所在的組織合併，改名為新世界解放陣線（下文簡稱NWLF）。
不過，帕翠莎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都過著和她嚮往的“革命”八竿子打不著的生活。由於她和哈里斯夫婦都是逃犯，因此他們無法找工作，只能隔三差五去偷東西，或者靠其他人的接濟過活。
他們決定再去搶銀行。1975年2月25日，NWLF在一家郊區小銀行搶到3700美元。
受到鼓舞的他們，決定在4月21日搶另一家位於郊區、但規模更大些的銀行。這次他們搶到1.5萬美元，但搶劫過程中，艾米麗·哈里斯開槍打死了一名員工，索利亞還把一個懷孕的出納踢流產了。
他們知道事情失控了。當地警方很快掌握了其中四人的指紋，並開展了相應搜捕工作。這群亡命之徒只能再次搬家。他們決定回到舊金山。
由於資金較為充裕，因此NWLF反倒比以往舒適不少。安穩日子過了沒多久，他們又開始決定做點什麼。他們在那段時間安放了很多炸彈，大部分未能成功爆炸，一小部分炸燬了幾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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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對帕翠莎綁架案的調查，是該局歷史上最大的恥辱之一。他們掌握了大量無效線索，導致這樁全美知名案件的調查毫無進展。
他們第一次突破，來自一個意外：當初幫助帕翠莎一行人藏匿的傑克·斯科特，有個關係不融洽的弟弟沃特·斯科特。後者不知透過什麼途徑，知道了此事，於是在1975年1月31日主動報了案。
FBI透過這條線索，掌握了許多當時去過農場的人的資訊，最後循線知道了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凱西·索利亞。很快，他們就找到了索利亞夫婦倆的住處，開始了對他們的全天候監視。
9月17日，便衣特工取得重大突破：他們見到了比爾·哈里斯。次日，哈里斯夫婦被捕，隨後，NWLF的剩餘成員一一落網。
（帕翠莎·赫斯特）
帕翠莎被綁架的這段時間，她的父母蘭迪和凱瑟琳，已因救人理念分歧而漸行漸遠。帕翠莎被捕後，蘭迪斥重金邀請知名極左翼激進律師家族哈里南家族，來為女兒辯護。
文森特·哈里南的兒子特倫斯·哈里南，得到了這樁全美律師都眼饞的大案子。但他試圖把帕翠莎塑造成精神病人，以獲得保釋，結果毫無進展。
（插播一個小八卦：多年後，特倫斯·哈里南和如今的美國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競爭舊金山地方檢察官一職，鬧得不甚愉快。）
（特倫斯·哈里南）
蘭迪馬上給女兒換了律師。這次，他找的是以代理知名殺人犯而出名的李·貝利。名震全球的O·J·辛普森殺妻案中，辛普森的豪華律師“夢之隊”裡，便有李·貝利。
（李·貝利與O·J·辛普森）
作為傳奇律師，李·貝利有異乎尋常的表達能力。他在1975年9月26日與帕翠莎的首次見面中，沒用幾句話就把後者牢牢拿下，令其開始對李·貝利言聽計從。
除法律層面的問題外，當時的社會環境，對該案也不甚有利。70年代中期的美國，尤其是舊金山這樣的左翼大本營，成了各類抗議活動的汪洋。
以帕翠莎被捕的1975為例，那年加州發生了50起爆炸事件，發電廠、政府辦公室、大公司總部發生爆炸，已是家常便飯。
謀殺活動更是不計其數，時任美國總統的福特，就遭遇過數起最後以失敗告終的暗殺行動。
在這種背景下，親身參與了多起類似行動的帕翠莎，特別不招人待見。民眾最初對她的同情心，已經被沒完沒了的違法案件消磨殆盡。
（帕翠莎·赫斯特登上多個雜誌封面）
於是李·貝利走了一步險棋。
50年代的朝鮮戰爭期間，“洗腦”這個概念，經由新聞記者愛德華·亨特的大肆宣傳，成了美國民間熱衷討論的神秘話題。這個詞在當時毫無醫學根據，但這種極富煽動性和神秘性的概念，伴隨著對戰爭和敵對意識形態的恐懼，依舊深深紮根在那個年代許多美國老百姓頭腦中。
（愛德華·亨特的《洗腦》封面）
這個概念，就是李·貝利辯護的基礎，即帕翠莎的所有行為，均是在SLA的洗腦下完成的，並非她真實意志的體現。
帕翠莎也非常配合，在庭審中聲淚俱下地說自己被SLA成員洗腦、欺騙、強姦，而她釋出的那些宣告，都不是她的真實想法。
李·貝利還與FBI進行了秘密會談，並與之達成協議：帕翠莎將NWLF成員的罪行全部供出來，條件是將她與4月份搶劫銀行時發生的命案撇清關係。赫斯特家族亦私下給了死者家屬一大筆錢，確保其不再另行提起訴訟。
李·貝利還招來三名精神科醫生來到庭審現場，對陪審團丟擲了許多專業名詞。雖然他們沒有直接提及“洗腦”一詞，但他們暗示的就是這個意思。控方亦找來多名精神科專家進行反駁。
庭內雙方爭作一團，庭外也在進行一場全社會範圍的辯論，即人究竟是可塑多變的，是環境的產物，還是無論環境如何，都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話題的根本，又回到了左右翼核心觀念之爭，正如當初蘭迪給窮人發放食物時引發的爭論那樣。
陪審團的首次裁決，以10比2的結果認定帕翠莎有罪。原因之一，是她雖聲稱自己被強姦，身上卻一直留著威利·沃菲送給她的紀念品。
（帕翠莎·赫斯特）
1976年9月24日，帕翠莎被判處7年徒刑。在等待上訴期間，為保證女兒的安全，赫斯特夫婦斥重金，委託助理律師透過舊金山警局，招來12名警察，擔任帕翠莎的臨時保鏢。
帕翠莎很快和其中一個叫伯尼·肖的警察戀愛了。伯尼·肖當時已婚有孩，但作為一個工薪階層，他沒能抵住和一個豪門富四代談戀愛的誘惑。
（帕翠莎·赫斯特與伯尼·肖）
帕翠莎很快便開始給新男友找離婚律師。
從某種角度來說，帕翠莎喜歡的男人一直是同一個型別。當她是學生時，她喜歡她的老師；當她是被綁架者時，她喜歡綁架她的人；當她是需要保護的人時，她喜歡她的保鏢。
簡言之，她一直迷戀那些帶著權威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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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翠莎案的上訴結果沒有變化，於是赫斯特家族決定祭出普通罪犯無法使用的大招——讓總統給他們的孩子減刑。
蘭迪和凱瑟琳成立了“釋放帕翠莎·赫斯特委員會”，並利用二人在兩黨的人脈四處遊說。帕翠莎接受了許多媒體採訪，為自己塑造受害者形象。
（帕翠莎·赫斯特與父母）
經過漫長的訴訟期後，民眾對該案最初的印象早已模糊，憤怒的情緒亦已散去。再加上赫斯特家族的奔走，帕翠莎的公共形象開始不斷好轉。
1978年年末，要求對帕翠莎進行寬大處理的請願書抵達華盛頓，請願者中不乏約翰·韋恩這樣的知名人士。白宮開始認真考慮此事，而那些經過赫斯特家族打點的高官，也在不斷為此案天平的一邊加碼。
（約翰·韋恩）
此案大赦與否，還間接影響另一件事：時任美國總統的吉米·卡特，不久後要迎來1980選舉年了。他的潛在對手，包括支援大赦帕翠莎的里根。如果他不給帕翠莎減刑，極可能在競選時給對手留下話柄。
（吉米·卡特）
於是，1979年1月29日，卡特簽署了同意給帕翠莎減刑的檔案，將其刑期減為22個月。同年，帕翠莎和伯尼·肖結了婚。
（帕翠莎·赫斯特與伯尼·肖）
（帕翠莎·赫斯特與伯尼·肖）
帕翠莎後來出了書、拍了電影、參加各類上流社會活動，生活得與其他貴婦別無二致。唯有她當年漏洞百出的證詞後來被不斷討論時，人們才會回想起，她曾有過一段“革命”時光。
（帕翠莎·赫斯特）
但她對這段往事絕口不提。
青春時代的稚嫩和衝動褪去後，她終於也開始明白，上流社會再不“自由”，也好過住在水電都沒有的破屋子，也好過在大牢裡蹲好幾年。
她沒有變成她年少時嚮往的“革命者”。她變成了她媽媽。
（帕翠莎·赫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