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時期，我國曾出現過一種被稱作“地主制經濟”的特殊經濟生產體系，描述的是手中握有土地的地主階級將土地租賃給農戶，農戶需要以繳納稅收的形勢供養地主。

但其實地主不過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誕生的一種統治階級身份，並不能作為判斷一個人品性的依據。雖然有地主依靠自身的經濟地位欺壓民眾，但也有一位叫做戴洪昌的地主面對國難挺身而出，帶領全家與侵略者抵死鬥爭，堪稱滿門忠烈。

被戰火打破的平靜

戴洪昌本名戴萬齡，洪昌是他的字，戴洪昌祖籍山東，但早在乾隆年間，因為種種原因，戴家的先祖就舉家從山東萊州府搬遷到了千里之外的吉林敦化縣。

剛到敦化時，戴家主要以務農為生，但依靠著幾代人辛勤的勞作和準確的投資眼光，待到戴洪昌接手家族時，戴家已經是敦化當地赫赫有名的大地主了。

雖然戴洪昌自幼家境殷實，但他從未遺忘祖輩教導，於是與其他壓迫佃戶的地主不同，戴洪昌時常接濟貧農，當年經濟不好時，戴洪昌還會主動給佃戶減少租金。

由於多年來的種種善舉，戴洪昌一家一直受到敦化當地人的尊敬。但可惜，突如其來的炮火打破了戴洪昌一家人平靜富足的生活。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突襲瀋陽，用武力強行轟開了中國東北軍北大營，以此開啟了他們侵略中國的第一步，也就是有名的9.18事變。由於當時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足有3000餘人的東北軍北大營被300名日軍輕鬆擊潰。

而當時的吉林第一旅第三營營長王德林不滿於上級下達的“不抵抗”命令，於是秘密集結手下前往延吉縣小城子，並在那裡創立了中國國民救國軍，自任總指揮。

1932年2月18日，由王德林率領的救國軍部隊抵達敦化，作為王德林義兄的戴洪昌聽聞訊息十分激動，大擺宴席犒勞部隊。在宴席上，王德林提出希望戴洪昌也加入抗日隊伍，戴洪昌早有此意，立刻就應承了下來。

一心抗戰，視死如歸

就這樣，面對國難當前，生活優渥的大地主戴洪昌帶領家人毅然加入了抗日的隊伍，不僅如此，在戴洪昌的號召下200多名青年村民也積極響應，加入了以戴家護院炮手隊為基礎的鄉團大隊，而戴洪昌則出任鄉團大隊隊長。

但好景不長，不久後日本人收到了救國軍駐紮在敦化縣的訊息，他們糾集附近駐紮的日本軍隊迅速攻入敦化縣，救國軍寡不敵眾，只能無奈宣佈撤離。在戴洪昌的安排下，戴家人將錢款藏入麻袋，和糧食一起運離沙河沿村，同時戴洪昌的家人也開始陸續撤離。

在這次緊急撤離活動中，戴洪昌的叔伯兄弟——負責看護家宅的戴萬生沒能及時轉移，被闖入的日軍用刺刀殘忍殺害。

戴家的宅院和沒能帶走的糧食也被日軍全部燒燬。日軍的這次暴行更加堅定了戴洪昌抗日的決心，其後幾年內，戴洪昌跟隨救國軍參與了鏡泊湖連環戰、石塘伏擊戰等多次著名戰役。

1933年，救國軍被日軍重兵圍剿，王德林和將領們向老部隊求援卻慘遭無視。無奈之下，王德琳決定化整為零，他命令部隊分散潛入深林，而自己則帶領傷員及其家屬撤離至蘇聯境內休養生息。

當時王德林勸說兄長戴洪昌和自己一同撤離，卻被戴洪昌堅決拒絕：“我是中國人，死也要死在中國，決不到其他國家去。”王德林離開後，戴洪昌帶領部隊奮起反抗，在日軍的包圍圈中殺出一條血路，隨後前往東寧縣老黑山，與吳義成部隊會合。

1934年，戴洪昌及其他救國軍舊部加入綏寧反日同盟軍，繼續在吉林一帶與日軍抗爭。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戴家的女眷也在部隊中擔任著照護傷員及情報傳遞工作，這時的戴家已經是全員參戰。

前仆後繼，滿門忠烈

1937年春天，戴洪昌為蒐集情報和籌備補給秘密潛回敦化縣，不料被漢奸察覺，迅速將他的行蹤上報給了日軍。在頑強地與日軍鬥爭了5年後，戴洪昌在家鄉被日軍抓捕。

被逮捕後，日軍為了逼問情報對戴洪昌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戴洪昌始終緊咬牙關，未透露一字。最終，戴洪昌被夾在兩塊燒紅的鐵板中間，英勇就義，時年66歲。

戴洪昌去世後，他仍在世的兒子們繼承了父親的遺志，繼續著戴洪昌未完成的抗戰事業。戴洪昌的長子戴克勤是六兄弟中活得最久的一個，他曾在抗日聯軍中任連長一職。

在1935年東寧的某次戰役中，他不幸被打斷了腿，無奈提前離開了戰場回到後方養傷，於11年後病逝。

老二戴克儉也曾出任抗日聯軍連長。在父親犧牲兩年後，戴克儉為掩護大部隊撤離，戰死於東寧縣。老三戴克吉是戴洪昌的警衛員，在父親被捕後，他曾率領10餘名戰士對戴洪昌展開營救，但因寡不敵眾，戴克吉與另外10名戰士皆在戰鬥中不幸犧牲，與戴洪昌同年離世。

老四戴克志雖然年齡小，但卻是戴洪昌六個兒子中犧牲最早的一個。早在1935年，戴洪昌犧牲的兩年前，時任連長的戴克志就在寧安戰鬥中因身受重傷而當場離世。

老五戴克中學畢業後在陳翰章的建議下開始從事情報工作，為了更好地蒐集情報，他七年內多次深入敵人內部，最後在1937年敦化縣的一次行動中，戴克選不慎暴露，被敵人打致重傷離世。僅1937年一年，戴家父子就有三人相繼在敦化縣離世。

弱冠之年，英勇赴死

相較於五個哥哥，老六戴克政留存下來的資料更加全面。1916年出生的戴克政是戴洪昌最小的兒子，他16歲時就跟隨父親加入了救國軍，因為戰鬥表現優秀，所以他被周保中及胡澤民視為重點培養物件。

在他們的精心教導下，戴克政進步飛快，第二年就成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青年團。

也就是在這一年，戴克政在吳義成的率領下積極參與了東寧縣三岔口戰鬥，但因為敵我實力懸殊過大，在短暫的勝利過後，三岔口又一次淪陷。

無奈之下吳義成只好選擇率部隊撤退至東寧縣老黑山，而在三岔口戰鬥中表現突出的戴克政則被胡澤民參謀長調到了救國軍總司令部，擔任他的直屬警衛員。

不久後，年輕的戴克政趁著放假回家，和一直隨軍轉移的未婚妻柴氏匆忙完婚。1934年，戴克政的兒子出生，取名戴友喜。

戴友喜出生不久後，母親柴氏因為長期營養不良，悄然病逝。常年在外的戴克政無法回來照顧還在襁褓中的戴友喜，於是只好將兒子託付給二嫂寇氏代為撫養。

次年2月，東北抗日聯合軍第五軍建立，戴克政擔任四團二連隊第二排排長。同年7月底，戴克政因戰鬥表現突出而被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9個月後，年僅21歲的戴克政被升職為二連隊連長。一年後，森林警察大隊起義，被抗日聯軍收編為第五軍第三師，戴克政在同年冬天被調任至第五軍第三師第九團，仍任二連隊連長。

1938年6月，戴克政率軍跟隨九團團長蔣繼昌進入雙鴨山韓家木營巡查並徵收補給，卻不料在進入韓家木營後的次日下午與敵人偶遇，在經過長達3小時的激戰後，團長蔣繼昌不幸犧牲，戴克政升任為九團團長。

兩個月後，戴克政在看守小糰子山臨時看守所時，不慎被敵機偵測，第二天凌晨五點，200多名敵軍迅速包圍了包括戴克政在內的15名戰士。

面對巨大的人數差距，戴克政沉著應戰，但畢竟寡不敵眾，這個僅有15人的小隊在200人的圍剿下英勇奮戰了3個小時後，最終幾乎全軍覆沒。這一年戴克政剛剛23歲，而他的兒子戴友喜還不足四歲。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抗戰結束時，曾經跟隨戴洪昌參加抗戰的50多名戴家人已所剩無幾，在抗戰中，54名戴家人用生命書寫了自己的革命精神。戴洪昌沒能親眼看到抗戰勝利，甚至直到他犧牲時，他都不知道抗戰是否會勝利，但他仍為此付出了生命。

在國難當頭的存亡之際，正是無數個如戴洪昌一樣的先烈和其家族挺身而出，才讓中國取得了後來的最終勝利。

許多外國人無法理解中國人的家國情懷，他們不知道，這是因為我們始終銘記著，中國現在的繁華是無數先烈用鮮血鋪就的，他們的身軀雖已消逝，但他們的精神永遠存留在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