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流傳贊頌明朝的有一句話“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表達了明朝的硬氣骨氣。
但如果我們站在軍事的角度來看，天子不應該守國門，守國門的應該是邊塞將軍。
但凡一個國家定都，都會把首都定在相對安全的地方，而非邊境，除非那些戰略縱深很小的小國沒辦法，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等。
因為首都對一個國家來說太重要了，一旦首都被攻陷，那對這個國家的打擊相當沉重，甚至會亡國。
所以只要有條件，這個國家一定會把國家遷往內陸，以獲得安全的緩衝區。
比如緬甸就把首都從沿海的仰光遷到了內陸的內比都，巴西則在內陸新建首都巴西利亞。
建國初期，有人提議把首都建在哈爾濱，但中央經過討論，還是把首都定在了北京。
俄羅斯現在拼命拉攏白俄羅斯不讓它倒向西方，就是為了給莫斯科增加幾百公里的緩衝區。
所以，從純軍事角度來講，明朝把首都定在靠近邊境的北京，是一個巨大的戰略失誤。
在明朝強盛的前期，定都北京倒沒什麼，因為反正是明朝攻打蒙古，掃蕩女真，軍隊就是移動長城，弓箭射程就是真理範圍之內。
明成祖五徵蒙古，明宣宗親征兀良哈，總兵官朱壽力戰小王子，武功赫赫，夷狄莫敢纓其鋒，北京自然穩如泰山。
但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明朝軍事實力的下降，北京戰略劣勢就凸顯出來了，給明朝造成了巨大的困擾，深受其累。
第一次北京面臨的重大危機就是土木之變後，也先率領蒙古軍圍攻北京。
但那時候明朝實力依然很強大，在於謙的主持下，明朝組織軍力反擊，大敗也先，北京轉危為安。
雖然這次成功的度過了難關，但北京的地理位置劣勢已經暴露無遺：一旦明軍在北方邊境地區戰敗，那麼就無法抵擋蒙古騎兵，使其直抵北京城下，造成巨大的政治經濟危機。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明朝中後期，曾讓明軍保持強大戰鬥力的衛所制逐漸敗壞，明軍的戰鬥力也直線下降，北京成為聳立在大明邊境的一座孤城，地位十分尷尬。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大汗俺答從古北口破關而入，殺掠懷柔﹑順義吏民無數，明軍一觸即潰。俺答兵臨北京，在潞河東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東北）、汝口等處紮營，京師戒嚴。
自土木之變以後，京師百年來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當時明朝奸臣嚴嵩當道，已經沒有百年前的于謙那種堅決抵抗的精神了。當時京師兵籍皆虛數，禁軍只四五萬，半為老弱，又缺少戰具甲仗，戰鬥力很差。
奸臣嚴嵩禁止明軍出戰，任由俺答汗大肆燒殺搶掠而去，史稱庚戌之變。
古北口為中國長城上關口之一，北京與東北地區往來的咽喉要道。
1403年明成祖遷都北京，為加強北京防務，大修長城以拱衛首都。西北居庸關，東北古北口成為明王朝首都的兩個重要門戶。
古北口與居庸關東西對峙，自古稱為雄險，有“地扼襟喉趨朔漠，天留鎖鑰枕雄關”之稱，是華北平原通往內蒙古高原的要道。
在北京居住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古北口鎮距離北京有多近，許多北京人週末的時候都會古北口鎮來個短期京郊遊。
由此可見，北京中後期面臨的戰略困境和劣勢有多大。
幾十年後滿清崛起，也沿著這條舊路多次入關，在北京城下燒殺搶掠。
1629年皇太極率軍繞道蒙古南下，攻破大安口，圍攻明朝的首都北京城。
1636年，皇太極派阿濟格、多爾袞率軍繞道蒙古，從長城的獨石口侵入，攻克北京周邊的延慶、居庸關、昌平等，燒殺搶掠。
如果北京不是首都，即使滿清入關搶掠北方，明朝邊軍也不會因為要急於會北京勤王救駕而被迫在不利的局面與滿清作戰，甚至可以採用圍魏救趙之策，直擊遼東，迫使滿清撤軍。
但因為北京是皇帝所在，邊軍必須勤王，因為任何人都擔當不起首都淪陷皇帝被擒的局面，這就讓邊軍因為政治原因而陷入了軍事被動局面。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吊死煤山，吳三桂開關迎虜，北京淪於滿洲人。
崇禎吊死煤山之後，還有廣闊地區掌握在明朝官吏手中，並沒有淪陷在李自成、張獻忠和滿清手中。如果這時候有一個有威望的合法的政治人物如太子等站出來，振臂一呼，足以整合這些政治經濟資源，足以再戰。
但位於邊境的首都北京淪亡，對廣大內陸地區就鞭長莫及了。
如果明朝定都一個內陸城市，就不會有這樣的困境。
比如定都南京或者洛陽。
如果定都洛陽，那麼可以在這裡聚集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資源，闖賊也不可能做大，農民軍的問題也不會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定都南京，如果有一個威望較高的政治人物如太子登基，就可以避免其他明朝宗室自相稱帝或監國而導致南明小朝廷林立且互相攻打，說不定真的可以再延續明祚。
所以說，天子不應該守國門，守國門應該交給邊軍。
天子應該在安全的後方進行指揮，統籌排程，派出精兵強將鎮守邊關，而非親臨第一線作為吸引敵人火力的標靶。因為一旦在前線的天子出了什麼差池，將會導致全軍崩潰而失敗。
總之，天子守國門是明朝在定都選擇上的一次重大失誤，直接導致了明朝中後期在面對外敵入寇時陷入了極其被動的局面，甚至在崇禎吊死煤山之後，失去了一次翻盤的機會。
其實明朝定都北京這種戰略困局，也延續到了清朝。
即使在清朝前期的康熙時期，北京也面臨過一次大危機。
葛爾丹兵臨烏蘭布通，距京城僅七百餘里。注意這裡是內蒙草原，地勢平坦，騎兵數日就可以抵達北京。當時 “京師戒嚴，每牛錄下槍手派至八人。幾於傾國矣。城內外典廨盡閉，米價至三兩餘”，一片慌亂。
幸好當時清朝國力強大，康熙率軍親征，清兵以多勝少打敗了葛爾丹，才讓北京轉危為安。
但清朝末年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從天津登陸，攻入北京，清帝咸豐逃往承德，英法聯軍洗劫焚燒圓明園。
1900年，八國聯軍再次在天津登陸，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緒逃亡西安。
其實在1895年，甲午戰爭時期，日軍佔領遼東後，就叫囂要“大兵長驅。以問罪於北京朝廷，將迫清主面縛乞降……”幸好當時日本國力弱小，僅僅是叫囂而已，並沒有實力這麼做。
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舉人正在北京參加科舉，曾公車上書，要求再戰，其中就建議清廷“遷都”，好像是要遷到西安。因為當時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北京從地理位置上作為首都來說已經嚴重不合適了，太靠近邊境了。西方列強從海上來，以中國的勢力無可抵禦。
首都問題對一個國家來說非常重要，北宋就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吃了大虧。
趙匡胤稱帝之後，以一個軍事家的戰略眼光覺得開封出於平原之地，防守不利，作為首都非常不利，所以他一直想要遷都到洛陽。
因為洛陽地理位置極佳，邙山龍門山嵩山周山四山環抱，黃河伊河洛河澗河等八河並流，在這裡只需要少量的兵力即可做到有效防守，拖延時日，坐等周圍勤王軍前來解困。
但趙光義等文武百官貪戀開封物阜民豐，沉醉在溫柔富貴之鄉，用“在德不在險”來反對遷都。
明明是軍事問題，趙光義卻用道德來說事，可見高粱河車神的軍事素養遠不如趙大郎。
在宋朝中期，遼兵南下，直抵黃河北岸，叫囂要渡河，嚇得宋朝君臣商議遷都到成都或南京。如果不是寇準決議抵抗，恐怕南宋在那時就會出現了。
到了宋末，金兵南下，宋軍戰不能戰，開封守又不能守，所以亡國了。
所以，定都在哪裡一定要慎重考慮，否則會讓國家陷入重大危機之中，甚至慘遭亡國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