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在1975年時,黨組織懷著仁慈之心,特赦了所有戰犯。
此訊息一經發出,立刻在人群中掀起了軒然大波,戰犯的家屬紛紛淚流滿面,一邊叩謝組織的恩德,一邊期待親人的迴歸。
然而,凡事也總有例外,有3位戰犯家屬聞此訊息,卻一點也笑不起來——他們的親人,也是被關在功德林內的國軍將領,但他們的運氣實在太過不好,還未等到特赦,便病死在了獄中。
那麼,這3位病死的國軍將領分別是誰?他們又是怎麼被我方關進功德林的呢?
一:楊文瑔
楊文瑔(quán)出生於1905年,是四川省江安縣紅橋鎮(今屬興文縣玉屏鄉)人。
少年時期的楊文瑔,身處於革命浪潮之中,受到周遭有志之士的影響,楊文瑔也決定為國家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憑藉自身優異的成績,被黃埔軍校錄取,成為了一名黃埔軍校第二期輜重兵科的學生。畢業後得到上級賞識,被留在學校擔任學生隊區隊長,引導新學員一同學習。
過了一段時間,楊文瑔認為自己已經有足夠的本領,可以應付戰場上的突發狀況,於是離開學校,開始參加戰役。
他也確實是位難得的驍將,在兩次東征以及北伐戰爭中,他從普通的軍官做起,一路依靠戰績往上升,不久便成為了第二十二師第六十五團少校團附。
如此優秀的他自然足夠耀眼,在北伐部隊進攻駐馬店的戰役之中,勇猛抗敵的楊文瑔被陳誠一眼相中,隨後,愛才的陳誠將他介紹給了蔣介石。
蔣介石聽完陳誠的介紹後,也對楊文瑔產生了一絲好感,次年,蔣介石將其調到身邊,擔任侍從室少校參謀。自此,楊文瑔一躍成為了國民黨中的“人上人”。
年輕人涉世未深,很容易便會被金錢美色給誘惑住,楊文瑔成為蔣介石的“身邊人”後,很快就被國民政府中的腐朽之氣染黑了。他慢慢地失去了往日的沉著冷靜,整個人都變得輕佻了起來。整日裡也不再研究兵法,而是醉心於追求名媛、校花以及交際花等漂亮女人。
據悉,被關在功德林期間,楊文瑔還曾對獄友得意洋洋地炫耀過自己的價值觀:“男人此生最開心的事情,就是能得到很多漂亮女人的喜歡。”
當然,雖然他的價值觀已經有了偏差,但對於蔣介石而言,他依然是位忠心耿耿的好下屬。
國共兩黨的內戰打響後,一些愛國的國軍將領,還會停下來思考一會,自己人打自己人,是否是件正確的事情,而楊文瑔卻完全不會有這個困擾,在蔣介石的指示下,他早已磨好了揮向我方的利刃。
1946年4月,楊文瑔被國民政府調到第七十二軍擔任中將軍長。次月,該部改編為第七十二師,楊文瑔任中將師長。
他所管控的這支部隊,就是蔣介石最為看重的嫡系部隊。為增強這支部隊的戰鬥力,楊文瑔對上級提出,希望給部隊來個大換血,在中下級將領中開展思想教育,同時將全軍裝備更換成當前最先進的日式武器。因為楊文瑔情況特殊,國民政府最終同意了他的這些請求,於是,這支部隊的實力,迅速提升了數倍,這也讓我方軍隊的處境,變得更加危險。
1946年8月,七十二師對解放軍鄂東獨立第二旅發起攻擊,由於雙方裝備相差過大,我軍迅速落入下風,損失慘重。旅長張體學不得不帶領兩三百號人,向外突圍,挺進大別山打游擊。
1946年12月,劉伯承帶領大軍將國民黨85師包圍在河南省民權縣的野雞崗一帶,然而,就在我方以為他們已無路可逃時,楊文瑔卻帶領七十二師衝了過來,將我方陣型打亂,無奈,劉伯承只能退兵而去。楊文瑔隨後誇耀稱,自己大破共軍十萬。這場“戰役”也成為了國民黨在解放戰爭時期,為數不多的“全勝”。
當然,楊文瑔也沒有蹦躂多久,在最後的戰役中,他遇上了他的強力對手——人民解放軍華野參謀長陳士榘(jǔ)。
在陳士榘的帶領下,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七十二師師部形成了包圍之勢。
楊文瑔不肯服輸,駐守泰安城,與我方血戰數日,中途雖多次打退我方進攻,但在人民解放軍的堅持下,他終究還是兵敗如山倒,不僅全軍被殲滅,自己也在混亂中被我方抓獲。
解放軍將他關押了起來,起初,楊文瑔氣焰囂張,無論如何都不肯悔改,整日都在抱怨世間的不公。過了些日子,或許是罵累了,又或許是知道沒人會去搭理他,他逐漸冷靜了下來,開始用沉默來拒絕我方的好意。
除此之外,他還開始沉迷於梳妝打扮,彷彿是想透過這種手段,懷念過去在國民黨內的美好時光,據和他關在一起的戰犯回憶稱:楊文瑔和大多數人都不一樣,即便被關在功德林內,也要想盡一切辦法將自己裝飾好。裡面沒有他當高層時期買的法國香水,就拿蛤蜊油替代;沒有外國發乳,就用凡士林;沒有高階香皂,普通香皂也可以用。
總之不能有損自己的形象,即便是之後腿動不了,他的頭髮依然整整齊齊地梳在腦後,油光鋥亮。
解放戰爭結束後,我方依然願意給他一個機會,於是將他轉送至戰犯管理所進行改造,但楊文瑔的思想依然偏向於國民黨,拒絕悔過。
後來,楊文瑔得了嚴重的腦血栓,下肢癱瘓使他再也下不了床,身體也每況愈下。
在特赦的兩年前,也就是1973年,楊文瑔病逝於戰犯管理所,享年68歲。臨死前,依然在高聲呼喊“蔣委員長萬歲!”
二:劉嘉樹
劉嘉樹和其他國軍將領不同的是,他並非第一次被我軍抓獲。
他出生於1903年,是湖南益陽人。1923年冬被大本營軍政部陸軍講武學校錄取,後來該校併入黃埔軍校,劉嘉樹也成為了黃埔軍校的學生。
他自黃埔軍校畢業後,便被調入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出任見習排長一職。那段時間,他在部隊中表現得十分出色,受到了上級的認可,很快便被升任為連長,不久後又提拔為南昌憲兵營營長。
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革命之士在南昌吹響了起義的號角。在這場起義活動中,劉嘉樹被要求帶領憲兵營戰士,對起義軍發起進攻。但由於自身貪功冒進,他被我方抓獲。
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起義軍並未為難他,秉承著寬厚待人的態度,我方將他放了回去。
劉嘉樹迴歸部隊後,並未宣告自己被起義軍抓獲的歷史,再加上其他人也沒有聲張此事,因此,上級對他依然十分器重。一段時間後,他被晉升為國軍副團長,並得到了前往江西“剿滅”紅軍的指令。
他真的不是當將軍的料子,在紅軍發起的第三次“反圍剿”戰鬥中,劉嘉樹再次被我方抓獲,成為了一名俘虜。
有趣的是,被俘不久後,劉嘉樹便看見了自己之前的一位學生——蕭克。
蕭克在1926年,考進了憲兵教練所(後來這所學校也併入了黃埔軍校),並被安排到第六支隊學習。而劉嘉樹當時就正好在第六支隊擔任隊長兼教練。
在那段時間裡,劉嘉樹曾面對面地傳授蕭克等人戰術方面的知識,學習之餘,蕭克和劉嘉樹還保持著不錯的私交。當初蕭克家貧,他攻讀的那些兵書,還是從劉嘉樹這邊借的。蕭克畢業後沒錢回老家,劉嘉樹還開了張免費乘車的證明。
現在兩人雖身處不同陣營,但彼此的師生情分是抹不掉的。見到劉嘉樹後,蕭克讓人給他鬆綁,並按照紅軍的規定,適當地給予了他一些優待。
兩人談話時,蕭克徵求他的意見,如果想加入紅軍,那就留下來,不想參加,就拿盤纏走人。劉嘉樹說自己想回家,蕭克便給了他一塊大洋,讓他離開,如此,也算還了他往日的恩情。
按理來說,都已經被紅軍兩次施恩釋放了,再怎麼樣也應該有一些好感,懂得迷途知返了吧?但是劉嘉樹卻偏不,被釋放後,他很快又回到了國民黨,國民黨高層也不知基於什麼樣的原因,依然對他十分器重。抗戰爆發後,劉嘉樹被提拔為中將副軍長,不久又被晉升為88軍軍長等職位。
1946年,劉嘉樹被任命為湖南省軍管區司令官兼保安司令,掌管長沙軍部大權。不過,已經被利益腐蝕心智的劉嘉樹卻沒有心思關注戰事,而是盯準戰亂之際,物資奇缺、物價瘋漲這個漏洞,大肆發國難財。極度奢華的南京寧海路劉公館,就是他的住所。據說,他在想要逃跑之前,還曾專門包下一架飛機,來運輸自己的物資。
當然,他這樣的行為終究是會付出代價的,就在他一門心思沉浸在撈錢事業中時,人民解放軍正用勢如破竹的姿態,吞噬著他的勢力。特別是在程潛和陳明仁兩位將領起義後,湖南戰局更是向我方徹底傾斜。這下,原本打算再負隅頑抗一會的劉嘉樹,只得向外潰逃。國軍計程車氣本就低迷,這一逃,軍心徹底散了。
最後劉嘉樹竟然一度扎進越南境內,在前有“財狼”,後有“虎豹”,而自身遲遲等不到支援的情況下,彈盡糧絕的劉嘉樹再度成為我方俘虜,連同他麾下六千餘名將士,一同被關入戰俘營。
這個時候,劉嘉樹又想起了自己的學生蕭克,他讓人傳信蕭克,想讓他放自己出去。
俗話說得好,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從前兩次的教訓中,蕭克已經明白這位老師不會悔改了,這一次,他沒有伸出援手,也沒有去囑咐其他人,給劉嘉樹優待。就這樣,劉嘉樹只能當一名普普通通的俘虜,被關在牢獄之中。
令人奇怪的是,明明之前受過我黨那麼多恩德,成為戰犯後,劉嘉樹在改造中的表現卻依然不積極,甚至還有些抵死不從的架勢。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那些比他官還大的上級都已經被放了出來,而他卻還被關在監獄,一直不能出來。最終在1972年,因突發腦溢血在戰犯管理所病逝。
三:徐遠舉
對比前兩位國軍高層,徐遠舉要可惡得多。
他是湖北大冶縣人,為了能出人頭地,很早就參加了國民革命軍,並獲得了進入黃埔軍校深造的機會。
在軍校,由於不服管教,得罪了部隊長官,只能離開軍隊,加入特務組織。
特務組織的頭領是戴笠,徐遠舉知道他“仇視”共產黨,為了討領導歡心,成為特務組織中的一員,他也開始“同仇敵愾”,致力於針對我黨。
那段歲月裡,他一直在蒐集我黨以及愛國人士的情報,抓住我黨成員後,他也絕不心軟,一雙罪惡的手,沾滿了愛國者的鮮血。
1945年,表現突出的徐遠舉獲得戴笠青睞,被破格晉升為軍統局第三處的副處長,成為了戴笠身邊的“大紅人”。或許是嚐到了甜頭,自那時開始,他的手段變得更加惡劣。
解放戰爭時期,徐遠舉跟隨國民黨總部在重慶活動,他多次派人破壞學生組織的愛國活動,而且還摧毀了我黨在重慶創辦的機關報紙《挺進報》,抓捕了130多位地下黨員,並將大多數人殘忍殺害。
他這樣的手段,令我方十分痛恨,但他上級卻對他更欣賞了,沒過多久,他被提拔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當地四大省份的情報和稽查工作,都由他來負責。一時間,徐遠舉成為了西南的“地頭蛇”,在當地無惡不作。
1949年,解放戰爭即將進入尾聲,國民黨的勢力已經日落西山,此時徐遠舉接到毛人鳳指令,要他殺掉楊虎城及其秘書一家。
徐遠舉也知道楊虎城是有名的愛國將領,是民族的大英雄,但在接到指令的那一刻,他還是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他策劃了一起專門針對於這群愛國者的秘密行動,將他們騙到偏僻地帶,乾脆利落地全部解決,就連楊虎城秘書那最小的兒子,“小蘿蔔頭”也不例外。
同年10月,國民黨敗局已定,但邪惡分子們卻還沒有放下禍亂之心,徐遠舉親自組織擬定了一份戰犯屠殺計劃,並開始敲定人員,佈置行動。
在10月28日到11月29日,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便屠殺了被關在白公館、渣滓洞、西南長官公署二處看守所等戰犯監獄中的287名愛國人士。
這樣的罪惡分子,我黨自然不會放過,長官下令,一定要抓住這名叛徒!
運氣終究是站在我們這邊的,1949年12月,徐遠舉輾轉來到昆明,想要從這邊偷渡,前往臺灣,迴歸國民黨。
然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他還只是剛剛出現在昆明的街頭,便正巧碰見了盧漢的部隊。戰士們一看這不是來送戰績的嗎?趕緊將他團團圍住,扭送至人民解放軍部隊。
最後,這位罪犯被送回重慶,關押在白公館。此時局勢瞬間顛倒,他變成了一位任人宰割的魚肉,而我方有了主宰他死活的權利。
徐遠舉被捕之後,整個人陷入深深的頹廢之中,他想著自己曾經犯下過那麼多錯事,被受害者抓到,必死無疑。
不過,徐遠舉很快便發現,形勢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麼糟。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組織,對待戰俘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他們被抓,共產黨只是將他們關入監獄,從未顯露出要對他們行刑的意思。
時間一久,徐遠舉發現共產黨對他們是真的好,看守人員對他們的態度很不錯,醫務工作者還會定期給他們做身體檢查。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徐遠舉決定聽從共產黨領導人的號召,積極改造,來彌補自己之前做出的惡事。
徐遠舉被關在白公館的訊息洩露後,重慶老百姓自發地組織團體,來到白公館門前請願,希望組織能處決這個劊子手。
“嚴懲特務”的口號,很快便傳入白公館內,聽到這股動靜,周圍戰犯都用“自求多福”的眼神盯著徐遠舉,顯然,在他們心中,徐遠舉也是不能活多久的。
看清這一意思,徐遠舉的手微微顫抖起來,此刻,他無比悔恨自己之前犯下那麼多錯事,如果不是那樣,他如今也不必如此擔驚受怕。
沒過幾日,當徐遠舉自呆愣中重新甦醒時,卻發現周圍那些喊口號的聲音消失了。帶著疑惑,徐遠舉趁著空閒時間,悄悄跑到圍牆邊往外探去,他看到曾經圍繞在白公館門前的老百姓已經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全副武裝的人民解放軍。
徐遠舉明白,這些人民解放軍之所以站在那裡,就是為了保護他們。這一刻,徐遠舉真的被共產黨感化了,他開始真正意義上反思自己之前那些行為究竟有多無恥,想著想著,這位曾經鐵石心腸的戰犯竟流下了一滴淚水。
從那時開始,他變得更加配合了,不管領導人下達什麼指示,他都極力完成。
1956年,徐遠舉被轉移至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在這裡,他不僅積極參與勞動改造,還主動提供了許多有利情報,根據這些情報,我黨抓獲了很多隱藏在大陸的國民黨特務。
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組織戰俘們記錄相關歷史資料,徐遠舉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知道的全部彙總著,寫了下來,受到上級表揚。
1959年,正值新中國成立十週年之際,中央認為戰犯們不再會危害社會治安,於是釋放了一批戰犯。
從這件事情中,徐遠舉又看到了自由的可能,頓時,他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更加熱情地投入到改造之中。
1960年,我國特赦第二批戰犯,名單中有徐遠舉的老熟人沈醉,徐遠舉心想沈醉都能被釋放,自己必然也可以。他信心滿滿,認為在不久後,他也會被列入特赦名單中。
送沈醉離開時,他還曾興致勃勃地拍著沈醉肩膀說:“老夥計,你等等我,我出去後,和你喝頓酒。”
1964年,為了激勵剩下的戰犯們繼續努力改造,黨中央特地安排幾位之前獲得特赦的國民黨成員,回到戰犯管理所,進行公開演講。在這其中,就有四年前獲得特赦的沈醉。
徐遠舉憂心特赦後的生活過得不會很好,演講會結束後,特地將沈醉悄悄拉到一旁,問他如今的生活過得怎麼樣。
沈醉笑著對他說:“我明白你在擔心什麼,安心吧,我們出獄後,共產黨為我們安排了工作。平日裡,我還能收到劇團以及電影廠的邀約,讓過去我給他們講講當年的故事。他們將這些故事改編成話劇和電影進行演出,群眾反響很好,對我也沒有歧視。”
聽完這番描述,徐遠舉終於安下心,他用力抱緊沈醉:“你就在外面等著給我接風吧!我應該也很快就能被放出去了!”
出乎他預料的是,在之後的特赦活動中,他的名字依然沒有被叫到,後來國家更是一連好幾年都沒有特赦的動靜。
剛開始他還能等等,但一等就是好幾年,他逐漸對特赦感到絕望,對於勞動改造,也沒有之前那麼配合了。
1973年,徐遠舉在又一次勞動改造中,因為工作不認真受到管理人員的批評,他終於按捺不住自己,與工作人員發生衝突,這也是他在功德林第一次大鬧。
當天晚上,徐遠舉罕見地沒有到食堂用餐,一個人窩在房間裡生悶氣,還用冷水洗澡。就是這個舉動,引發了他的高血壓,並導致他最終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