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大家好~
時隔一天,小編又回來了。上一期我們盤點了關於越王勾踐、劉邦、趙高等相關的五個容易搞錯的歷史小常識,感興趣的話可以看上一期的內容,今天小編接著帶大家盤點哦~
1、楊貴妃的荔枝來自嶺南?
杜牧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將楊貴妃的恃寵而驕以及唐玄宗的荒淫無道都刻畫出來了。當我們在賞析杜牧的詩的時候,我們是否有考慮楊貴妃吃的荔枝是從哪裡運過來的呢?
中學的時候,讀到這首詩我總會感嘆,我大唐是真的牛,竟然能夠把荔枝從嶺南(兩廣地區)“八百里加急”運到長安(陝西西安),橫跨大半個中國越過長江。但是到現在越想越奇怪,從廣州到西安得有個1700公里左右了。按唐政府官方規定普通驛馬要求一天行 180 裡左右,最快的則要求日馳 600 裡,再疊加唐朝中期時嶺南尚未完全開發自然環境惡劣、南北方馬種差異,就這情況能在荔枝保質期3天內送到長安?很明顯荔枝基本不太可能來自嶺南。
實際上,唐代的氣溫比現在溫暖,所以現在的四川盆地就能產荔枝。蘇軾的《荔枝嘆》: “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進入。”蔡襄的《荔枝譜》:“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現代歷史學家嚴耕望、馮漢鏞、藍勇等也較為認同楊貴妃的荔枝來自巴蜀,如嚴耕望的《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裡就收錄有《天寶荔枝道》。所以楊貴妃的荔枝大機率是來自四川涪州(今重慶涪陵),秦嶺南至今還能找到荔枝道的遺蹟。
那又為什麼大家乃至明清的史家都認為荔枝來自嶺南呢?可能是蘇東坡老大哥,在被貶嶺南的時候,邊吃荔枝邊嘲諷楊貴妃的時候,還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這樣的名篇,導致大家都把嶺南和楊貴妃的荔枝聯絡在一起了。
2、雲夢澤就是洞庭湖?
唐代孟浩然一首《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中,“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筆力極強,氣勢驚人。那這首詩題目中的洞庭湖和雲夢澤是同一個湖嗎?
其實不是的,《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江陵故郢都……東有云夢之饒”。郢都江陵即今荊州市,雲夢澤位於江陵以東的江漢平原上。洞庭湖位於長江南岸,和雲夢澤隔岸相對。
所以現在雲夢澤已經隨著地質演變消失了,雖然在雲夢澤消失的過程中,它的水逐步匯入洞庭湖,一定時期洞庭湖甚至和荊江、雲夢澤連成一片,因此洞庭湖也被古稱“雲夢”,但是根據史料和地質考察,洞庭湖和雲夢澤還是有所區別的。
3、“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當我們看歷史劇的時候,太監宣讀聖旨,都是讀作“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種斷句是對的嗎?當然是錯的,應該讀作“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朱元璋為了增強正統性,自稱為“奉天承運皇帝”,然後他之後的皇帝就延續了這種說法。
但是明朝之前朝代的聖旨開頭可不是這樣的,因為那些朝代的皇帝可沒自稱“奉天承運皇帝”,這個稱呼最早是朱元璋開始自稱的。那其他朝代的聖旨如何開頭呢?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應天順時,受茲明命”開頭,也是為了正統性;唐代以“門下”開頭,因為唐代聖旨一般由門下省稽核頒行;元朝時期,聖旨一律以“長生天氣力裡,大福廕護助裡,皇帝聖旨……”開頭,這個和蒙古族的信仰有關。
4、“朕”?
《說文》:“朕,我也,闕。”朕就是我的意思,在先秦時期任何人無論貴賤都能用朕來指代自己。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滅六國稱皇帝后,將“朕”作為帝王的自稱之詞。
但是在此之後,帝王在任何時刻都會用“朕”這個詞嗎?播放的歷史劇裡的皇帝大多自稱,朕如何如何,這符合史實嗎?
實際上,皇帝運用“朕”作為自稱,大多數是在正式場合中(例如登基大典、大朝會等),或者是在文字詔書中。而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多並不自稱“朕”。
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為秦始皇求長生不老藥的方士盧生等人逃亡後,秦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這裡始皇帝就用“我”、“吾”自稱。
那為何現在電視劇皇帝都是自稱“朕”呢?那就是清朝的鍋了,清朝皇帝為了表示自己的尊貴,就把“朕”當成口頭語了。而很多人卻把這種情況套到了其他朝代頭上。
5、黨的生日是7月1號?
我們都知道建軍節是8月1日,那是因為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部分國民革命軍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的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黨派的第一槍。
那以此套之,建黨節是7月1日,中共一大是在7月1日召開的嗎?中國共產黨建黨日是7月1號嗎?當然是錯的。
根據史料考證,中國一大上海會議的舉行時間是1921年7月23日,嘉興南湖會議的召開時間是1921年8月3日。
那為什麼,要把7月1日確定為建黨節呢?“七一”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最早見於中央檔案是1941年6月。而在此之前,在延安的曾經參加過一大的黨的創始人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他們回憶一大是7月份召開的,但記不清楚確切的開會日期。因為缺乏檔案材料,一時無法查證,所以就把7月1日確定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中共一大上海會議的時間要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黨史工作者考證清楚;而嘉興南湖會議的時間,直到2018年才被考證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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