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其後黨中央所在地幾經變遷，大致路線圖是上海→武漢→上海→瑞金→陝北地區→西柏坡→北平。本文擬對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變遷做簡要概述。
一、1921年黨在上海成立
黨所以成立於上海，主要原因是：1、上海是中國近代工業中心和工人階級的聚集地，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和較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城市。2、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全國範圍內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3、共產國際的作用。1920年4月俄共遠東局派維經斯基來華， 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上海，參與考察建黨工作。在共產國際的支援下，上海黨小組向各地黨的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大會。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興業路76號）舉行。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二、黨中央由上海到武漢
1924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標誌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國民革命興起。1926年秋北伐軍攻佔武漢。1927年初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由廣州遷移武漢。武漢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張國燾、瞿秋白、陳獨秀等中共中央領導也相繼來到武漢。中共中央秘書廳、中央組織部、中央軍委等部門也分別於1926年底到1927年春完成遷漢工作。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4月27日----5月10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沒有解決黨面臨的緊迫問題，反而對汪精衛充滿希望。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動政變，大革命全面失敗。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由於形勢極其險惡，會議只開了一天。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黨指明出路。
三、黨中央由武漢回上海
“八七”會議後鑑於武漢地區形勢的險峻，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武漢陸續遷往上海。此後中央長期受到左傾思想的左右。特別是以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為標誌，開始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六屆四中全會後，黨內一些重要領導的叛變（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使臨時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受到極大威脅。9月下旬王明去莫斯科後，存留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已經不足半數，遂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為首的六人臨時中央政治局。臨時黨中央繼續貫徹執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
四、黨中央在瑞金及被迫長征
鑑於上海的白色恐怖，黨中央已經無法長期立足。從1933年初開始，臨時中央的領導人相繼離開上海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而在此之前的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這樣瑞金不僅是中共領導下第一個紅色政權所在地，而且是臨時黨中央所在地。臨時中央的到來，使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得到全面貫徹，大批有長期鬥爭經驗的領導幹部受到不正當的錯誤批判和打擊，根據地長期堅持的游擊戰爭思想被否定，毛澤東被調離紅軍領導崗位。
1933年10月蔣介石發動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了這次反圍剿鬥爭。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未能打退敵人進攻，興國、寧都等相繼失守。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思想，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會後中央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成為中共黨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到成熟。遵義會議後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盧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最終勝利到達陝北，與劉志丹的陝北紅軍會師，長征勝利結束。
五、黨中央在陝北時期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抵達陝甘根據地的吳起鎮。從此開始了黨中央在陝北長達13年的新時期。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陝甘根據地中心瓦窯堡（時屬安定縣，今子長縣）。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著名的瓦窯堡會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會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奠定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
1936年６月中共中央駐地由瓦窯堡移駐陝西保安。在保安，毛澤東會見了著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保安遷駐延安。此後十年間，延安成為了中國革命的指導中心和戰略總後方，領導了敵後軍民的抗戰和解放戰爭初期的鬥爭。毛澤東在這裡會見了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寫下了《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光輝著作；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為抗戰的最終勝利和和平民主建國做了積極的準備；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接見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極大提高了解放區軍民戰勝敵人的信心和勇氣。1947年春國民黨胡宗南部調集大軍向延安發動重點進攻。黨中央毛主席主動撤離延安，繼續轉戰陝北。
六、黨中央在西柏坡
1947年3月29日，黨中央在陝北清澗縣的棗林溝召開會議，決定將中央機構分為前委、後委和工委三部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黨中央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作戰；劉少奇、朱德組成的中央工委前往華北；葉劍英、楊尚昆率中央大部分到晉西北統籌後方。中央工委於5月來到河北西柏坡， 1947年夏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頒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領導瞭解放區的土改運動。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黨中央領導機關在陝北吳堡縣東渡黃河，經晉綏解放區前往晉察冀解放區。5月26日，毛澤東從阜平縣城南莊來到西柏坡。西柏坡成了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和紅色中國的首都。黨中央在此指揮了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基本消滅國民黨軍隊的主力。1949年3月5日----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會議決定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從鄉村轉到城市，並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後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解決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想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重大問題，全會號召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成為我黨歷史上在重大轉折關頭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次中央會議。
七、黨中央遷往北平
七屆二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及所屬機構陸續離開西柏坡，3月25日全部遷到北平。在北平，黨繼續領導全國解放戰爭，並積極籌劃新中國的成立問題。毛澤東相繼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政治性、理論性極強的光輝著作。1949年秋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決定將北平改名北京，定為新中國的首都。此後至今中共中央也長駐北京，地點設在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