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0年7月1日,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曾任駐義大利大使館政務參贊王傳斌先生的回憶錄《跨越世紀的回憶錄》,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小故事。
那是1974年冬。
有一天,駐義大利大使館商務參戰高竹峰奉調回國,就在臨行前的一個晚上,高竹峰神秘兮兮的跑到王傳斌的房間裡,王傳斌有些詫異,還沒等他問,高竹峰就從懷裡取出了一件用白紙包裹的物品。
“王老,你看這是什麼?”
高竹峰順手打開了白紙包裹,只見裡面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十英寸的相片,照片上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周總理。
後來這張照片被人們叫做《深思中的周恩來》。
高竹峰興奮地對王傳斌說:
“這是一個義大利記者從中國回來後贈給我的紀念品,我和你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好幾年,在即將分手之際,我把它給你留下,讓我們共同分享對周總理的尊敬與熱愛吧。”
王傳斌如獲至寶,並許諾將來一定想方設法送回國內。
1975年初,王傳斌回國休假,帶回了這張照片,為了不讓照片出現褶皺,王傳斌小心翼翼的把硬殼行李箱裡面擦乾淨,鋪上了整潔的白紙,回到家裡後,第一時間將衣服騰出,看到照片沒有出現褶皺,王傳斌十分高興,76年以後,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新華社發現了這張照片,於是帶去印刷出版。
這張照片這才重見天日。
朝著中國未來看
《沉思中的周恩來》是世界攝影史上非常著名的作品,也是拍攝周恩來最好的照片之一。
照片中周恩來略微傾斜著身子,表情冷峻而又堅毅,尤其是炯炯有神的目光,彷彿在朝著中國未來看去。
事實上就是這樣一張照片,能夠最終儲存下來,是很不容易的。
照片的作者,並非是國內的紅色攝影家,而是一名來自義大利的記者,他的名字叫做焦爾焦·洛蒂。
洛蒂先生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
1937年,洛蒂出生於義大利米蘭,1964年成為義大利《時代》週刊的記者。
洛蒂成為記者後,曾多次來中國訪問,並拍攝了不少有關中國真實的影像,尤其是配合著採訪文章《與周恩來交談》、《北京的古蹟》、《中國行程兩千裡》、《在中國的心臟》,增進了義大利人民對中國的瞭解。
而洛蒂後來拍攝到周恩來的那張照片,純屬是一次偶然。
1973年1月6日,義大利外交部長朱塞佩·梅迪奇率團訪問中國。洛蒂作為記者,也跟隨代表團一起抵達了中國。
1月9日上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義大利外長與隨團記者,並做了友好的交談。
洛蒂很瞭解中國,他早就知道周恩來總理,這次見面也讓他萌生出一個想法,那就是為周恩來單獨拍攝一張照片。
不過,想拍這張照片,著實有些不太容易。
臨行前,義大利使館就通知了他們這些記者,不允許他們攜帶相機,為了能拍攝到周總理,洛蒂隱瞞了自己攜帶相機的事情。
上午會談結束後,代表團一行人排著隊等候周總理的接見,洛蒂排在隊伍的最中間,聽著周總理在隊伍的前面打招呼和致謝的聲音,洛蒂的心情也忍不住激動起來。
“除了中文外,周總理還會什麼語言呢?”
站在他前面的大使回答他:
“周總理的法語說得很棒。”
洛蒂心裡長舒了一口氣,心裡想著:這是我的運氣,這樣可以直接向周總理說明拍照要求了。
隨著隊伍逐漸前移,洛蒂很快又發現了一個問題。
自己是排在隊伍的中間,假如自己要和周總理交流,並請求總理空出一分鐘的時間來,恐怕是不太可能,因為他後面還排著三四十個人,如果只滿足他的要求,那他身後的人怎麼辦。
於是洛蒂小心翼翼的退出了佇列中間,而排到了隊尾,這樣他就成了最後一個和總理握手見面的人。
時間上也會充裕不少。
很快隨著隊伍縮短,洛蒂見到了周總理,他趁機向周總理提出了拍照的請求。
“總理先生,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撒了謊。我向別人謊稱沒帶照相機,但實際上我帶了。因為這是我唯一的機會,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這麼好的運氣給您拍照了。”
周總理大約也是沒想到洛蒂為提出這樣的要求,不過他並沒有生氣,反而還詼諧的說了一句:
“滿頭白髮的人也會說謊嗎?”
作為一箇中年人,洛蒂確實有“少白頭”的跡象,年紀輕輕已經是滿頭華髮,面對總理的調侃,洛蒂雖然有些不好意思,但仍舊大方的請求:
“是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話,請您給我一小會兒時間讓我為您照一張相。”
周總理笑了笑,他沒有拒絕洛蒂的要求:
“對有白頭髮的人的請求,我是不會拒絕的。”
徵得同意後,洛蒂的一顆心激動的就要跳出來了,他很快冷靜下來,調整好呼吸,他讓總理坐在沙發上,自己在一旁選擇角度。
老實說,在過去照相機還不是那麼智慧化的情況下,拍攝一張色彩出眾,同時還精彩的照片,難度會非常大,攝影師要拍一張照片、需要燈光等一系列的配合。
洛蒂在拍攝這張照片時,使用的是隨身攜帶的德國小型徠卡M4照相機,90毫米的中焦鏡頭,光圈F/2.8,快門速度1/8秒,ASA200度柯達彩色負片(按ASA800度曝光),拍下了第一張照片。
時隔多年後,洛蒂回憶起這次按快門的經歷,仍不禁心潮澎湃。
“總理的胳膊肘是那樣自然、那樣完美地放在扶手上,根本不需作任何提示。”
不過拍攝第一張照片時,周總理的視線角度有些向下,焦急的洛蒂只能請求周總理:
“總理先生,我不是一個出色的攝影師,您能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再拍一張嗎?”
周總理十分大度,立即表示可以,這時周總理調整了一下姿勢,碰巧他的一個秘書在遠處喚他,總理的眼神眼神微微直視著前方,面對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洛蒂快速按動快門,將這一精彩瞬間保留了下來。
洛蒂後來稱:
“當我正在取景時,他的一個秘書從遠處叫他,他的目光移向了遠方,朝著中國的未來看去。就這樣,我拍下了第二張照片。”
時隔多年後,洛蒂對這次為周總理拍照仍影響深刻,他在接受採訪時稱:
“我和周恩來僅那次短暫的接觸,但他給我很好的印象,他很有氣質、很有風度,言談舉止都給人好感。”
鄧穎超對洛蒂說:感謝你拍了一張很好的照片
照片是拍好了,可怎麼才能拿出來也成為一個難題。
當時已經有規定,不允許記者帶相機進來,可洛蒂不僅僅帶進來相機,還給周總理拍了張照,他怪異的行為,早就引起了周圍警衛人員的注意。
洛蒂一邊假裝自己同身邊幾名義大利《晚郵報》的記者交談,一面苦思對策:
“我下一步怎麼辦?我怎麼做才能把底片保留下來呢?”
洛蒂想了個好辦法,他將相機放在桌子底下,將那捲膠捲取出來,然後放上了一卷新膠捲,並迅速按動了兩下快門。
就在洛蒂藏好膠捲後,警衛人員迅速跑了過來:
“您是洛蒂先生嗎?”
“我是。”
“您給周總理拍了照片,違反了我們有關規定,也違反了您自己不拍照片的承諾,請您立刻把底片交出來。”
洛蒂這時展現出了深厚的演戲功底,他苦苦哀求警衛人員,不要沒收他的膠捲,眼見對方絕不通融,洛蒂無可奈何的將相機取出,並從中將那個新的膠捲拿出來,故意曝光後,十分沮喪的交給了警衛人員。
後來有記者採訪洛蒂:
“為什麼要將膠捲曝光?”
洛蒂坦言:
“如果我不這麼做,他們在收走膠捲之後,肯定會馬上去沖洗,如果發現我給了他們一個空白膠捲,他們必定還會來找我,那就更麻煩了,非把我拍了的膠捲拿走不可。”
好在整個過程“有驚無險”,洛蒂心頭暗自竊喜,事實上這件事兒也成為他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
“能為周總理拍下這張照片的確是我的運氣。有一件事我得說明,給周總理拍下這張照片不是因為我能幹,而是因為我面前站著一個有個性的、如此重要、如此崇高的人物,是的,應該說他有著高貴的氣質,他的面部輪廓,還有他的眼睛是這樣的非同一般。如果說拍下這張照片有什麼功績的話,也就歸功於他個人。他的確很有吸引力,我這一生永遠都不會忘記他。”
洛蒂拍完這張照片後,並沒有藏著掖著,而是帶回國,發表在義大利《時代》週刊上。
義大利《時代》週刊用了中心頁兩頁的篇幅刊登了這張照片,隨後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無論是從照片拍攝的主人翁,還是這張照片本身的藝術價值,都為後來人們所推崇。
談到這張照片時,洛蒂還曾回憶起一件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洛蒂前往突尼西亞採訪阿拉法特,阿拉法特本身也是一個享譽世界的政治家,1994年因與以色列簽署了《奧斯陸協定》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阿拉法特見到洛蒂後,隨即對其提出一個請求:
“親愛的朋友,自從我們在開羅見面到現在,我們認識已經很長時間了,我想請您幫一個大忙,像給周恩來總理拍照一樣也為我拍一張。”
洛蒂搖了搖頭,滿懷歉意地說:
“噢、主席先生,這可能比較困難,因為你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從這一則小故事裡,也能看出來,這張照片帶給世界的震撼。
1974年,洛蒂因這張照片,榮獲美國最有名的新聞照片獎: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認識世界獎”。
洛蒂後來坦言:相比於世界上,包括這張照片在中國引起的強烈反響,義大利的反應就要平淡許多。
不過在接受採訪時,有記者問起“周恩來對這張照片有什麼反應時”,洛蒂也遺憾的表示,沒聽說周恩來對此說過什麼。
但很幸運的是,洛蒂後來見到了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
那是在周總理去世多年以後,洛蒂再次來到中國,受到了鄧穎超的親切接見。
“與周恩來夫人的會晤也使我激動不已,她是一位非常和藹可親的女性。”
鄧穎超親切地與洛蒂握手致意,並對他說:
“感謝你拍了一張很好的照片,這是恩來生前拍的姿勢和神情最好的照片之一。”
洛蒂有些激動,他對鄧穎超也說了一句話:
“不,這都要感謝周總理!”
時隔多年後,洛蒂回憶起這次與鄧穎超見面來,還無不感慨地說:
“一次偶然遇到周恩來夫人鄧穎超,鄧對我說了許多,翻譯告訴我,鄧感謝我為周拍了最好的照片,她認為是周恩來總理所有照片中最滿意的一張。”
“我可以告訴你們,我為周恩來總理拍的這張照片在中國以各種方式被廣為採用,我聽說到1986年為止這張照片的發行量已超過了9000多萬張。可以說,我得到的最為高貴和誠摯的謝意是來自周恩來的夫人。”
一張傳世照片的歸國之路
洛蒂拍好照片帶回國以後,除了用於發表外,據洛蒂本人坦誠,還寄了三個地方:義大利駐華大使館、中國政府以及周恩來本人。
可似乎一開始,這張照片並沒有引起太大波瀾,也或許有可能根本就沒到中國。
等到這張照片開始風靡時,已經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兒了,當時國人對這張照片的熱情程度很高,卻都忽略了一個很現實的因素。
這張照片到底是誰拍的呢?
曾在外交部工作的關宗山先生退休後,在2002年8月作為外交部攝影協會常務副會長,到貴州都勻市參加在那裡舉行的首屆國際攝影展。
當時這張《沉思中的周恩來》,也是展出的攝影作品之一,更幸運的是關宗山還遇到了不遠萬里來中國參加活動的照片作者洛蒂本人。
關宗山與他進行了熱情的交流,才知道當年這張照片是由他拍攝的。
洛蒂對能來中國參加活動十分高興,在展出現場發表講話稱:
“都勻這個中國西部小城市舉辦如此規模宏大的國際活動,令我吃驚,所以我毫無保留的向中國朋友講解攝影專題知識,更毫無保留的把1973年拍攝的轟動全世界的《周恩來》原創照片留在中國我永遠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不過就在洛蒂捐出照片時,事實上照片早已經早中國風靡。
關宗山一直在走訪調查,希望能夠找到當年照片流傳中國之謎。
所幸這個謎在2012年解開了。
當年高竹峰將照片交給王傳斌後,王傳斌藏在裝行李的箱子裡帶回國,當時王傳斌一家看到照片後非常高興,商量著用相框裝好後掛起來。
1976年年底,新華社負責任李尚志,也是王傳斌老戰友之子前去看望,意外發現了這張照片,李尚志回去以後,就將照片的訊息報告了時任新華社社長的曾濤同志,曾濤囑咐李尚志將照片帶來製版印刷,隨後這張照片很快便風靡了全國。
王傳斌將這件事的前前後後,全部都記到了回憶錄裡面,於2010年7月1日出版了《跨越世紀的回憶錄》。
至此真相大白。
總而言之,這張經典的相片,後來成為了那個時代人們特殊的記憶,事實上這張照片能夠拍攝出來,前後也經歷了無數的巧合。
關宗山事後曾說過:
“如果沒有周總理點頭,這張傳世的相片,其實是拍不出來的。”
雖然洛蒂本人是這張照片的拍攝者,但正如他所說:“這都要感謝周總理。”
周總理一生為祖國鞠躬盡瘁,早在60年代中期,便已經患上了心臟病,當時總理辦公室裡面,經常準備著氧氣瓶,以供總理吸氧,而外面也常有醫生和護士值班。
考慮到工作強度太大,就連毛主席也勸說總理,要多注意休息,不要過於勞累,但總理的心裡始終裝著勞苦大眾、裝著國家大事,無暇有時間休息。
到了70年代以後,周總理很明顯的變老了,他的臉上皺紋越來越深邃,甚至還生出了老年斑。
尤其是後來到了1972年5月,周總理又確診了膀胱癌,他的身體日漸消瘦,精神也越來越疲乏。
可即便到了此時,他仍舊不知疲倦地工作著。
但出乎預料的是,洛蒂這張照片中,周總理展現給世人的並不是疲憊和辛勞,反而是炯炯有神的目光,或許在他老人家的心目中,早已經預料到了未來祖國的強大,於是他展現給世人以精神抖擻的面貌。
周總理一生為黨為國,付出了無數心血,他的光輝形象,不僅僅是激勵著我,也是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奮勇前進的動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