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主張

沈鈞儒清末主張立憲救國，認為立憲即改變清朝封建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政治，讓人民有參政的民主自由權利。

辛亥革命後，他本著民國主義在民的精神，反對封建軍閥統治，要求貫徹民主精神，厲行立憲政治，參與了“天壇憲草”和浙江自治省憲的擬定工作。在領導救國運動中，他參與制定的救國會政治綱領中，明確提出民主制度的確立，是各黨各派徹底合作的基本條件；結社、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是聯合戰線絲毫不能讓步的要求。

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始終認為抗日與民主不可分，要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必須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參戰，充分發揚民主，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他針對抗戰後國民黨繼續實行專制、壓制民主、破壞法治，先後在國民參政會上兩次提出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獲得許多參政員的聯署支援。

他和各抗日黨派參政員一道，發起民主憲政運動，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保障人權和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為了爭取實現民主憲政，他和一些中間黨派負責人共同發起，成立了旨在促成實施民主憲政的統一建國同志會，隨後進一步發展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沈鈞儒和救國會是共產黨在爭取政治民主化鬥爭中的忠實盟友。

抗戰勝利後，在沈鈞儒的領導下，救國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其政治綱領提出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他參與創辦的《民主生活》週刊，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認為當前一切問題的癥結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筆來反映人民的公意，發揚民主精神，實踐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國民黨宣佈為“非法團體”遭取締後，他潛離上海赴香港主持召開了民盟三中全會，領導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義方面”。

反對人治，主張法治，是沈鈞儒法學思想的核心。沈鈞儒認為，法制健全與否，是否實行法治，是國家強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他引用韓非的話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在北洋軍閥統治下，他長期參加政學會活動，是因其政綱對政治取穩和改進主義，強調發揚民主與厲行法治。“唯民主可以革專制之積威，唯法治可以納庶政於軌物。”與自己的理念相吻合，他說：“歐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國式政治之精神在人治。”“吾國政府素重人治，與歐美之一切歸納於法治者迥異，政治之所以不進步，此實一大原因。”

認為當今中國是無法無天，武人干政，軍閥禍國，只有建立法系，實行法治，結束人治，才是弭亂致治之道。上世紀30年代，他針對國民黨當局罔顧法治，踐踏民主，非法拘禁愛國人士的白色恐怖統治，倡導冤獄賠償運動。發表宣言說：“‘堂上一筆朱，階下千滴淚。’此種至可慘痛之現象，竟存留於二十世紀之中國，則斯民之不幸，果為何如？”並制定冤獄賠償法草案送呈國民黨中央採用，要求建立冤獄賠償制度，以保障人權，獲得廣泛輿論的支援。

冤獄賠償運動是當時整個愛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法制史上一頁有意義的篇章。40年代，他撰文批駁國民黨政府頒佈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等法令。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建立和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殫精竭慮，使法制建設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此外，沈鈞儒從小接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濟世救民的優良傳統，有著良好的道德修養。他一生“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潔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樂於助人，重視家庭，愛護子女，對後輩循循善誘，是青年的良師益友，為世人所稱道，這更是值得我們繼承的一份精神遺產。

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1931年， “九·一八”事變牽動了沈鈞儒那顆憂國憂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國運動的洪流之中。並於同年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多次上書南京國民黨中央。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助長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愛國群眾。沈鈞儒等人又發起組織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在“九·一八”五週年當日，他不顧當局禁令，帶頭率幾千人上街遊行示威，不畏軍警的鐵棒刀槍，不理會蔣介石的點名警告。

10月，又主持了魯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參加的送葬禮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及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上發表講話、以救國會名義致電張學良等國民黨將領、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罷工等等活動都觸怒了國民黨反動派，結果沈老先生和李公樸、鄒韜奮、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一同被捕，成為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在獄中，沈鈞儒先生被公推為家長。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援、互相鼓勵，堅決不寫悔過書，堅持愛國無罪。在法庭上，“七君子”義正詞嚴，駁得檢察官啞口無言，狼狽不堪。

沈鈞儒雖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卻是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審訊退庭後，他感慨萬千，以詩抒懷：我不要這種勝利！眼看地圖變了顏色；六千萬同胞淪亡在深淵之底，我們如果還有一些人氣，那裡有心思來與自家人鬥鼠牙，爭蟲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禱著這一天：能把我的血，飛灑到關外數千裡與天無際的白雲上，把我們的骨，深埋在那一邊的土裡，這才是我們的勝利！也是我們民族的勝利！國家的勝利！我再也不想要其他的勝利！他的詩表現出一個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堅定信念。

“七君子”的愛國行動得到了舉國上下的支援，宋慶齡等知名人士也紛紛發表宣告。在全國各方面的壓力下， 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不得不釋放了他們。當他們走出獄門之時，各界群眾聞訊趕來迎接，口號聲、爆竹聲高入雲霄。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 “可以告慰於大家的是，我們出獄與入獄時一樣，主張沒有變更，我們決不改變我們的宗旨，決定和過去一樣，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線。

宣傳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春，梁啟超和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正值清廷與日本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訊息傳出，群情憤慨。梁啟超受康有為之命，“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四月初八日，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邀集1000餘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從而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

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重要助手，不僅協助組織會議，聯絡人士，而且還撰文謄錄，起草奏書，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不久改為《中外紀聞》），梁啟超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在鼓動輿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報開兩月，輿論漸明”，那些士大夫“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梁啟超在辦報過程中也得到了鍛鍊，顯示了才華。他那高度的熱情和出眾的能力，受到了人們的重視。短短的幾個月時間，梁啟超就從一個人微言輕的普通士子，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籌辦《時務報》，梁啟超應邀前往主持筆政。在主編《時務報》時期，他以新穎犀利的議論和通俗流暢的文字，寫出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他指出：中國要強盛，必須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啟超在這些文章中，還大力介紹西學，明確提出要改革中國羸弱落後的面貌，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

他還根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和議會制度，竭力宣揚民權論，痛駁“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的封建說教，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把歷代帝王斥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呼籲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並且強調，這是維新變法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他滿懷信心地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而勃興。中國苟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於文明耳。”

梁啟超擅長用淺顯流暢的文字來闡述重大的時事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帶感情，有很強的鼓動性。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連嚴復這樣著名的學者也評價“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直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由於梁啟超的參加，《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幾個月間銷量即達一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梁啟超的名聲也隨之日重。

維新時期

梁啟超全家變法理論的宣傳，有力地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開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對維新運動人物的不滿和嫉恨。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授意汪康年進行干預，力圖控制《時務報》，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啟超難以與其爭，遂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離滬赴湘，就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

由辦報改而教學，條件和環境都不同了，但梁啟超並沒有放棄宣傳工作。在講學過程中，他大力闡述康有為的改制理論，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特別是在批答學生札記時，梁啟超往往借題發揮，鋒芒直指封建專制制度。他甚至大膽宣佈，“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是民賊也”。這些激昂的言辭，對於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錮的青年學子來說，猶如是出征的戰鼓，激勵他們投身到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歷史洪流中去。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非常險惡的局勢。清廷的腐敗和無能，透過這次戰爭暴露無遺。帝國主義各國趁火打劫，力圖擴大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出兵侵佔膠州灣，康有為趕到北京，積極組織救亡活動。梁啟超由於在湖南受到反維新勢力的攻擊，也於光緒二十四年二月返回上海，隨即辭去《時務報》主筆之職，於三月初來到北京，跟隨康有為奔走呼號，決心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儘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撰文演說，呼籲要使全國民眾“鹹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梁啟超反覆強調，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梁啟超的作用和名聲也越來越大。在“百日維新”期間，有關新政的奏摺、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筆。五月十五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賞六品銜，並讓梁啟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逃出北京，東渡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時，他一度與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為去加拿大組織保皇會的機會，與孫中山等革命人士往來密切，並試圖聯合立會，後因康有為得知此事，嚴厲反對，聯合立會才告作罷。但是，梁啟超與革命派畢竟不是同路人，他繼續追隨康有為，堅持改良立場。

為了控制、利用輿論，擴大保皇派的影響，梁啟超十分重視宣傳工作，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在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後保皇”，為改良活動搖旗吶喊。他竭力宣揚“光緒聖德”，說什麼“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

密謀反袁

民國三年一月，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後僅三個月，就下令取消國會。二月，熊希齡在內閣倒臺。儘管袁世凱改任梁啟超為幣制局總裁，但這個沒有多少實權的職位，實在難以引起梁啟超的興趣。十二月，他辭去幣制局總裁之職，攜家遷往天津。

以後，袁世凱又任命梁啟超為政治顧問，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啟超都推辭未就。在此期間，梁啟超與袁世凱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既不滿於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又對他寄予希望。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和企圖抵制自為的行徑，梁啟超是反對的。

由“二十一條”引起的政治風潮剛剛開始消歇，袁世凱就加快了恢復帝制的步伐，公開打出了復辟帝制的旗幟。只是到這時候，梁啟超才對袁世凱完全失望。面對全國已經蓬勃開展起來的反袁鬥爭，梁啟超恐為“牛後”，終於發出了討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啟超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毅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正告袁世凱之流不要“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

與此同時，梁啟超又與蔡鍔密謀，積極策劃武力討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鍔在雲南組成討袁“護國軍”，梁啟超於民國四年底從天津來到上海。他與蔡鍔等人函電往來，幫助護國軍擬定計劃，起草文告；又與廣西都督陸榮廷秘密聯絡，促其獨立。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梁啟超應陸榮廷的邀請，繞經香港、越南趕到廣西，直接參加護國運動。五月六日，軍務院在廣東肇慶成立，梁啟超任副軍兼政務委員長。在職期間，軍務院的佈告、文電大都由梁啟超親自執筆。

護國運動以後，梁啟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之中了。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死。之後，北洋派系的另一個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主持國務院事務，成為新的實力人物。梁啟超很快成為段祺瑞的支持者。

他在給南方各都督司令的電文中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否則“大局將不可問”，要他們協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佈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召集國會復會，並表示要懲辦帝制禍首之後，梁啟超便主動撤銷軍務院，以避免與北方對峙而發生衝突。在梁啟超的一再催促下，軍務院於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輕而易舉地“統一”了中國。

政治主張

改良思想

梁啟超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隨康有為亦步亦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並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

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但是這種居於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啟超的身上並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

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啟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使梁啟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乾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佈要“預備仿行憲政”了。以後，梁啟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徵，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於技窮。

復歸傳統

民國七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與蔣百里、張君勱等人前往歐洲。經過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梁啟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來，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

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昂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梁啟超從一箇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箇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衝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只能迴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復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賦稅思想

梁啟超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徵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