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11日，甘肅省委組織部同意恢復何福祥的黨籍，黨齡從1934年起算，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從1927年參加紅軍時算起。何福祥繳納了460元的黨費，這是他一分一角積攢了幾十年的黨費，還有補發的兩個月工資。
這一年，何福祥73歲,她盼望這一天已經將近50年了!
何福祥，是一個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營長， 1937年紅軍西征時兵敗祁連山，她四次被俘，四次逃跑，歷經生死，但是，她始終堅守對黨的初心不變，頑強地和敵人作鬥爭。
1985年9月，在酒泉市的一條小巷裡，作家董漢河訪問了何福祥。這位當年西路軍婦女團的營長，她生得高大、健壯，言語行動中仍然透出一種平常人少有的氣質，這是經歷過戰火考驗的那種革命軍人特有的堅定和豪氣。
她還記得李開英、王泉媛、楊文局……那些同生死共患難的姐妹，她一個也沒有忘記。
何福祥對紅軍女戰士李文英有著特殊的感情，因為她們曾一起四次被俘，逃跑，又被俘……有一次，是由於李文英捨身相救，何福祥才免遭馬匪的蹂躪。
第一次被俘：兵敗祁連山
1937年3月中旬，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在祁連山中奉命疏散後，何福祥、李開英、李文英等三十多名女紅軍走在一起，她們沿著紅水河向民樂方向撤退。敵人的馬隊又追上來了！上有高山，下有冰河，前面是懸崖，女紅軍們被逼到了絕路上，有人跳下了懸崖，來不及跳崖了被敵人抓住了。
當天夜裡，女紅軍戰士們被押在冰河上蹲著，她們身上沒有棉衣，凍得直咬牙關。有的同志企圖逃跑，被敵人砍了，鮮血染紅了冰河。
第二天出山時，她們看見滿山遍野都是戰友們的屍體，女同志的衣服被剝得精光，肚子漲得老高，有的嘴裡還填滿了沙土，真是慘不忍睹。
到了張掖，四名小女戰士被馬匪糟踏得不成樣子，連續三夜慘叫聲不絕於耳，但誰也無法相救。
幾天後，她們被押到張掖的花寨子，關了兩天。然後敵人又把她們押往馬家軍的老巢——青海西寧。
途中，何福祥悄悄問一個看押紅軍的馬家兵:“老總，要把我們送到啥地方喲?”
那士兵是四川重慶人，對這些南方來的女紅軍有些同情，見周圍沒有同夥便悄聲說:“到青海去。那裡有個萬人坑，已經活埋了不少紅軍。你們瞅空子能跑就跑吧！”
走到扁都口附近的炒麵莊時，天色晚了。敵人命令李開英、何福祥、李文英到河裡背冰做飯。
她們三人都是黨員，何福祥是婦女團二營營長，李開英是連指導員，還是何福祥的入黨介紹人。來到河邊，見四周無人，三個人一商量，跑！
夜裡，三個女紅軍在冰河裡慢慢地摸著，爬著。天亮了，他們爬到山上的岩石後躲起來。
遠處，敵人押著被俘紅軍，長長的一串，朝扁部口方向走去。河谷裡，兩名騎馬的敵兵踏著冰河搜過來了。
何福祥她們躲在岩石後面一動不動。兩個匪兵眼看就到了她們眼前，卻突然停了下來，哼著小調，向山上望了望，又調轉馬頭回去了。
第二次被俘：李開英犧牲，李文英捨身相救
何福祥、李開英、李文英三人，趁著夜色跑了一夜，第二天三人一商量，要向東跑，過黃河，去延安找黨。擔心被馬家軍再次抓住，於是她們白天多是躲在山溝或廢棄的窯洞裡，不敢出來，晚上出來抄小路走。
一天，三人來到下山坡處，看到一個放羊的老鄉，年齡稍大些的李開英就上前去問路，不想卻放出了幾條惡狗出來，讓它們來咬人。
那幾條惡狗紅著眼、咆哮著撲向李開英。李開英因作戰時負過傷，跑不快，小腿肚子被惡狗咬掉塊肉，摔倒在地。那三隻惡狗又撲到李開英身上亂咬。那老鄉站在山坡上拍手大笑。何福祥和李文英不顧一切拿棍子把狗趕走，可李開英已被狗咬出了腸子。
戰友何福祥、李文英二人奮力將惡狗趕走了，二人又合力將李開英抬進了附近的一個窯洞。
李開英看著自己的身體，想著艱難的處境，她毅然決定不再拖累戰友，她趁著何福祥、李文英二人出去找吃食的時候，拿出了隨身攜帶的紅軍經費——“大煙土”，她吞了下去……
李開英犧牲了，在她犧牲前，還囑託打水回來的何福祥、李文英二人，將來帶訊息給她當紅軍的兒子，然而，直到此時，她還不知道，她的丈夫和兒子都已經犧牲了！
李開英一家三人，三個紅軍，都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何福祥和李文英守著戰友的遺體坐了一夜，哭了一夜。第二天，她們在一個氈匠的幫助下，找了塊席子，草草地掩埋了戰友的遺體，擦乾眼淚，又踏上了東去的路。
荒野裡，她倆蹣跚地走著，未碰上一個人影。傍晚時分，她們遠遠望見一排冒著炊煙的窯洞，這才想起已經整整一天沒吃沒喝，只是餓過了頭，肚子不再咕咕叫了，也不覺得餓，只是感到疲倦。她們走不動了，需要找一個地方坐一陣，歇一歇了，哪怕找口水喝暖和一陣也好啊！
她們倆不由自主地朝窯洞走去。
進了窯洞，她們被驚嚇得呆立在那了:怎麼窯洞裡全是男的?看他們那樣子，有的交頭接耳地嘀咕，有的在淫邪地竊笑著……不好！是馬家軍的民團！
何福祥拉上瘦小的李文英，扭頭就往外走。
“你們跑不了啦！女共產。”
一個團丁手提大刀，一把抓住了何福祥。
“我們是要飯的，想找口水喝。”何福祥鎮靜地說著，但怎麼也掩飾不住她的湖北腔。
“要飯的?”團丁打量著何福祥，“別再哄人了！看你這麼胖壯，一定是共產裡的女官吧！”
“她不是官，她是做飯的炊事員！”急切中，瘦小的李文英無力地分辨著。
“這麼說，你們自己也承認是共產了。”狡猾的民團馬上就抓住了破綻，“來人，先把這個胖壯的綁起來，明天送韓旅長請功！”
何福祥馬上被團丁們七手八腳地捆了起來。
李文英哭著求敵人不要綁何福祥，團丁們理都不理。李文英止住了哭聲，急中生智，大著膽子上前嚇唬團丁們:“走，咱們現在就見你們韓旅長去！”
團丁們相互看了看，一時不知所措。
團丁的小頭頭嘻嘻地笑了笑，對李文英說:“走，到裡邊的窯洞裡一，我就放了你們！”
李文英跟著團丁小頭頭進了裡面窯洞。不一會兒，裡面就傳來了李文英呼救的叫喊聲……何福祥被綁著，急得沒有辦法。
李文英終於抹著眼淚出來了。團丁小頭目跟著也出來，下令給何福祥鬆了綁。李文英拉上何福祥就跑……
第三次被俘：老太太搭救，沿途乞討要飯
暮色蒼茫之中，她們一氣跑出了十幾裡。在一個小店門口，她倆向店裡的老太太打聽東去的道路，剛好被隔壁的民團聽見，又被抓住。接著是盤查、搜身、捆打，並且被脫掉了外衣和鞋子。
店裡的老太太看著可憐的她們，向敵人苦苦哀求，她倆總算被放了，但卻光著腳板，穿著單衣，受著冰天雪地的無情虐待和折磨，走走躲躲，一路討吃要仮，沿途又遇見幾個失散的紅軍，大家便結伴而行。
第四次被俘：涼州監獄抗爭
走到永昌、民勤、武威交界的三岔路口，又落入馬步青的騎兵手中。這是何福祥和李文英第四次被抓，敵人把她們的手捆起來，一路走，一路打，逼著她們赤腳光腿從結冰的河裡䠀過，冰茬子割得她們腿上盡是血口……
沿途的老百姓見了，目不忍睹，都紛紛跪下，為被俘的女紅軍們求情。一位老大娘拉住敵人的馬鞭說:“老爺，放了她們吧！都還是些女娃娃呀，多可憐！”
這次抓她們的是馬家兵的正規部隊，無一發慈悲者。
何福祥和李文英，兩個女紅軍終於被抓進了涼州的監獄。
（涼州的監獄）
起初，何福祥她們準備在敵人特務團長馬閣解麟來監獄探視“慰問”時，幹掉敵人，暴動逃跑。無奈敵人戒備森嚴，無法動手。敵人走後，她們便分散到各個牢房，給大家講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揭露敵人的陰謀，大家的鬥爭勇氣。
敵人要組織“參觀”，看淫穢電影，她們就動員大家裝病不起；敵人讓她們為其部隊納鞋底，她們就怠工或故意縫得歪七扭八歪無法穿。為早日回到黨的懷抱，她們一方面抓緊進行越獄的準備工作；一方面利用外出看病等機會，給黨中央寫信，給馬步青寫信，堅決要求回到紅軍隊伍，開赴抗日前線。
8月的一天早上，敵人把一百多名紅軍女俘押到師部大院，橫排成一列長隊。先由馬步青訓話，他假惺惺地說什麼國共合作呀，要釋放在押的紅軍，給她們“自由”呀，盡是甜言蜜語。接著由副官宣佈第一批獲釋女紅軍的名單。女俘們聚精會神地聽著，院子裡一片寂靜，靜得可以聽見相互的喘息聲。每一個人都很激動，誰不想早點出去回到革命隊伍啊！可又感到突然:“難道敵人真要講合作，釋放我們?……”
忽然，院中的敵人軍官亂作一團，都爬在地上搶紙團，搶到的一個個眉開眼笑，到女紅軍隊伍里拉人。原來馬步青要把女紅軍分配給他們的部下當妻妾。
女紅軍們氣憤地叫罵著，和敵人扭打起來:
“畜牲！我們不是給你們當老婆的！”
“你們殺了我們吧！我們死也不去！”
但是終因寡不敵眾，有些女俘被搶走了。
後來，何福祥也被馬家軍一位姓趙的連副搶走。她大鬧了三天，姓趙的不敢進門，就又將她送回獄中。
接著是嚴刑拷打，她的腿被打壞了，但她的嘴仍然是硬的:
“你們能打死的就我一個，可共產黨人越打越多！”
監獄旁住著一位姓高的大嫂，她聽說一個女共產被打得可憐，就讓弟弟夜間翻進獄中，擰開鎖子，將她救出。
時隔近50年，恢復黨籍，上交黨費
1938年9月，何福祥養好身體後，又從涼州跑出，向蘭州方向逃去。她要到八路軍駐甘辦事處，找黨組織，返回延安。
一路上，為避免讓人聽出她的湖北紅安口音，她佯裝啞巴，沒人處大步走，有人處便忍疼將大腳纏上裹腳布慢慢走。
終於到了蘭州，但黃河鐵橋上哨兵林立，盤查很嚴。橋頭上還掛著紅軍的人頭。她徘徊了許久，無法過河，只好又從永登縣進祁連山，翻過鞘嶺，在武威南山的景家莊、張義堡、趙家樹窩子、石嘴子一帶流浪。
何福祥先是裝啞巴要了幾年飯，到處尋找黨組織，後來又給人薅草、做飯、雜活、幹長工、賣小吃……
直到1942年，她在石嘴子找到了西路軍供給部的女戰友楊文局，便約好一起找地下黨。一天，她們遇到了一個做買賣的四川人，以為是地下黨的，就跟到家中探問。還沒問出名堂，馬家軍的民團發現了，提著刀跟蹤追來，把她們驚散了。
十來年中，不管鄉村中的什麼髒活、累活，何福祥幾乎都幹過，卻從來沒有改變過自的信仰和氣節。
1949年秋，武威地區解放了。她在當地嫁了人，安了家，並積極參加建設、剿匪、土改、反霸，幫助區、鄉政府做群眾工作，還曾擔任過不脫產的區婦聯主任。
當時，馬家軍的散兵遊勇在祁連山中結夥為匪，號稱“反共救國軍”，經常在她居住的張義堡區一帶活動。何福祥不避危險，深入群眾，探查土匪的活動蹤跡。
土匪揚言要殺她，何福祥聽到後毫不畏懼，說:“我要怕死就不參加革命。共產黨把全國都解放了，還收拾不掉幾個殘匪！”
（女紅軍團團長王泉媛）
1952年冬，她探查到有一股一百多人的土匪準備襲擊鄉政府，便立刻背上五個月的孩子，連夜趕到區政府報信。區政府立即召集民兵，打垮了前來襲擊的土。
1950年，何福祥向區委書記口頭提出了恢復黨籍的申請。
1951年，何福祥又請人正式寫了書面申請。
此後，何福祥幾乎每年都向區領導遞交一份要求恢復黨籍的材料。
因當時區上只有三四個黨員，組織還不健全，加之領導調動頻繁，工作頭緒多，顧不上調查她的問題。同時，她也提不出證明人的具體下落，所以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答覆。
1957年元旦，何福祥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寄自酒泉新生被服廠的掛號信。拆開一看，原來是老戰友楊文局寫來的。楊文局擔任了酒泉新生被服廠的黨支部書記，來信問她有什麼困難，如果想參加工作可以到酒泉。
何福祥忙打點行李，帶著孩子，到酒泉被服廠當了工人；同時，又一次向黨支部遞交了要求恢復黨籍的申請。可是，接接踵而來的是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鍊鋼鐵、反右傾、三年困難，她的申請一拖再拖。
1962年，最瞭解她的戰友楊文局走了，別的戰友又無音信，何福祥恢復黨籍的要求成了單相思。
到了1966年，她再次向黨組織提出恢復黨籍的要求。這次不但問題沒得到解決，造反派還汙衊她是“大叛徒”，將她關進了牛棚。
1972年，何福祥退休了。她跟女兒女婿一起生活，膝下有嬌態可掬的外孫。後來，時常有一些解放軍的高階幹部——她當年的戰友前來探望，但是在言談話語中，何福祥常常不由自主地帶出一兩聲輕微的嘆息。
難道她還有什麼不滿足，還有什麼難言之隱嗎?後來，她的戴眼鏡的女兒終於道破了秘密:
原來，何福祥的黨籍還沒有恢復！幾十年，何福祥省吃儉用,一個月又一個月地積攢著黨費，如今已有二百多元了，她一次又一次地遞交了請求黨組織審查她的歷史的報告。
到了1985年，她已73歲了，她希望有生之年能回到黨的懷抱一一這是她終生為之奮鬥的信仰啊！
幾十年積攢二百多元的黨費，這對一個生活寬裕的人也許不算什麼，可何福祥是一個流落異鄉的女紅軍啊！她起初沒有任何收入，1957年開始工作時，每月只28元的工資，還要養活兩個子女。到1972年退休時，她每月也只有44元的工資，退休後又降到38元8角。
幾十年來，她生活的困頓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從來未向組織叫過苦，伸過手。
一次，廠領導見她無錢買糧，提出給她補助二百元，她婉言謝絕了。她寧肯不吃菜，不穿新衣服，不給孩子買零食吃，也決不間斷每月積攢黨費。少的時五分、一角，手頭寬裕時就多一點。有幾次孩子病了，她寧肯向別人借錢治病，也不肯動用積攢的黨費。她對孩子說:“這是我的一片心意。要是我活著，黨籍恢復了，就把這些錢交給組織作黨費。要是我死了，黨籍還沒有恢復，你們也把它交給組織。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不管黨籍恢復不恢復，我得把自己當作一個黨員來要求……”
何福祥對黨的感情無限深厚，懷有一顆赤子之心。
1985年2月11日，甘肅省委組織部根據酒泉地委的報告，同意恢復何福祥的黨籍，黨齡從1934年起連續計算，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從1927年參加紅軍時算起。
何福祥甭提有多開心了，她的臉上綻開了菊花般的笑臉，一分一角地數著積攢的黨費，交給了組織，總計460元，這些錢還包含落實政策補發的頭兩個月工資。這在在當年也算和筆鉅款了，後來黨組織安排何福祥在蘭州幹休所安度晚年。
何福祥把多年對黨的一片忠心獻給了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