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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問： “ 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 深思之未能得， 略請開示。” 先生曰： “ 禮字即是理字。 理之發見， 可見者謂之文； 文之隱微， 不可見者謂之理： 只是一物。 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 要此心純是天理， 須就理之發現處用功。 如發現於事親時， 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 發現於事君時， 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 發現於處富貴貧賤時， 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 發現於處患難夷狄時， 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 至於作止語默， 無處不然， 隨他發現處， 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 這便是博學之於文， 便是約禮的功夫。 ‘ 博文’ 即是‘ 惟精’ ， ‘ 約禮’ 即是‘ 惟一’ 。”愛問： “ ‘ 道心常為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 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 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 “ 然。 心一也， 未雜於人謂之道心， 雜以人偽謂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謂人心即人慾，道心即天理， 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 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 是二心也。 天理人慾不併立， 安有天理為主， 人慾又從而聽命者？”愛問文中子、 韓退之。 先生曰： “ 退之文人之雄耳。 文中子賢儒也。 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 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 “ 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 “ 擬經恐未可盡非。 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 與擬經如何？” 愛曰： “ 世儒著述， 近名之意不無， 然期以明道； 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 著述以明道， 亦何所效法？” 曰： “ 孔子刪述《六經》， 以明道也。” 先生曰： “ 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 “ 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 擬經似徒擬其跡， 恐於道無補。” 先生曰：“ 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 天下之大亂， 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 使道明於天下， 則《六經》 不必述。 刪述《六經》， 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畫卦， 至於文王、 周公， 其間言《易》 如連山、 歸藏之屬， 紛紛籍籍， 不知其幾， 易道大亂。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 知其說之將無紀極， 於是取文王、 周公之說而贊之， 以為惟此為得其宗。 於是紛紛之說盡廢， 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書》、 《詩》、 《禮》、 《樂》、 《春秋》 皆然。 《書》 自《典》、 《謨》 以後， 《詩》 自《二南》 以降， 如《九丘》、 《八索》， 一切淫哇逸蕩之詞， 蓋不知其幾千百篇； 《禮》、《樂》 之名物度數， 至是亦不可勝窮。 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 然後其說始廢。 如《書》、 《詩》、 《禮》、 《樂》 中， 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 皆後儒附會而成， 已非孔子之舊。 至於《春秋》， 雖稱孔子作之， 其實皆魯史舊文。 所謂“ 筆者， 筆其舊” ； 所謂‘ 削’ 者， 削其繁： 是有減無增。 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 惟簡之而不得， 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 以後， 繁文益盛， 天下益亂。 始皇焚書得罪， 是出於私意； 又不合焚《六經》。
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 悉取而焚之， 亦正暗合刪述之意。 自秦、漢以降， 文又日盛， 若欲盡去之， 斷不能去； 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 則其諸怪悖之說， 亦宜漸漸自廢。 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 某切深有取於其事， 以為聖人復起， 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 只因文盛實衰， 人出己見，新奇相高， 以眩俗取譽。 徒以亂天下之聰明， 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 以求知於世， 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 反樸還淳之行： 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愛曰： “ 著述亦有不可缺者， 如《春秋》 一經， 若無《左傳》， 恐亦難曉。” 先生曰： “ 《春秋》 必待《傳》 而後明， 是歇後謎語矣， 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 多是魯史舊文， 若《春秋》 須此而後明， 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 “ 伊川亦云‘ 傳是案， 經是斷’ ； 如書弒某君、 伐某國， 若不明其事， 恐亦難斷， ” 先生曰：“ 伊川此言， 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 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 弒君’ ， 即弒君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 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 伐國’ ， 即伐國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 只是要正人心， 只是要存天理、 去人慾， 於存天理、 去人慾之事， 則嘗言之； 或因人請問， 各隨分量而說， 亦不肯多道， 恐人專求之言語， 故曰‘ 予欲無言’ 。 若是一切縱人慾、 滅天理的事， 又安肯詳以示人？ 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 ‘ 仲尼之門無道桓、 文之事者， 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 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 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 純是一片功利的心， 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如何思量得通？” 因嘆曰：“ 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 “ 孔子云‘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 孟子云‘ 盡信《書》 不如無書， 吾於 《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 。 孔子刪《書》， 於唐、 虞、 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 豈更無一事？ 而所述止此， 聖人之意可知矣。 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 後儒卻只要添上。” 愛曰： “ 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慾、 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 聖人不欲詳以示人， 則誠然矣。
至如堯、 舜以前事， 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 “ 羲、 黃之世， 其事闊疏， 傳之者鮮矣。 此亦可以想見其時， 全是淳龐樸素， 略無文采的氣象。 此便是太古之治， 非後世可及。” 愛曰： “ 如《三填》 之類， 亦有傳者， 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 “ 縱有傳者， 亦於世變漸非所宜。 風氣益開， 文采日勝， 至於週末， 雖欲變以夏、 商之俗， 已不可挽， 況唐、 虞乎！ 又況羲、 黃之世乎！ 然其治不同， 其道則一。 孔子於堯、 舜則祖述之， 於文、 武則憲章之。 文、 武之法， 即是堯、 舜之道。 但因時致治， 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 即夏、 商事業， 施之於周， 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 其有不合， 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 況太古之治， 豈復能行？ 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 “ 專事無為， 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 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 即是佛、 老的學術。 因時致治， 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 而以功利之心行之， 即是伯者以下事業。 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 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 “ 唐、 虞以上之治， 後世不可復也， 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 後世不可法也， 削之可也； 惟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 而徒事其末， 則亦不可復矣！”愛曰： “ 先儒論《六經》， 以《春秋》 為史。 史專記事， 恐與《五經》 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 “ 以事言謂之史， 以道言謂之經。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 亦經， 《五經》 亦史。《易》 是庖羲氏之史， 《書》 是堯、 舜以下史， 《禮》、 《樂》 是三代史： 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謂異？”又曰： “ 《五經》 亦只是史， 史以明善惡， 示訓戒。 善可為訓者， 時存其跡以示法； 惡可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 愛曰： “ 存其跡以示法， 亦是存天理之本然； 削其事以杜奸， 亦是遏人慾於將萌否？” 先生曰： “ 聖人作經， 固無非是此意， 然又不必泥著文句。” 愛又問： “ 惡可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 何獨於《詩》 而不刪鄭、 衛？ 先儒謂‘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 然否？” 先生曰： “ 《詩》 非孔門之舊本矣。
孔子云： ‘ 放鄭聲， 鄭聲淫。’ 又曰： ‘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鄭、 衛之音， 亡國之音也。’ 此本是孔門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謂雅樂， 皆可秦之郊廟， 奏之鄉黨， 皆所以宣暢和平， 涵泳德性， 移風易俗， 安得有此？ 是長淫導奸矣。 此必秦火之後， 世儒附會， 以足三百篇之數。 蓋淫溢之詞， 世俗多所喜傳， 如今閭巷皆然。‘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 是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為之辭。”愛因舊說汩沒， 始聞先生之教， 實是駭愕不定， 無人頭處。 其後聞之既久， 漸知反身實踐， 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 舍是皆傍蹊小徑、 斷港絕河矣！ 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 明善是誠身的工夫， 窮理是儘性的工夫， 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 博文是約禮的工夫， 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諸如此類， 始皆落落難合， 其後思之既久， 不覺手舞足蹈。右曰仁所錄。陸澄問： “ 主一之功， 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 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為主一乎？” 先生曰： “ 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 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 可以為主一乎？ 是所謂逐物， 非主一也。 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問立志。
先生曰： “ 只念念要存天理， 即是立志。 能不忘乎此， 久則自然心中凝聚， 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 此天理之念常存， 馴至於美大聖神， 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 覺紛擾則靜坐， 覺懶看書則且看書， 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 務相下則得益， 相上則損。”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 先生屢責之。 一日警責方已， 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 源從旁曰：“ 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 “ 爾病又發。” 源色變， 議擬欲有所辨， 先生曰： “ 爾病又發。” 因喻之曰：“ 此是汝一生大病根。 譬如方丈地內， 種此一大樹， 雨露之滋， 土脈之力， 只滋養得這個大根； 四傍縱要種此嘉穀， 上面被此樹葉遮覆， 下面被此樹根盤結， 如何生長得成？ 須用伐去此樹， 纖根勿留， 方可種植嘉種。 不然， 任汝耕耘培壅， 只是滋養得此根。”問： “ 後世著述之多， 恐亦有亂正學？” 先生曰： “ 人心天理渾然， 聖賢筆之書， 如寫真傳神， 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 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 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 固有所不能傳也。 後世著述， 是又將聖人所畫， 摹仿謄寫， 而妄自分析加增， 以逞其技， 其失真愈遠矣。”問： “ 聖人應變不窮， 莫亦是預先講求否？” 先生曰： “ 如何講求得許多？ 聖人之心如明鏡， 只是一個明， 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 未有已往之形尚在， 未照之形先具者。 若後世所講， 卻是如此， 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 周公制禮作樂以示天下， 皆聖人所能為， 堯、 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 孔子刪述《六經》 以詔萬世， 亦聖人所能為， 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 是知聖人遇此時， 方有此事。 只怕鏡不明， 不怕物來不能照。 講求事變， 亦是照時事， 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工夫。 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 不患事變之不能盡。” 曰：“ 然則所謂‘ 衝漠無朕而永珍森然已具者’ ， 其言如何？” 曰：“ 是說本自好， 只不善看， 亦便有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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