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軍事的朋友都知道,建國後,我軍就建立了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在1955年又形成“八總部”,1957年又恢復到“三總部”,到1998年,中央軍委總部分為“四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
那麼,中央軍委已經有了“三總部”,為何還要設立總裝備部呢?
我們要先從總裝備部的發展沿革說起,在我國軍事歷史上,專一管理武器裝備的部門,我國古代就已有之。譬如,明朝時期的六部之一兵部,其下設庫部司(武部司),負責明軍的武器、儀仗、符勘、尺籍、武學等事務。清朝晚期,舊有的軍隊體制僵化,難以適應軍隊近代化建設。
儘管清朝滅亡之前,引進了西方的建軍思想,特別是普魯士的軍制,普魯士軍制對我國近現代化影響深遠,大到軍銜制度小到佇列訓練,都能看到普魯士的身影。
當然,普魯士軍制影響最大的還是總部制度。有意思的是,總部制度並非普魯士首創,而是起源於法國。法國大革命時期,時任國防部長拉扎爾·卡諾,設定了一個全新的部門“國防部辦公室”,已經具備了現代總參謀部的特性。
1795年,法國一代雄主拿破崙的愛將貝爾蒂埃,籌建了一套完整的參謀系統,取名為“參謀長辦公室”。
但是,法國的總部體制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總部,嚴重缺乏自主權,只是拿破崙的“影子”。同時期的普魯士,克里斯蒂安·馮·馬森巴赫男爵向年向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建議,將戰爭計劃的擬定權納入軍需總監部。
及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馬森巴赫構建了總參謀部的機構框架。最為突出的一項權力變化,就是總參謀長擁有了向國王的“直面陳述權”。
1806年,法國、普魯士大幹了一場,普魯士栽了一個大跟頭,傷亡2.7萬人,損失火炮200門,史稱“耶拿-奧爾施塔特會戰”。普魯士痛定思痛,決定對軍隊進行一次大刀闊斧的改革,由沙恩霍斯領銜主持。
1825年,經多年醞釀發展,“軍隊大總參謀部”正式成立。由此,普魯士總參謀部登上了歷史舞臺。
1858年9月,普魯士名將毛奇主政總參,對普軍進行了更為深入改革,尤為重視工業革命新技術成果的應用以及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
毛奇頗具戰略思維,在其改革之下,總參謀部成為了普軍的中樞要地。自1864年起,毛奇親率王師,先後打贏了普丹戰爭(1864年)、普奧戰爭(1866年)、普法戰爭(1870年)。
普魯士的成功案例,足以說明總部體制的重要性,其他國家競相模仿,包括後來的日本、沙皇俄國。清朝滅亡後,總部制度引入中國。
“北洋三傑”之首的王士珍,就曾擔任過陸軍部長兼總參謀長。1928年12月,張學良東北易幟,蔣介石名義上統一了中國。此後,國軍也實行了總部體制。
但是,蔣介石治下的國軍派系林立,“勝則舉杯同慶,敗則拼死相救”是一種奢望。基於此,國軍總部體制形同虛設,難以約束各路國軍。相比之下,中國工農紅軍的總部體制非常之完善。
1931年11月,中革軍委(全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是為我軍最高軍事領導機關。中革軍委以蘇聯紅軍為師,實行了總部領導體制,下設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經理部、總兵站部、總軍醫處、政治保衛局等機構。
中革軍委各部門的成立,統一了全國紅軍的領導。此時,我軍並沒有類似於總裝備部的機構,而是由其他總部代行職權。
需要指出的是,我軍初創時期,已經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二來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三則實行以戰養戰的鬥爭策略,沒有必要成立。此後多年,我軍總部體制經過抗日戰爭的發展壯大,及至解放戰爭初期已經較為完善。
1947年2月,中央軍委以八路軍總部為基礎,成立了人民解放軍總部,下設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這一時期的總部體制,因各大戰略區規模大、範圍大、獨立性強等特點,其主要職能只有指導、協調,機構設定非常之精簡,譬如,總政治部的機構架子,僅有兩個研究室。
建國後,我軍出於正規化、現代化、革命化建設的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總部體制就顯得尤為重要。1950年9月4日,中央軍委批准成立總幹部管理部(後改稱總幹部)。由此,我軍進入四總部時期。彼時,四總部主要領導如下所示:
總參謀長:徐向前、聶榮臻(代);
總政治部主任 羅榮桓;
總後方勤務部部長 楊立三;
總幹部管理部部長 羅榮桓(兼)。
此後,我國軍工產業從無到有,再從仿製到自我創新,這一路走來殊為不易。進入九十年代,我國的國防工業體系趨於完備,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全新的部門,領導全軍武器裝備建設。然而,當時的裝備系統分屬總參、總後、國防科工委。
以我軍“空中美男子”殲8的研製為例,沈飛提出了新型戰鬥機的研發技術指標,由總參謀長羅瑞卿批准實施。沈飛、總參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協調起來比較困難。
因而,建立一個統一的總裝備部勢在必行。1998年4月,中央軍委以國防科工委為基礎,將總參謀部裝備部、總後勤部的有關單位合編為總裝備部,曹剛川、李繼耐分別擔任首任部長、政委。
由此,中央軍委結束了四十餘年的“三總部”,迎來了“四總部”。此後,“四總部”的一把手,均為中央軍委委員(相當於副國級)。
在筆者看來,中央軍委設立總裝備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資訊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需要;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海灣戰爭、九六臺海危機,對我軍裝備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美軍在海灣戰爭中,美軍高精尖的武器裝備,可謂是五花八門,空軍立下了汗馬功勞。
當時的美國空軍,裝備了F117隱形攻擊機,具備對敵超視距打擊能力,對方是看不見也夠不著,只能是被動挨打。
F117隱形攻擊機,僅僅是美國空軍高精端武器中的冰山一角,更是美軍強大實力的絕佳體現。得益於先進的武器裝備,美軍的多兵種協同作戰能力大為提升。美軍前期作戰,完全避開了地面作戰,而伊拉克的作戰思維還停留在大兵團作戰時代。
海灣戰爭完全顛覆了傳統的作戰模式,引領世界軍事發展潮流,更是給我國軍隊武器現代化建設敲響了警鐘。
到了九六臺海危機中,我軍演習除了戰略核威懾力量可圈可點,常規武器裝備與美軍存在著巨大的代差。
仍以空軍為例,我軍當時能拿得出手的先進戰機,也就是從俄羅斯進口的幾十架蘇27,剩下的都是殲6、殲7、殲8等二代機,二代機不能實現超視距打擊,資訊化能力低下,很難應對複雜多變的現代空戰。
海灣戰爭、九六臺海危機中,我軍與美軍巨大的反差,讓我軍意識到了發展武器裝備的重要性。基於此,中央軍委成立總裝備部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2、與編制體制改革相適應;
1985年6月,中央軍委實施了百萬大裁軍的戰略決策。此次裁軍,中央軍委大力壓縮陸軍規模,裁撤了11個野戰軍,剩下的24個野戰軍進行了合成集團軍整編。
與此同時,我軍還大力提升技術兵種的比例,重點發展海軍、空軍、二炮。中央軍委的意圖很明顯,就是為了提升我軍多兵種協同作戰能力,解決陸軍一家獨大的局面。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軍裁撤了14個乙種師,將其併入武警部隊序列,改為武警機動師,直屬武警總部。人數減少了,戰鬥力堅決不能降低。怎麼辦?還是回到了武器裝備的發展上。我軍當時的武器裝備有多窘迫?筆者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就明白了。
九十年代初期,二炮某旅剛剛組建,可裝備的東風11、東風15地對地導彈還沒列裝,各方面條件都很簡陋,最要命的是軍費奇缺。
儘管,二炮為我軍重點建設物件,可二炮也會出現軍費不足的情況。對二炮而言,這是困難嗎?答案是肯定的,這根本就談不上什麼困難。
於是乎,二炮某旅幾個發射連官兵想出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紙箱子上畫出導彈發射裝置,以便熟悉發射程式。“寧可讓人等裝備,也決不能讓裝備等人”,這就是我軍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二炮尚且如此,更別說其他兵種了。
令人欣慰的是,現在的火箭軍(原二炮)已經是我國最為精銳的武裝力量,並且已經升格為單獨軍種,基礎設施完備。戰士們再也不用為裝備而發愁了,各型新裝備是層出不窮。至於當年的紙箱子,已經成為了二炮的特殊“文物”,訴說著那段近乎“衣衫襤褸”的悲壯歲月。
3、集中力量辦大事;
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國的制度優勢。遙想當年,我國老前輩搞“兩彈一星”的時候,條件甭提多艱苦了。儘管如此,諸多科學家還是在中央專委的統籌領導下,各行各業集中力量服務於“兩彈一星”,攻克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雖說我國的綜合國力已經有所提升,可在武器裝備方面存在巨大的短板。然而,時不我待:世界軍事強國,武器裝備日新月異,我軍必須要迎頭趕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總裝備部的成立,就是為了補當年欠下來的各種功課。
事實證明,總裝備部成立後,我軍武器裝備有了飛速發展。筆者就為大家舉兩個例子,就能明白總裝備部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了。
例一: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1992年1月,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研製建設正式拉開序幕。此後多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艱難起步,各項工作都是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完成的。
1998年1月,中國航天員大隊正式成立,同年4月,總裝備部成立。“中國航天第一人”楊利偉早年坐火車的時候,就有人問他你是做什麼的?楊利偉略帶羞澀地說道,參加航天員選拔。可是那時候的國人,自己都不相信祖國能夠實現航天夢。
然而,總裝備部成立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取得飛速發展。1999年11月,我國就發射了神舟一號,進行了第一次無人飛行試驗。不到四年,楊利偉就搭乘神舟五號問鼎蒼穹。
及至總裝備部2016年1月改稱裝備發展部,神舟系列宇宙飛船,已經發射到了神舟十號。2016年,中國先後發射了天宮二號、神舟十一號,並進行了自動對接試驗。至此,中國已經具備了建設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空間站的能力。
例二:海軍下餃子
總裝備部成立之前,哈爾濱號驅逐艦是中國海軍唯一能得出手的軍艦,撐起了中國海軍的門面。1996年,中國買下兩艘工事中斷中的現代級驅逐艦,直至2000年服役。
2001年,我國又追加了兩艘現代級驅逐艦,2006年,中國海軍的門面就是四艘現代級航母,號稱“四大金剛”。
現代級驅逐艦的引入無疑增強了中國海軍的實力,可人有不如自己有。總裝備部審時度勢,大力發展海軍,一大批專案上馬。2012年起,中國海軍頻頻接收新銳052D驅逐艦,軍迷將其稱之為“下餃子”。
筆者認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中國海軍的發展,這僅僅是總裝備部的冰山一角。不可否認的是,我國武器裝備的“井噴式”發展模式,還是在總裝備成立之後。一個時代有一代人的使命,總裝備部也不例外:2016年1月,裝備發展部正式成立,總裝備部成為了歷史。
參考資料:
[1]《德國總參謀部》(斯賓塞·威爾金森 中國畫報出版社)
[2]《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 (中國網)
[3]《“四總部”更名 名稱變化體現“軍委管總”格局》(北京青年報)
[4]《總裝備部》中國軍網
[5]《1998年4月3日 人民解放軍組建總裝備部》(人民網)
[6]《統帥部的變遷:我軍建軍九十年總部領導體制沿革》(軍史專家 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