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總結“十年”悲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規劃了一張嶄新的藍圖。
他深謀遠慮地倡議辦經濟特區,不僅僅是為了擺脫當時“國民經濟面臨崩潰邊緣”的經濟危機,更是在為社會主義制度謀未來。
他要求:“在全國的統一方案拿出來以前,可以從一個地區、一個行業做起來,逐步推開,中央各部門和當地政府都要允許、鼓勵它們的發展。”
鄧小平
鄧小平還特意指出,中央沒有錢資助,但是可以提供政策,就讓各個特區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此後,中央就發展了4個經濟特區,但在政策相同的情況下,深圳的發展卻最為矚目。
那麼,在這4個特區中,為何深圳發展的最好?它是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中國為什麼要創設經濟特區?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希望經濟特區能夠成為中國市場的“試驗場”,向發達國家、地區開放“視窗”,使深陷泥潭的中國經濟能夠重新振作起來,並結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創造出一條新路。
但中國不僅面積大,城市的文化、發展、人口變化也大,如果全國統一實行同一發展標準,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
這時候,率先發展幾個環境不同、文化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的經濟特區,不僅能小成本試錯,若是發展得好,更能從中吸取經驗,再結合周邊地區的特殊性進行套用,大大減少了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
而且,特區內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得到了全國人民的關注,也得到了政府批准的“特殊政策”。
在一定時間範圍內,中央給予它們在稅收、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等方面享受區別於國內其他地區的優惠政策,儘可能幫助特區發展市場經濟,等他們發展起來,再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
在大力度優惠政策下,許多外企、國企紛紛在特區內修建專業廠房,聘請當地百姓當員工。例如以任正非為代表的華為,以馬化騰為首的騰訊,王傳福的比亞迪等國企都趕上了好政策而蓬勃發展,外國的可口可樂、肯德基等品牌也是在這個時候入駐中國的。
鄧小平曾經說過:“很多人都怕我把經濟特區搞成資本發展,但它是‘政治改革’而不是‘政治特區’,只是多了一些優惠政策,依舊是要遵守法律的。”
其實,他老人家也很明白,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治標不治本,哪怕這個地區真的發展起來了也不能將富裕延續下去,所以他才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政治問題。
事實證明,鄧小平的理論是正確的,興辦經濟特區,是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重大措施,不僅加速了部分地區的發展,也帶動了其他地區的經濟市場。
鄧小平南巡,檢視經濟特區的發展
除此之外,特區的發展還能推動對港澳臺地區的和平統一工作。
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正處於恢復階段,大陸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用“一窮二白”來形容,吃個窩窩頭都要考慮要不要掰成兩半留到下一頓。
廣東、福建的群眾過著苦哈哈的生活,可不遠處的港澳臺卻發展飛速,逐步跨入現代化,生活水平不止好了一層。
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為了縮小大陸與港澳臺地區的差距,在沿海地區建立經濟特區帶動內陸大戰,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促進國家和平統一。
深圳的經濟特區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在改名為深圳市之前,這塊小地方還只是窮困潦倒的寶安縣。但這個小地方也曾輝煌過一段時間,在宋朝時,寶安縣盛產食鹽、香料等價格稍高的商品,並透過南方海路貿易運輸至全國,人民生活還算富裕。
但到了清末,由於中國清政府與英國相繼簽訂了眾多不平等的條約,又是賠錢又是割地,原屬於新安縣(清朝的叫法,就是寶安縣)的3076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就有1055.61平方公里脫離管轄,寶安縣從此與香港劃境分治,兩岸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語了。
此後,寶安縣的人民過著流離失所的苦日子,直到新中國成立,他們才安定下來。可寶安縣的發展太慢了,毫不起眼,為了掙錢養家餬口,許多青年都離開老家,遠赴他鄉謀生存。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河之隔的香港就成了他們最好的去處。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和生存壓力,許多人不考慮自身安全,冒著生命危險偷渡香港。
但這一現象並不是靠政府宣傳和部隊管理就能解決的,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想要留住人,就只能讓寶安縣趕快富起來。
1979年3月5日,寶安縣正式改名為深圳市,並逐步升級為副省級城市。很快,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地區被選為試辦特區,深圳人民想要實現富裕生活的心願也將要實現。
1980年8月26日,在萬眾矚目的期待中,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特區正式誕生了。全國的目光都聚集在這個“新生”的幼兒的身上,期待它早日茁壯成長,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自然也十分關注深圳的變化,他指出:“特區可以自己做適當的決定,但辦法和步驟要服從中央的調整,步子可以走慢一點。”
深圳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扒房建新樓,那時的特區工人每天要做的就是“鋪攤子、搭架子、打基礎”。但這其中卻遇到了許多不可控的阻力,擺在首位的問題就是該如何處理規劃地區的墳墓和老屋。
在那時的文化思想裡,祖墳是先祖靈魂的安息地,要是挪走了,祖宗就是孤魂野鬼“找”不到回家的路,這是懈怠先祖要遭天打雷劈的。祖屋就更不用說了,拆了祖屋就是要了他們的命。因此,施工現場一度發生打鬥事件,工程陷入停滯狀態。
建設中的國貿大廈
當時,深圳頂著特區的名頭,全國人民都關注著這裡,要是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對於特區的發展是具有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深圳市的每個領導身上承擔著很重的壓力,但為了推進經濟特區的發展,他們還是組織人員在社群進行宣傳,相關的工作人員也是多次找那些反對的人交談,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在允許的範圍內做出了不少讓步。經過深圳市領導班子不懈的努力,基建工作才重新動工。
解決了最基本的建築問題,就要開始考慮如何構築海、陸兩路的運輸通道了。既然中國想要將深圳這張名片推向全世界,那必然要有推出去的通道,運輸就成了首要關注的地方。
特區建立之初,深圳全市只有一條廣深鐵路單線,承擔了客、貨運輸功能。但隨著深圳人口的增加,單線鐵路出現了明顯的運輸滯後現象。
50年代深圳火車站
為了促進發展,特區的工人們挽起袖子、扛著鋤頭,夜以繼日地在工地上鋪設鐵路。在那個技術不發達的時代,幾乎所有的重件都靠人工搬運,想要修好一條質量過關的鐵路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中國人民是不怕吃苦、勤勞勇敢的,遇到問題我們會迎難而上。所以深圳不光建成了鐵路,還超標修建了公路,為自身的發展打好了基礎。
其次就是,作為一個華南地區的沿海城市,深圳自身擁有海岸線長達260公里,是個天然的港口。因此,深圳既可以透過駁船向廣州、佛門、中山等眾多地區運輸集裝箱,也可以與印、巴等較近的東南亞國家進行交流。
80年代羅湖火車站
於是,招商局陸續修建了蛇口港、赤灣港等,深圳港自此具備遠洋運輸港的功能。與此同時,相繼有大型散糧碼頭、東角石油碼頭等碼頭的建設,奠定了深圳港作為華南遠洋運輸港的地位。
經過多年的坎坷歷程,深圳的經濟發展終於有了起色。1979年,剛建市的深圳的生產總值還只有1.96億元,但到了1989年,就已經達到了驚人的115.66億元。
這段時期內,深圳國貿大廈建設“三天一層樓”,深圳大學當年建設當年招生,創造了“深圳速度”。並在國內第一個建立了保稅工業區和科技工業園,成為國內經濟外向度最高的城市。
鄧小平都曾誇獎過:“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自身發展的好了,企業也會借力起飛。中興、華為、順豐、騰訊等等知名企業,到現在也依舊發展的非常好,並且正在逐步將業務擴充套件到國外。
深圳的發展一枝獨秀
眾所周知,當年的經濟特區一共有4個,那為什麼只有深圳遙遙領先呢?簡單來說,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深圳在廣東珠三角核心口岸地帶,擁有一流的深水良港。從古至今,沿海就意味著有更大的優勢。而且,深圳不僅可以對外輸出,也可以對內交流,在交換物資的同時,能夠提升自身的綜合條件。
同時,深圳在地理上比鄰香港,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套用香港的發展路程。而且兩地相隔只有一條河,香港的經濟可以刺激深圳的發展。
其次,深圳擁有強大的包容能力。深圳市第一任市委副書記從佛山調來後,面對的是成百上千個無人村。哪怕留下來幾個人也是沒有勞動力的小孩和老年人,只有沿河的村落還有一絲煙火氣,可那裡的青壯年卻是白天去香港,晚上過河回。
但正因如此,深圳能夠接納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民。當時,幾乎所有的民工都不是本地人,但只要肯吃苦、有能力,那就沒有人在乎你從哪裡來,肯為修建城市出力,那你就是城市的一員。
直到今天,深圳依舊是一個非常有包容性的城市。如果你走進一個企業,告訴老闆你能給公司帶來多少利益、有什麼要求和條件,符合公司標準的話,那老闆一定會留下你。
最後,合理利用優惠政策也是深圳的高明之處。俗話說得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深圳透過不斷地壯大和發展,本身已經具有了實力。那麼,在稅收低於其他地區且引進技術高於其他地區的情況下,商人自然會選擇來這裡發展。
懷揣著“發財夢”的人們前仆後繼地湧向深圳,給這裡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帶動了生產和消耗,助力深圳更加繁華,也就會更加吸引外地的務工人員,形成良性迴圈。
40多年過去了,深圳再也不是那個“髒、亂、差”的小縣城了,它已經成長為中國的一張名片,向世界展示著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