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靠什麼做到三十年來總物價穩定不變？

美國曆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寫過一本著名的書——《毛澤東的中國和後毛澤東的中國》，書中說，在毛澤東時代的二十七年中，中國消費品價格平均每年上漲約0.5%，總物價基本保持了穩定不變。

同樣在這本書裡，莫里斯·邁斯納說共產黨人承襲的國民黨留下的最後的遺產是：“世界歷史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財政崩潰。”

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所創造的總物價穩定不變的局面，是在國民黨的惡性通貨膨脹的基礎上取得的。

國民黨的大佬們玩壞了的金融和經濟，究竟是一副什麼樣子？從大量的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獲取真相，那時花錢都是用麻袋裝的，用繩子捆的，用車載的，都是用萬、百萬、億來計量的，便地都是百萬“富翁”，億萬“富翁”。有人記載了這麼一件事，說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個客人在飯館裡吃了一碗標價兩萬元的米飯，他想吃第二碗的時候，被飯館老闆告知，米飯已經不是第一碗的價了，每碗漲到兩萬五了。

報道過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美國《時代》雜誌特派員白修德，曾在他的著作《中國的驚雷》中對那時的通貨膨脹做過一些披露：

“中國的通貨發行額自一九三七年十五萬萬元增加到一九四六年的一萬萬萬元。物價隨著通貨上升，至對日勝利時，物價比戰前高了二千五百倍。”

“通貨膨脹成為中國的最大問題時，有一位政府的高階官員譏諷地說，‘中國的困難是在於委員長一點也不懂的經濟學，他的財政部大臣也是一樣。’但奇怪的是委員長卻寫了一本經濟學的書，那是一本空虛而又含糊的書，充滿了無知的理論，連他自己的御用學者都要受不住，在政府裡頭的較聰明的人便大著膽子把這小冊子收回來，不讓它散播出去，由於禁售，反而使得它成為收藏家上乘的資料。”

“政府機關裡的誠實的公務員們，一天天為通貨的膨脹所吞噬著，薪水卻固定不變。在重慶的流亡者發現他們自己陷入了飛漲的物價和半靜止的薪水之間的深淵。物價爬到了戰前水準的500倍，而且還在繼續高漲。”

白修德在描寫抗戰勝利後從重慶回到被解放的城市的那些官僚政客們的醜態時寫道：

“他們坐視印刷機滾出一卷卷的毫無價值的紙幣，而物價卻攀騰直上，官僚們在夜總會跳舞，在華貴的旅館裡喝酒，上海的工人團體眼看著國民黨在跳舞場裡舉行他們的第一屆工人團體大會。舊有的無賴，在國民黨某些最有權勢的人士領導下又拋頭露面了。”

而莫里斯·邁斯納對國民黨的通貨膨脹做了下面的概述：

“戰時和戰後的通貨膨脹達到了天文數字。國民黨在城市統治的最後六個月期間，人們的生活費用平均每週上漲25%。例如在北京，共產黨進入城市的前一年，麵粉的價格就上升了4500倍（德克.博德《北京日記》）在這樣的條件下，貨幣最終變得毫無價值。南京政府頒發的貨幣政策方案只是產生了大量毫無價值的新的紙片，經濟生活已基本上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境地，以此來取代貨幣的交換功能。”

國民黨製造的通貨膨脹將人民置於水深火熱的痛苦深淵，最終導致了人心的喪失，加速了其政治破產的歷史程序。

1947年2月1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指出中國時局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將迎來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的新高潮，他分析到：

“由於蔣介石政府長期施行反動的財政經濟政策，由於蔣介石的官僚買辦資本在著名的賣國條約——中美商約中同美國的帝國主義資本相結合，使惡性通貨膨脹迅速發展，中國民族工商業日趨於破產，勞動群眾和公教人員的生活日趨於惡化，為數眾多的中等階級分子日益喪失了他們的積蓄而變為毫無財產的人，罷工、罷課等項鬥爭因之不斷髮生。中國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已經威脅著各階層人民。”

1947年5月30日，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評論——《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毛主席再次分析了因通貨膨脹造成的新的革命形勢，他說：

“蔣介石政府所長期施行的極端反動的財政經濟政策，現在被空前的賣國條約即中美商約所加強了。在中美商約的基礎上，美國的獨佔資本和蔣介石的官僚買辦資本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控制著全國的經濟生活。其結果，就是極端的通貨膨脹，空前的物價高漲，民族工商業日益破產，勞動群眾和公教人員的生活日益惡化。這種情形，迫使各階層人民不得不團結起來為救死而鬥爭。”

國民黨反動的財政經濟政策把自己置於人民的對立面，終於導致了全面崩盤，把自己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美國的資本勢力雙雙狼狽敗退，對於它們的不甘心和祭起的封鎖的破旗，毛主席寫了一篇雄文——《別了，司徒雷登》，他輕蔑地說：

“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打一場通貨膨脹的殲滅戰，把人民從惡性通脹的苦頭中解放出來，自然就成了毛主席在施政過程中優先考慮的選擇，他要克服“這點困難”，他要征服這頭在資本主義世界裡降服不了的猛獸。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毛主席的雄心壯志也開始緊鑼密鼓地付諸實施了。

1949年11月13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義，專題討論物價問題，他說要有決心，要逐步平衡預算，對財經問題應在黨中央透過一個決議。

1949年11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一九五0年全國收支概算和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問題，以便在新的一年裡減少現鈔發行量，平抑全國物價，減少財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復和發展生產。

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毛主席主持召開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一九五0年度全國財政收支概算（草案）》和《關於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決定（草案）》等，關於財政概算，他算了一筆賬：

“去年預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門為了工作，預算都很大，但這個家當就這麼大，只有這些錢，因此必須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頭。總收入和總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億斤(市斤)小米，每斤合洋錢五分，總共等於二十九億五千萬銀洋。在收人專案內，公糧收入佔百分之四十一點四，稅收佔三十八點九，合計尚差一百一十二億斤小米，就要靠發行公債來彌補這個赤字。在支出項內，明年準備養九百萬人，其中軍隊五百七十萬人，其他人員(包括留用人員)三百三十萬人。所有人員，從中央到地方，在業務以外都要進行生產。後年可以準備三百萬人轉入生產。現在，我們的建設費只佔百分之二十四，文教衛生費只佔百分之四點一，軍費則要佔百分之三十八點八，行政費佔百分之二十-點囚，所以實際上這還是一個戰爭預算。”

關於發行折實公債，他說：

“今年票子發得多，又加上防疫，設立三道封鎖線，因此使全國物價高漲。這個預算的目的，就是明年不能像今年這樣印票子，否則物價還會漲，明年可以做到比今年發得少。公債發兩億分就等於兩億銀錢。有的主張發多，有的主張發少。發多了不妥當，發少了不解決問題，目的還在收回通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公債等於折實儲蓄，要解釋清楚，有借有還。參加會議的把預算草案帶回去，要給各黨派主要負責人(常委)、各地區負責人知道一下。如果不懂得全域性，他就不好工作。從這個預算中可以看到，我們還是有辦法的。如果後年能將軍隊從五百七十萬減到三百萬甚至二百五十萬就好多了。‘飛鳥盡，良弓變’，變為生產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復，十年八年發展，過三關以後就好辦了。”

1950年3月31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陳雲在會上報告財政情況說:財經統一後，財政情況有所好轉。爭取物價平穩的三個條件大體具備了， (一)戰爭完結了；（二）每月貨幣收支接近平衡了； (三)我保有的物資數量充裕了。

1950年4月2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金融、物價問題，他說：

“基本工作是平衡收支，穩定物價。好轉已經開始，但不穩固。要穩固，必須:土改以恢復農業，調整以恢復工業，整幹以執行政策。兩全其美是可能達到的，必須去掉一些毛病。”

1950年4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擴大的第四次會議，聽取陳雲關於財政狀況和糧食狀況的報告，他說：

“從去年十二月搞概算，平衡收支，達到穩定物價，有了一個開始的好轉，但還不是基本的好轉。要基本好轉還要三年即到土改完成，還要依靠調整經濟和調整工商業，還要在支出方面想些辦法。……現在軍隊有五百六十萬，可以減少一百六十萬，即剩四百萬。要加強空軍、海軍、炮兵、工兵等技術兵種，減少陸軍。將來國際環境穩定，我們全國實行徵兵制以後，軍隊留二百萬到二百五十萬就差不多。國家經濟的根本出路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形態，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他說：

“我們現在在經濟戰線上已經取得的一批勝利，例如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停止膨脹和物價趨向穩定等等，表現了財政經濟情況的開始好轉，但這還不是根本的好轉。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要爭取這三個條件，需要相當的時間，大約需要三年時間，或者還要多一點。全黨和全國人民均應為創造這三個條件而努力奮鬥。我和大家都相信，這些條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夠在三年左右的時間內爭取其實現的。到了那時，我們就可以看見我們國家整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了。”

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給新中國的穩定物價工作帶來了空前的挑戰，面對這一挑戰，毛主席穩定物價的決心毫不動搖，他提出一個口號:

“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

1951年11月14日，毛主席在致電斯大林，通報朝鮮談判及中國財政預算情況，他說：

“今年因為抗美援朝的關係，中國政府的全年預算已較一九五 0年預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總預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於朝鮮戰場，蘇聯政府給我們的軍事貸款還未計算在內。因此，如現在不立即採取緊縮節約方針，則明年預算必更膨脹，財政必受影響，物價必大波動，勢必使前方戰爭打不好，後方建設亦搞不好。故現在我們這樣的打法和做法，正是為著在朝鮮談判中，和固有利，拖亦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個結果來，國內各項工作均好做，並有把握爭取政治和經濟的繼續穩定和發展。”

為了更好地配合和落實“緊縮節約方針”，保證在工農業戰線上廣泛開展的愛國增產運動的順利進行，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運動的實施，對穩定物價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和成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物價較上月下落百分之一，較九月底的指數下落百分之二點三，一反過去每月上漲百分之一的情況；同時貨幣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匯、金銀黑市下落，出現了金融和物價進一步穩定的局面。

根據薄一波的“一九五一年度國家預算的執行情況及一九五二年度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修正草案)”報告，一九五一年度國家預算執行和核算的結果，出現了遠比原來預計良好的情況:收支不僅平衡，而且還有結餘。在支付上除完全保證了國防需要外，曾以極大的力量穩定了物價，一九五一年全國市場雖在朝鮮作戰情況下，基本上做到平穩。編制一九五二年度國家預算的基本方針是:繼續鞏固國防、穩定物價、並進行全面恢復和重點建設。

1952年8月4日，毛主席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回顧財政經濟狀況時說：

“過去只是講“物價基本穩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說，物價還不能穩定，收支還沒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這是個問題。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開了一次會，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十月，我又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增產節約。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相當嚴重的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的問題，到十二月開展了“三反”運動，接著又開展了“五反”運動。現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1953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物價問題發表講話指出：

“降低工業品價格是工業的根本路線，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價還是受供求關係制約的。現在的毛病是應降的未降，應提的未提如糧價。糖降價後又脫銷了，要提價。降低物價時要謹慎，要按情況用分析的方法解決問題。私商往往會鑽物價的空子，而且價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較難，群眾會不滿意。”

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談到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時說：

“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從活動範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氾濫。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到教科書講社會主義國家一貫實行降低人民消費品價格的政策時，毛主席跟學習小組成員說:

“教科書說他們的辦法是降低物價，我們的辦法是穩定物價，一般的不漲也不降。我國工資水平雖然比較低，但是普遍就業，物價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稅；前幾年發了公債，現在停發了，職工的生活並不壞。究竟是不斷地普遍地降低物價好，還是一般的不漲不降好，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的非常時期，由於物質短缺，出現了市場緊張、物價上漲的局面，為克服困難，中共中央確定了“調整時期”，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和恢復。

1962年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談財政經濟情況及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他說“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的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在物資少、鈔票多的情況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他們一手買進，一手賣出，一轉手就撈很多錢。……對於投機分子，必須採取有效辦法來對付。”他提出的制止通貨膨脹的辦法是：

“一是嚴格管理現金，節約現金支出。銀行要把鈔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錢一定不用。要恢復銀行嚴格管理現金的制度，嚴格的程度要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二是儘可能增產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從重工業方面轉移一部分原料、材料給輕工業，再進口一部分原材料，增產日用品，回籠貨幣。……人民有了錢，總要使他們能夠買到東西，才能心情舒暢。”

1962年3月4日，毛主席閱上海工人金樣根的來信，來信反映最近物價不斷上漲，人民幣貶值，很多人不願意儲蓄，並提出兩項建議：一、請政府盡最大努力穩定物價，使人民對幣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佈物價總指數，對存款採取保本保值辦法。毛主席很重視這封來信，批示李先念，要求找幾個內行同志一起研究一下，怎樣做到，何時做到，找到解決辦法。

1962年7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書記等參加的會議，當週恩來談到城市工作，特別是生產、物價、職工生活問題需要加以解決時，毛主席說:

“要馬上搞這個問題，組織個委員會，恩來同志掛帥。”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接見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成員，當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彙報說今年講過革命化春節，沒有人買肉時，毛主席說：

“要生產，也要消費。講節約，結果豬肉沒人吃，花布無人穿，東西賣不出去，節約節得先念不好過。豬肉有人要，農民才會養豬。物價是一個問題，貴得沒有道理，貨物多就要賣便宜些，薄利多銷這個問題講了多少年，總是行不通。”

1965年9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確定的會議議程之一是物價政策，指出：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要用二百億元人民幣調整物價，主要是降低有關農業的生產資料價格和一部分生活資料價格。”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關於財貿工作，會議決定：

“穩定徵購，三年一定，藏糧於民的指導方針，並決定在‘三五’期間，拿出二百億元來調整物價，降低農業生產資料和部分生活資料的價格，使廣大城鄉人民首先是農民獲得好處。”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審閱同意中共中央關於同意國家計委《關於一九七一年物價調整方案的報告》，報告提出：為了鞏固工農聯盟，考慮財政收支平衡，今年對物價擬基本上不作大的調整，著重提高油料、糖料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降低化肥、農藥等支援農業產品和一些機械產品的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

毛主席是中國通貨膨脹的終結者，他結束了國民黨政府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通貨膨脹痛苦和災難，透過三年恢復時期，三年自然災害的調整時期，創造了一個物價整體保持長期穩定的偉大建樹，這個在資本主義無法醫治的頑疾，在毛主席那裡藥到病除，這副良藥是什麼？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毛主席的醫術高明，就在於他洞悟了這一法則，掌握了這一法則，運用了這一法則，他曾說：

“社會主義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

從1959年12月開始，毛主席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於社會主義法則問題，他曾指出：

“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

“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為剝削者謀利潤的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

在社會主義法則基礎上，物價穩定才會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