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半島全媒體記者 高書華 齊娟（署名除外）
丈夫呂月生又大出血了！他倒在醫院走廊上，即便失去了意識，鮮血依然順著他的嘴角往外湧。醫生、護士掠過林竹韻搶上去急救，她束手無措地看著丈夫被推進搶救室，腳下虛浮，腦袋嗡的一下，什麼也聽不見了，只有地上大攤濃稠的血紅得刺眼……
時隔半年，再回想起那個血色凌晨，40歲的林竹韻仍會心悸不已。自從年初查出肝硬化晚期，丈夫呂月生腹內就像安了一個“不定時炸彈”，爆了就是大出血。“如果人身上的血只有10斤的話，他早吐完了。”林竹韻想不通，一直好好的丈夫為何成了命懸一線的病人，更想不通丈夫的病情發展之快，竟然到了需要換肝的地步。想不通也不能再想，生命的抉擇已刻不容緩。
一念起，萬水千山。從北京到青島的千里奔赴，成了他們的重生之旅。
兩難抉擇
“得這種病就是面臨生死，選擇做手術就活下來了。如果不做這個手術……也就早晚的事兒……”林竹韻眼圈紅了。
“不做這個手術吧，就是一步一步地……也是……推向……”43歲的呂月生坐在床上補充著，邊說邊停頓，最終沒說出和生命終結相關的那個詞。
10月23日，在嶗山區王哥莊社群一處民居小院裡，林竹韻再一次看起最新的複查報告，已換肝4個月的呂月生肝功能“比正常人都好”。短短數月，兩人的生活就從慌亂無措迴歸到歲月靜好，林竹韻有時想想都覺得不真實。
呂月生和林竹韻兩口子十八九歲就外出打拼，在北京做了20多年水果批發生意，每天都從半夜幹到第二天凌晨，為了兒子高考，2016年全家才回到老家內蒙古赤峰。兒子順利考上大學，兩人正要享受生活時，災難卻從天而降。
今年1月，呂月生肚子突然鼓了起來，快過春節的時候，肚子大到把肚臍眼拱了出來。他們連忙趕往赤峰當地醫院，還沒等到醫院肚臍就破了，血水四溢。呂月生捂著肚子找到醫生，醫生說：流吧，流沒了就不流了。接下來一查，是肝硬化腹水。
造成肝硬化的原因有很多，有肝炎引發的，也有自身免疫性出問題的，還有喝酒導致的，但呂月生既無肝炎也不喝酒，醫生最終也沒查到病因。
整個春節都沒過好，正月初十呂月生兩口子趕到北京求診，又檢出胃底門靜脈高壓伴有靜脈曲張，隨時有破裂的可能，醫院用膠給補了補血管，補完後兩人回了赤峰。一天晚上正吃飯，呂月生咳嗽了一下，結果一口血就吐出來了，趕緊又跑醫院、打點滴。
圖文無關
“快半夜的時候，突然間就覺得嘴‘炸’了一下，不好！一吐全是血，後來就拿著盆子接……”呂月生說到這裡，一旁的林竹韻深深嘆了一口氣。
這種情況下，醫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從鼻腔處伸進胃裡一個三腔兩囊管，下到胃底後外邊打氣，把氣囊給充起來，貼到出血點上壓住血管，血就止住了。但從鼻子眼捅進胃部一根管，人還得配合著往下嚥，那難受的滋味，“誰用誰知道”。
4月3日，赤峰當地醫院給呂月生下了三腔兩囊管，六七天後不出血了，醫生把管取出後特別叮囑呂月生，“別下地”。可兩三個小時後，忘記醫囑的呂月生起身上廁所，還沒到廁所，就暈了過去，遍地是血，也就是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再次下了三腔兩囊管，過了七八天還止不住血，林竹韻陪著呂月生乘救護車轉到了北京佑安醫院，三腔兩囊管在他身體裡一待就是20多天。
治療中，醫生都建議他們換肝，說那是唯一的根治辦法。但兩人心裡沒底，都聽說過換肝，但也聽說過換了肝會發生排異，萬一排異了，原裝的也裝不回去了，可咋整？呂月生兩口子一時進退兩難。
猶猶豫豫著，兩人又回到赤峰，日子過得提心吊膽。呂月生愛做飯，做完後吃兩口就覺得胃裡燒得慌，一天就吃幾口。“人活著連個正常的飯都吃不了，還有啥勁？”
5月份，兩口子再次去北京就醫，醫院沒有床位，只能借住在親戚家。這一次，林竹韻下了決心，讓丈夫換肝，“如果手術失敗了，他命該如此。但我要不努力去做這件事情，就對不起任何人，第一個就對不起我兒子。”
向死求生
“兒子很支援，跟他媽說，媽媽，你把房子、車賣了，不管怎麼著都要給我爸治病，將來你們兩個，我來管，我不用你們給我留任何東西。”
兒子越懂事，林竹韻越難受，“就一個孩子，從小到大，幾乎沒有什麼不滿足孩子的。但是，我兒子今年都不再跟我們要生活費……”林竹韻泣不成聲，呂月生轉過頭去，眼淚順著下巴滴在床上，過了一會兒，他抽出一張紙巾默默遞給了妻子。
孩子靠什麼生活呢？“他送外賣掙生活費，男孩子關鍵時候有擔當。”林竹韻的語氣隱隱透著有些自豪。
5月20日，綜合多方面考慮，呂月生兩口子從北京坐火車來到青島，住進了青大附院。
“咱不是多有錢，考慮的是既便宜又好。在北京，人家要我準備100萬，這對有錢的人來說不多，對我們家來說，真的是一大筆錢。”林竹韻說，“後來機緣巧合，我們認識了青大附院的移植團隊，就來到了青島。”
到了青島，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轉變。林竹韻曾忐忑地問醫生，手術成功率是多少。醫生告訴她，醫院做的沒有不成功的，林竹韻懸著的心一下就落了地。因為她在北京諮詢的時候，瞭解到的成功率是90%，已經不算低了，可誰又願意成為那不成功的10%呢？
圖文無關
住院一個周，呂月生又大出血了，被醫生禁止下地，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動，只能靠打點滴維持。不能吃飯對人是一種煎熬，饞極了，呂月生央求林竹韻，“你就給我舔一口”。
更煎熬的是等肝源，有了肝源才能手術。如果病人能吃能喝還好一些，但呂月生隨時會發生危險，整個病區幾乎數他的情況最重，肝已經不造血，再加上大量吐血，“假如說人體要有10斤血的話，他早吐沒了，幾次加起來肯定吐了不止10斤這麼多。”
這煎熬逼得林竹韻寢食不安，大家都睡了，她會在樓道里一圈一圈地走，無處發洩。
“沒人告訴你啥時候會有肝源。今天說沒有，但也許後天就能做上。我們6月23號做的手術，22號早上查房的時候，醫生還告訴我，等著吧。到下午的時候，護士過來告訴我，明天要手術了。”林竹韻一直說，來到青島後，感覺老天爺特別眷顧他們，因為“有的人等了四五個月還沒有做成手術，我們只等了一個月”。
手術當天，有四人接受肝移植，術後病人都進了ICU。ICU門外聚集了4家的家屬，或席地而坐，或靠在醫院的長椅上，沒人離開。
“醫生不讓家屬在門口等，說有事會打電話，家屬一個小時之內趕到都行。但家屬就是不聽，就必須要在門口等。那樣覺得離他更近一些。明知道他在裡邊很好，我在ICU門口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我們就待在那兒。”
在ICU住了5天，呂月生轉到普通病房，第二天就能下地了，健康狀況以林竹韻肉眼可見的速度恢復著，“做完手術後，除了刀口有點疼，就沒有啥不舒服。別人做完了有不通氣、還有壞肚子的，這些症狀他都沒有”。
呂月生把這些歸功於心態好，“就是被推入手術室前，也沒有多少擔心。”他的想法很簡單，打上麻藥以後什麼也不知道了，順利的話，能再睜開眼睛就說明沒事，不順利的話，睜不開也就什麼不知道了。
做了重大決定的林竹韻卻沒那麼“輕鬆”，她做好了最壞的準備，但仍認為換肝是丈夫延續生命的唯一選擇。命運把這個家庭捲入漩渦，逼著林竹韻做出抉擇，她決定向死求生。她贏了，醫生給了她一張完美的答卷。
小院夫妻
10月的青島天氣舒爽，在嶗山王哥莊社群一處深藏小巷的民居小院裡，林竹韻和呂月生已住了快3個月。
院子面積不大，上午的陽光和煦地照進正屋，呂月生穿著病號服盤坐在床上，面色紅潤。正屋很大，放了兩張床，中間用屏風隔開，進門靠右的地方放著一張吃飯用的圓餐桌，呂月生的床旁放著茶几和沙發。正屋外面，左側是廚房和衛生間。
呂月生術後和林竹韻在王哥莊社群租住的房屋內景
“我們出院以後搬到了這裡，便宜，一年才幾千塊錢。醫院附近的房子一個月就要4000元。”林竹韻說，房子是自己找的，丈夫身上有個T管，要在肝移植3個月後才能拔掉，很多做完移植的人出院後都在醫院附近租房子，王哥莊這裡是朋友告訴她的。
林竹韻兩口子在青島的朋友就是病友，但他們不喜歡用“病友”的稱謂來介紹，認為大家就是朋友。
說到租房經歷，林竹韻表示已經無法用語言表達感激了，“住到這處小院的時候，中介大姐連鍋碗瓢盆都給拿來了，還送來大米、掛麵、土豆……大姐能想到的、能有的都拿過來了”，房東大姐也給他們送了韭菜和茄子，“所以我們一直說，我們倆走過來，就是天時地利人和，都是對我們有利的。往青島這一步算是走對了，真的是走對了，感恩我遇到的任何一個人。”
每隔20天左右，呂月生便和林竹韻從住處出發，走到620路公交車站，乘車到地鐵11號線浦裡站，轉乘地鐵到苗嶺路站下車，再步行到青大附院嶗山院區複查。整個過程需要一個半到兩個小時，這對換肝後的呂月生來說，不再是件難事。
6月23日做手術，7月22日出院，換肝4個月後，呂月生的體重已經從手術時的120斤增到了145斤，這個身高一米八一的北方大漢，身板再度硬朗起來。
手術的日子，對呂月生夫婦而言，從此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林竹韻說，以後都會在6月23日這天給丈夫過生日，這是他重生的日子，青島給了他第二次生命。
而不去醫院的日子裡，兩口子就像本地人一樣生活，呂月生每天要出去走個五六千步，保證運動量，順便跟鄰居們聊聊天。他還“搶回”了家裡做菜的“大權”，天天做給林竹韻吃。
歲月靜好，呂月生看上去和正常人沒什麼不同，但身體裡有個“零件”不是原裝的，終究還是有些不同，保養進入了繁瑣程式，需要注意的事項增多，生活變得精細起來。
光是藥，每天要吃七八種。尤其是抗排異藥，時間要求得非常嚴格，早上9點吃3粒，晚上9點吃3粒，必須準點吃，一次都不能落下。且吃藥的前後一小時內都不能進食喝水。別的藥就沒這麼嚴格了，但每天都需要吃，像激素類、溶栓類、治療腸胃的，等等，還要吃補鈣的，因為抗排異藥導致鈣流失得較快。
圖文無關
換了肝，體質跟以前再不一樣，需要好好維繫，儘量避免感冒發燒、拉肚子。“正常人感冒了，可以拿過藥來就吃，他們不行。吃藥一定要嚴格遵醫囑，不能因為移植後身體好了，就擅自吃藥，千萬別覺得自己很牛。”林竹韻聽朋友說，有個人換肝七八年，身體指標正常，便把抗排異的藥停了，沒過兩個月，指標便不正常了，“肝發生了排異，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
飲食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更多，很多東西堅決不能吃，比如柑橘類、木耳、枸杞、各種菌類，“民間說的大補和長脂肪的東西都不能吃，什麼人參、海參、蜂王漿等，都不可以。能吃的有魚、瘦肉、蛋和各種青菜，他們要嚴格控制體重，還要做運動，不能過於胖，容易得脂肪肝。”林竹韻說，丈夫現在不是為自己活著，“他是為全家活著，非常感恩捐贈者，也要為他好好活下去。”
不問前程
經歷過生死劫，林竹韻特別欣慰自己選對了路，她現在每天都很開心，也想把這段經歷分享給任何一個需要的人，希望同樣遇到這事的人可以考慮肝移植。
“沒準我這個小分享可以挽救更多的家庭。我們已經移植了，結果很好。假如我們沒做移植手術，我老公就會一直頻繁出血，我們會整天泡在醫院。也許他活三年五年，也許活十年八年，但我們不會有任何生活質量。”
換肝後的壽命和存活質量，是換肝者和家屬最關心的，林竹韻也不例外。她打聽了在醫院複查的朋友，有一位福建患者做手術已經6年了；她和老公還從網上查到，國外最早做的一例已存活35年了。此前，他們在北京也問過，醫生說，一切正常的話，活個15年肯定沒問題。
同樣，錢也是很難逃避的話題，在青島換肝雖然費用降了，但也花了幾十萬元。可看著呂月生的臉，林竹韻說自己又會笑了，而且也敢打算將來了。
談到以後，林竹韻一臉希冀，“回去再說，今年負責養病，明年看看能幹點什麼再幹點什麼。說實話，怎麼也要去掙錢，沒有錢什麼都談不來的，一個月吃藥也需要幾千塊錢。但好在能治這個病，如果有多少錢都治不了病，那才叫無奈呢。”
林竹韻兩口子被人誇起心態好，他們都笑了。林竹韻說，就是因為心態好，他倆每次去醫院都會給別人帶去快樂。有一個山西的朋友，換肝6個月了，經常發燒，吃不下東西，跟呂月生在醫院聊了幾次天。那人說，後悔沒跟他們住一起，要住一起，他也天天出去買菜回來做飯，身體應該比現在好。
在青島的最後一次複查是10月20日，林竹韻打算再過幾天就和呂月生回赤峰，因為當地也可以檢查，她會把檢查結果發給青大附院的大夫，由大夫根據結果調整用藥，“青島的醫生都非常負責任，真的是把每個病人都是特別放在心上，回家也不擔心。”
從離家到外求生5個月，不僅已“脫胎換骨”的呂月生和妻子思歸家鄉，就是家裡的父母親人，也急切地盼望兩人回去。來的時候心裡惴惴，走的時候滿面陽光，心態已大不相同，林竹韻感覺自己完成了“任務”，親朋好友也都稱讚她，“沒想到你一個小小的人，幹了一件非常偉大的事”。但她並這麼認為，“生活把你逼到死衚衕的時候，誰都會這麼做，而且有人可能比我做得還好。”
10月25日早上7點鐘，在青島膠東國際機場，臨上飛機前，林竹韻請人給她和丈夫拍了一張合影，她緊挨著丈夫，小鳥依人。
離青前，林竹韻和丈夫在膠東國際機場候機廳合影 受訪者供圖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兩闖生死關
癢，特別癢，一大片一大片的紅印分佈在湯江建的大腿和後背，全是他自己撓的，恨不能抓掉一塊肉。但無濟於事，癢順著全身毛孔鑽入骨髓，無時無刻不折磨著他的神經，讓他無法集中注意力，更讓他睡不著覺，一直捱到凌晨兩三點鐘，他才能因倦極而短睡一會兒。醒了以後，癢再度如潮水般將他淹沒，週而復始，讓人崩潰。
與呂月生移植一次便成功相比，53歲的湯江建肝移植經歷要坎坷得多，第一次術後肝內膽管一直有問題，導致全身發黃發癢。術後3年，他不得不進行了第二次肝移植。這一次，發生了感染，但他挺了過來。如今，人和肝“相處”得很好，已經度過1年10個月。
兩度換肝
每個人都對換肝的日子記憶猶新，因為那一天意味著重生。湯江建也不例外，說起自己的“病歷”，他都能清晰準確地說出兩次換肝的日子——第一次2016年3月3日，第二次2020年1月8日。
湯江建出生於江西，定居在福州。他是母嬰傳播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因乙肝病毒活躍導致肝病發作，即便吃了抗病毒藥，但他的肝損壞仍不可逆轉，最終導致肝硬化。
2015年初，湯江建的黃疸已經很嚴重了，在福州當地住院治療後情況沒有緩解，到2016年年初發展到了肝衰竭，一位比較權威的肝病專家建議他換肝，並把他推薦到上海的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2016年3月3日，他做了第一次肝移植。手術比較成功，但愈後不是特別理想，肝功能有些指標偏高。手術後他在上海租住了3個月，便回到福州休養，半年後肝功能指標還是偏高，且每次檢查指標都不好。
2017年到2019年，湯江建每年都要住一次院，每次都會在膽管裡放支架，但新肝和他“八字不合”，造成膽汁酸一直比較高，導致他全身面板又黃又癢，癢得人睡不著覺。湯江建不得不回上海找了曾經給他做手術的醫生求助，醫生建議他做第二次肝移植。
第二次準備換肝時，有病友建議湯江建到天津去做手術，那裡有家醫院的器官移植中心建得比較久，在業內名氣很大。
2019年11月，湯江建和妻子何曉到了天津第一中心人民醫院，找到了器官移植專家蔡金貞教授，邊做各項檢查邊等肝源。2020年1月8日，他終於等到了肝源，手術被安排在下午4點鐘。
圖文無關
打上麻藥後，無影燈很快在他眼中暗了下來，等意識再度回到湯江建身體已是1月9日晚上。那時，他已躺在ICU病房裡，但尚未完全清醒，並不曉得當時是黑夜，真正清醒過來是1月10日。
換了兩次肝，湯江建依舊選擇相信醫生，並不擔心手術。對他而言，每次手術過程就像是睡了一覺，換了兩次肝，就相當於睡了兩覺。不同的是，這兩覺都睡得沉寂而綿長，再度醒來時，身上插滿了各種引流的管子。
一次肝移植要過三道關，手術關、感染關和排異關。三關都過了，新肝才算在體內成活。
這一次，做完手術後的湯江建身上不癢了，雖然出現了感染，但他挺了過來。出院以後直接回了福州，定期在福州當地醫院複查，各項檢查指標葉慢慢恢復了正常。看來，這個肝和他身體比較匹配。
忘記過去
湯江建不擔心手術和換肝後的命運，並不代表沒人擔心，壓力都轉移到了湯江建妻子何曉身上。
請何曉談談這些年陪著丈夫治病的感受，她直接拒絕，“那種至暗時刻經歷一次就夠了，不想回憶第二遍”。她說，自己現在選擇刻意忘掉過去這幾年來經歷的事情，連想一想都覺得心塞。
雖然拒絕回憶，但她還是忍不住說了兩個詞：煎熬和絕望。
比如，第一次術後湯江建出現了膽道問題，這在病友群裡比較常見，可也有很多人沒有問題，術後都很好。這曾經讓何曉心有不甘，“為什麼偏偏是我們！再換一次肝，會不會是同樣的結果？那換肝還值不值得？”
再比如，每一次移植都要等肝源，尤其是第二次，等到心焦，因為湯江建是O型血，肝源特別難等，周邊很多人都做了手術，他們還沒有等到，希望似乎很近，卻又虛無飄渺到讓人絕望，摸不到抓不著，焦慮天天順著喉嚨流到胃裡。
治療期間，湯江建被下了數次病危通知書，每一次都讓何曉全身哆嗦，而等待肝源時每天不斷重新整理的住院費用，也讓她感到心焦。
第二次移植手術後，湯江建發生了感染，必須要用很貴的消炎藥，每天一萬多元，到底能不能過得去，她的“心被放到了火焰山上”。好在湯江建最終挺了過來，她感覺自己脫了不止一層皮。
林竹韻曾說，她寧願躺在床上的那個人是她。床上躺著的人無力做什麼，地上站著的人更是焦灼，就怕走錯一步。何曉也是如此，丈夫兩度換肝，對她造成的煎熬絕不是兩倍的疊加那麼簡單。
第二次換肝後湯江建辦了病退，隨著身體越來越好，已可以自己去醫院複查，何曉再也不用跟著去讓她窒息的醫院了。身為大學老師的她繼續回去上班，丈夫負責在家裡做飯，每天下班回家都能吃到熱乎乎的飯菜，這樣平常的日子多年不曾有過了，繃了多年神經終於可以鬆弛下來。
4月上旬，湯江建回到在江西吉安，抱著外孫女街頭散步 受訪者供圖
更讓何曉高興的是，今年7月下旬，丈夫還帶她出去旅遊了一段日子，經歷過驚濤駭浪，這個家庭的幸福日子正緩緩向前流淌。
“規劃”人生
換肝後並不意味著治療的結束，一次換肝，病人和醫生要終生保持聯絡。隨著蔡金貞教授的團隊從天津轉到青島，經他手術的患者也都由青大附院的團隊接手術後隨訪。湯江建也是其中之一。
換肝接近兩年，休養生息成了主旋律，湯江建的生活被吃藥時間規劃得嚴絲合縫——
每天早上7點起床、做早餐，8點出去買菜，9點鐘回家，休息一會兒，11點開始做中午飯，吃完午飯，下午1點鐘出去散步。擔心食物反流，醫生要求他飯後一個小時不能躺著，所以走到下午兩點回家，休息一下，就到了下午3點，再做點家務，下午5點開始做晚飯，和妻子吃過晚飯就到了晚上7點，再出去走一個小時，回來看看書或者電視，就到了晚上休息時間，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在這些劃分好的時間裡，就是吃藥的時間，攸關性命的抗排異藥物一次也不能落下。
湯江建選的抗排異藥是緩釋膠囊，只在每天晚上10點吃6粒。但其他的輔助藥各有服用時間段，早上8點、下午兩點、晚上8點、晚上10點半，都有藥吃。
除了規律吃藥，就是定期複查身體指標，將結果發給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的醫生。器官移植隨訪群是蔡金貞帶頭建立的，裡面有醫生和患者以及患者家屬，輻射範圍達到2000多人，醫生們會利用休息時間在群裡給患者解答疑問或者指導用藥。
生了一場病，換了兩次肝，湯江建也像換了一個人。妻子說他以前在大街上有看不慣的事就要跟人家大吵大鬧，現在能很好地控制自己，不再隨意發脾氣。
湯江建則說，想到生命第一，健康最重要，脾氣就比以前好了一些。生死關頭他早想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自己過得開心，家人也就放心了。生病自己受苦，家人也跟著受累。所以，為了換肝以後的生命和生活質量，他願意改變自己。
出生在江西的湯江建原先無辣不歡，現在他硬生生戒了辣味，程度並不比戒菸差多少。以前他不愛運動，人稍胖，現在每天堅持散步，一天一萬步，體重已經迴歸正常範圍。
換了肝能夠存活多久？
湯江建不太關心，“走一步算一步，活好每一天吧。認識的病友裡最長的存活了21年，還好得很。聽病友說過，最長的是1995年換的肝，現在仍然很好。”他說。
對此，何曉很在意，現在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是她用數年的殫精竭慮、勞心費神換來的，她特別珍惜現在的日子，希望這樣的日子長一些，再長一些。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肝，在路上
每一天，46歲的蘇美麗都在病房內坐臥不安，每次護士推門進來，她都閃爍著期盼的眼神看著對方，很快，又暗淡下來。她在等待合適的肝源，但她的情況比較特殊：半年前，她不幸患上肝硬化急需移植肝，但此前因膽管多髮結石反覆手術，她的腹腔變得又小又窄，體內裝不下正常大小的肝，她需要一個小型肝源。雖然早早就提交了申請，但半年過去，不少病友都做了手術，她還在等待，畢竟，有一個完美匹配的肝臟，是一個機率性事件。
目前，器官移植的來源主要靠捐獻。在青大附院肝移植病房，每天有大量的人在等肝源，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幸運會降臨，醫護人員只能勸慰那一雙雙焦灼的眼神：“不要急，肝還在路上”。
捐肝救女
10月中旬，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裡，一縷陽光灑在趙婉清稚嫩的臉龐上，她露出了笑容，世界重又在她眼裡變得五彩斑斕。最近一次檢查，趙婉清的肝功能等各項指標均表現正常，這意味著，父親趙振生移植給她的肝在她體內成活了。
圖文無關
“這個爸爸非常偉大，他捐了60%的肝臟給女兒。本來媽媽也想捐，但媽媽配型不如爸爸合適。”青大附院嶗山院區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蔡金貞教授介紹道。
趙婉清家住濰坊，今年剛剛20歲，得的是一種罕見病，叫做“腎單位腎癆”，發病率五萬分之一到九十萬分之一不等。這種病對肝有很強的攻擊性，趙婉清已經出現腎功能異常、肝硬化、腹水等症狀。如果拖到最後，其他器官都會連帶衰竭。要想保命，得先把肝換了，讓肝正常運作，其他器官才有希望保住。
女兒遭此噩運，趙振生落淚了。四處打聽後，今年6月，他找到了蔡金貞教授，把給女兒換肝的希望寄託在蔡金貞身上。
“針對我姑娘的手術，蔡教授至少跟我交流了4次，跟我說孩子手術怎麼做法，有些什麼風險，哪些地方有什麼把握。我非常感謝蔡教授，總覺得他們這個團隊在我孩子身上費了太多的腦力和精力。”
9月1日，趙婉清各項身體指標都達到了手術要求，肝移植終於可以進行。這是兩場生死接力的手術，醫生需要先把趙婉清的病肝切下來，同時把父親趙振生健康的右半肝移植進去。
長年累月的工作，家庭的負擔，已壓得趙振生不再強壯，捐出一部分肝臟，不知道瘦弱的他能不能承受得住。父女倆被一前一後推進手術室，一場12個小時的接力手術，最終成功完成。
麻醉藥勁散去，趙振生醒來的第一句話是：“我女兒怎麼樣了？”得知手術很成功，他才又沉沉睡去。經過20天的調理後，趙婉清從重症監護室轉出來，一切指標恢復正常。術後第一次見到女兒，趙振生上前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喜極而泣。
望肝欲穿
在沒有器官移植技術前，對於肝腎等內臟器官衰竭或者喪失功能的病人，醫生只能採取保守冶療，眼睜睜看著病人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終點。器官移植技術的興起，給了病人第二次生命選擇。這種技術，目前被稱為“現代醫學之巔”，是挽救心、肝、肺、腎等器官終末期疾病患者的唯一希望。移植器官的來源分為兩種，一種是親體捐獻，一種是非親體捐獻。
趙婉清的肝源屬於親體捐獻，親體捐獻就是從健康的親人身上摘取部分器官，進行移植手術。因為捐獻人和受體為血緣關係，這種方式不用等肝源，只要配型合適就可以進行，但也受很多條件限制，比如捐獻人身體太差或者配型不相符等。現實中，更多的是非親體捐獻，受體得到的是一個完整的肝。這是另一個殘酷的現實，這邊的新生，就意味著那邊有一個鮮活的生命此前已經逝去，由於捐獻量和需要量存在著巨大的缺口，這就客觀上造成了器官短缺。
每天，都有人在苦苦等待適合自己的救命器官，在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來就診的病人大半以上都在病床上等待肝源，有的等待半年甚至一年都等不到合適的肝源，這對病人和家屬，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種煎熬。有的家屬天天去找醫生、找護士，但誰也無法變出配型合適的肝源。
46歲的蘇美麗在病床上“望肝欲穿”。多年前她就被確診為小體重的膽管多髮結石，反覆手術後腹腔變得又小又窄。半年前，她又不幸得了肝硬化，急需要小型肝源植入。她早早在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上提交了申請，但是符合她血型的肝源，對於她來說卻過大。半年時間過去，她仍然需要“碰運氣”，畢竟，完美配上是一個機率性事件。
圖文無關
所以，林竹韻一直說自己是幸運的，她丈夫等了一個月就等到了肝源，而她認識的很多病友還沒有等到，有的已經等了4個多月。她只能勸對方，“我可以做到感同身受，但我無法用任何語言來安慰你，因為我明白那種等待的滋味。肝源、肝緣，蔡教授說過，這也是一種緣分，緣分到了，自然就來了。”
但沒來的時候，家屬就只能當做肝源還在路上。湯江建的妻子何曉說過，那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人力無法干涉。也正因如此，等到合適肝源的家庭都特別感恩。
A面B面
就像一個硬幣的AB面一樣，一面是大量的人在等待肝源，另一面卻是有人不願意接受肝移植，寧可選擇保守治療，覺得還是自己的“原裝零件”最值得信賴。
林竹韻在丈夫治療沒多長時間就決定做移植手術，而有的人肝病治了八九年，最終也不敢走出這一步。呂生月說，他們在北京住院時，一個病區100多個病人，沒有一個想換的，都採取保守治療。“有的人不想換肝，你跟他聊，他說那玩意兒危險，我這樣還能活幾年，換完了我要沒了呢？有很多人擔心在手術檯上下不來，換了一個別人的器官，怎麼能在我身體裡工作？想都不敢想。”
問題來了，是一直用一個快報廢的原裝“零件”，像個老爺車一樣執行；還是瀟灑地換個“零件”，讓這輛事故車“續航”更長時間？沒有標準答案。
不想換肝的人擔心很多問題，首要的是安全問題，雖然現在肝移植手術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但誰也無法保證百分之百安全，一旦上了手術檯，就沒有辦法再回頭了，不可控因素太多。再就是後期吃藥問題，以及術後存活期，都是需要關注的。所以，在有些人眼裡，肝移植是一種激進療法。
圖文無關
此外，換一個肝除了要闖手術關、感染關和排異關，就現實而言，還有第四道關，費用關。湯江建說，換了兩次肝，一套房子沒了，費用之高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後續還有吃藥的費用，尤其是抗排異藥，費用很高。
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器官移植仍未全部納入醫保賠付範圍，但一些地方已經先行先試。青島市今年進一步調整二檔繳費成年居民醫療保險待遇，將器官移植抗排異治療超出起付標準以上部分的報銷比例，由60%提高到了65%。
而為了救助需要進行肝移植手術的貧困患兒，在青大附院的牽線下，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早在2018年7月設立了佑愛瓏琪肝病救助專項基金，發動社會力量進行募捐，專門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危重病兒及其家庭，每例可捐助6萬元～8萬元，已經在青島救助了多例肝移植患兒。
目前，接受了肝移植的家庭，無一不認為做了一道正確的選擇題。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外的走廊 受訪者供圖
湯江建說，肝移植不僅是手術，術後隨訪也很重要，關係到肝移植病人存活期的長短，所以患者和醫生的關係是長期的，患者們在微信群裡提問題，醫生都能及時解答。他現在很好，希望更多的人瞭解肝移植手術，從而造福更多的患者。
器官移植技術日臻完善，這是一項造福人類的工程。素昧平生的兩個人，因為一個器官發生了某種神秘的聯絡，而器官的來源過程，則滿滿地寫著人生大愛。對於受體而言，帶著捐獻者的美好期望，健康而有質量地活下去，本身就是在延拓捐獻者的生命長度，同時也是在續寫自己的美麗人生。醫學，總是在向未知領域探索，給人類帶來希望的光。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