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８４１年，西周發生了一次“國人暴動”。關於這次“國人暴動”的性質，後世學者作了不同的認定，或認為是平民起義，或認為是工商業者起義，眾說紛紜。
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先來看一下“國人”指的什麼。
西周對全國實行“國”、“野”分治統治方式。周代的城邑一般有兩層城牆，從而將城市從內到外分別為城和郭，住在城內的人稱“國人”。
由於貴族內部分化嚴重，很多失勢的貴族和貧困計程車階層，隨著社會地位的下降，和百工、商賈等工商業者和社會下層的一般平民雜處，其中以平民為主，成了“國人”的一部分。住在“國”中的奴隸不能算作國人。
這些人，儘管具有自由的身份，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要依附於貴族。他們與各級貴族既有聯絡，又相對立，加上來自不同階級，成為多種社會矛盾的匯合點。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國人”即國中之人，主要由公卿大夫、士和工商組成，而主體為公卿大夫、士等奴隸主貴族集團。
而“野”，也稱為鄙、遂，指的是城外被征服的廣大農村。這裡分佈著被征服族的農村公社、氏族部落等。於是，居住在“野”中的，就被稱為“野人”或者“鄙人”。
“國人”與“野人”的社會地位不同，“國人”有參政進仕、當兵、受教育等權利，而“野人”沒有。此外，“國人”與“野人”在受剝削的程度上也有所不同。
因此，“國人暴動”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是百工和商人為反抗（周厲王）過度勒索而起義，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革命事件，即周朝社會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貴族的一次階級鬥爭。
另一種認為並非平民造貴族的反，而是諸侯公卿士大夫挑戰周天子的權威。進一步來講，就是共伯和、召伯虎、周定公、瑞伯、凡伯等王室改良派重臣，利用民眾不滿情緒精心策劃了此次造反，側面反映出西周統治階級內部的爭鬥。
至於哪一種正確，還要看一下“國人暴動”的背景。
周厲王時，朝廷和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和睦。他一邊不斷南征荊楚，逼得曾臣服於周的東南淮夷奮起反抗；另一邊還要防禦西邊遊牧部落偷襲。連年征戰，農業生產遭受巨大損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
為滿足自己的享樂，周厲王還聽從榮夷公之見，推行“專利”政策。朝廷向那些在利用山林湖澤謀生的百姓徵稅，百姓不滿，怨聲載道。
為壓制百姓的言論，周厲王讓衛巫監聽百姓的言論。殘暴不仁的衛巫，濫施刑罰，國人從此在公開場合什麼也不敢說，只能以目示意。召公勸諫“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厲王不聽，還因能堵住百姓之口而興奮不已。
在高壓政策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表面了百姓還是十分順從的樣子，其實不滿的情緒已經越來越高張，最終終於激起鎬京裡“國人”的反抗。
周厲王無法，為保命，趕緊帶著親信從鎬京出逃，沿渭水河岸，一路逃到彘（山西霍州），後來就死在了彘，“國人暴動”又稱“彘之亂”。
可見，衝進王宮的“國人”包括了平民貴族。不過，話又說回來，此次“暴動”也應該有諸侯公卿士大夫的參與。當週厲王倉皇下令，命軍隊前來鎮壓時大臣們的回答卻是：“我們周朝士兵都來自於國人，因此國人就是士兵，士兵就是國人。如今國人都暴動了，到哪裡去調集士兵？”
還有，當“國人”衝進王宮時，周厲王已逃走，但百姓們激憤難平，於是將矛頭轉向太子姬靜，為什麼要放過諸侯公卿士大夫呢？
不過“國人”想殺太子姬靜，是暗中“參與”的諸侯公卿士大夫們始料未及的。召穆公隨即把姬靜藏到自己府上。國人獲知立即衝到召穆公家，要他交出太子。為保住王太子，召穆公只能將自己之子代替王太子。《竹書紀年》中記載：“（國人）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太子姬靜這才躲過一劫。
厲王出逃，國不可一日無君。周定公和召穆公召開貴族會議，經過商議：政事暫由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管理，重要政務則交六卿合議，史稱“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