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在《離騷》中寫道：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這句詩用於形容正加速佈局和推進的滬（上海）蘇（蘇州）同城化是再合適不過了。“一美”即上海在長三角獨佔龍頭的優越地理區位。“二美”即深藏在蘇州人生命中奔流不息的江南詩性文化精神。從城市史上看，近現代的上海主要是因“地利”而崛起，蘇州則自古以人才輩出著稱。就當下而言，探索推進上海的地理與蘇州的人物深度和全面融合，符合城市科學的基本原理和兩座城市的歷史規律。當然要實現“兩美必合”也是不容易的，當年的三閭大夫就沒有做到。對於上海和蘇州兩個大城市而言，由於同城化涉及的人口、事項、關係等超級複雜，因此切忌目光短淺和就事論事，而需要有一種更長遠的歷史視界和更全面的戰略設計，一方面弄清楚上海地理位置優勢的來龍去脈及未來走向，另一方面深刻認知蘇州江南詩性文化精神的內在機理及其時代價值，然後才有望在現代化新徵程中找到推進滬蘇同城化發展的邏輯必然和現實路徑。上海的區位優勢正在變得越來越優異，進入新時代以來，從上海提出“世界影響力全面提升，全球樞紐和節點地位更加鞏固，城市核心功能大幅躍升，城市軟實力全面增強，綜合經濟實力邁入全球頂尖城市行列”等發展目標，到“推動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為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供重要通道，構建國內大迴圈的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迴圈的戰略連結，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更好發揮龍頭輻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視窗”等戰略定位。對上海這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這個天時地利人和的城市還缺少什麼，這是研究滬蘇同城化的“破題”之處。這可以透過三方面來看：一是在身份認同上，上海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在21世紀初，我們就曾發出這樣的疑問：“上海這個現代化大都市已經矗立在世界東方，但它究竟是不是我們民族所希望的那個城市家園……我們這個傳統的農業民族究竟能不能安身立命，都是值得繼續探討和嚴肅追問的。”二是在文化性格上，海派文化存在著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需要儘快解決。如儘管和西方文化密切相關，但海派文化很難對西方人文理性產生深刻的認同，同時對西方人文理性中深沉的悲劇性智慧缺乏會心，因而，其所孕育的新理性也就往往顯得不夠理性或理性的內涵較低。同時，與樸素、務實、友善的中國文化相比，海派文化的一個問題是張揚的個性和不夠敦厚的文化心理，這可能也是上海城市精神中特別強調“大氣謙和”的原因之一。三是在現實發展上，上海和其他國際大都市一樣，都面臨著“羅馬化”的挑戰。“羅馬化”是美國社會哲學家芒福德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其內涵即“在物質建設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會人文中的最壞狀況”。如何解決“物質成就與社會人文”的不協調、不平衡，已成為影響上海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矛盾。而這也是2021年上海研究並制定城市軟實力發展規劃的深層原因。在當代上海面臨的城市文化或城市軟實力問題，恰好可以在蘇州江南詩性文化中找到解決之道。在理論上講，上海自開埠以來初步形成了一個理想的都市文化結構，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曾認為：海派文化既包含了以現代文明為主體的西方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實用理性，還包含著以審美自由為最高理想的江南詩性文化，在選擇歸宿時它最容易走向江南詩性文化與西方現代審美文化的結合。在這種結合中，一方面，江南詩性文化消解了中原實用理性；另一方面，西方現代審美文化又消解了其古典理性精神。因此，海派文化建設本身仍是一件未竟之業。由此可知，海派文化在邏輯上最需要做的工作之一，是以中國詩性文化平衡其過於單一的西方文化，以及以江南詩性文化的古典美學昇華、以非理性為基礎的西方現代審美文化。當然，文化交流從來不是單向度的，從兩者相互促進的角度看，也可以上海的海派文化為蘇州的江南文化灌注現代化、全球化的異質精神基因和文化氣質，更好地推動江南詩性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以滬蘇同城化為戰略契機，以深度推進江南詩性文化與海派文化的包容發展為中心，推動江南詩性文化在與時代的結合中更加嚴謹和精密，引領上海都市文化在與傳統的融合中更加深刻和厚重，構建新時代主題更加鮮明、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精美的江南文化新體系，不僅有助於推動長三角區域文化傳承創新和開放發展，也有助於促進和引導上海、蘇州及早建成一個真正的“城市共同體”。
（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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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劉士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