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莊
高敬亭，原名高志員，1907年8月14日出生於河南光山董店(今屬新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28年春，高在其家鄉參加了農民運動。1929年3月，高敬亭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後，他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鄉蘇維埃武裝委員。由於作戰勇敢且粗通文墨，加上受共產國際影響，中共在六大後一再強調領導機關必須配備工農成分的幹部，因此他不斷得到提拔，得以嶄露頭角。他於1930年當選光山縣蘇維埃主席，後升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主席、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從1930年起，他還先後兼任中共光山縣委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豫東南道委(相當於地委)書記等職。期間，他參與領導武裝鬥爭，建立了光山獨立團、赤衛師、遊擊師(後均編入紅四方面軍)，並指揮這些部隊攻佔地主武裝盤踞的山寨、土圍子80餘處,成為紅軍的一名優秀指揮員。
1932年11月，反“圍剿”失利的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為堅持鬥爭，鄂豫皖省委決定重建紅二十五軍，軍長吳煥先，下轄兩個師:徐海東任師長(副軍長兼)的七十四師，高敬亭任政委(軍政治部主任兼)的七十五師。1934年1月，高敬亭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9月，出任中共皖西北道委書記，統一領導皖西北的黨政軍工作。1934年11月，中共中央派程子華傳達指示，要求紅二十五軍主力執行戰略轉移——長征，對外稱“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配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於是，吳煥先奉命率紅二十五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進行長征，高敬亭則留下堅持鬥爭，重建紅二十八軍，堅持鄂豫皖邊區的革命鬥爭。在關係到革命成敗的危急關頭，高敬亭以大無畏的氣概挺身而出，在失去上級指示和援助的情況下，承擔起了在當地全面領導繼續反抗國民黨武裝鬥爭的歷史重任。
抗戰爆發後，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擔任第四支隊司令。因與新四軍領導人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於1939年6月24日被處決，成為新四軍歷史上第一樁大冤案的主要受害者。1977年4月27日得以平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威震大別山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戰初期，大別山地區的老百姓對於他們的“高政委”和“高司令”十分熟悉並充滿愛戴之情;而蔣介石和國民黨則對他恨之入骨，曾懸重賞要買他的人頭。
受命留下來堅持游擊戰爭後，高敬亭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依靠大別山根據地的群眾，終於把即將熄滅的革命火種重新點燃，並不斷壯大起來。1935年2月3日，正是農曆大年三十。在安徽省太湖縣涼亭坳的金家大屋，紅二十八軍(史稱鄂豫皖邊紅二十八軍，以區別於其他地區、其他時期的紅二十八軍)宣告成立，高敬亭自任政治委員(未配軍長)，統一領導鄂豫皖邊區的黨政軍工作，下轄八十二師和一個軍直屬手槍團，方永樂為八十二師政治委員，全軍僅1400餘人。巍巍大別山又重新飄揚起了紅旗。
◆1938年，項英（中）、高敬亭（右）在一起。
高敬亭以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軍事才能，以不足二千人的武裝隊伍轉戰鄂豫皖邊區45個縣，面對百倍於己的敵人，創造了一整套克敵制勝的戰略和戰術。政治上，部隊建立各級黨組織，建立政委制度，團以上設政治部，自己擔任紅二十八軍政委(無軍長);軍事上，堅持紅二十八軍能散得開、收得攏、打得贏、拖不垮。制定採取了“拖垮二十五路軍，相機打擊十一路軍和東北軍，向保安團要補給”的方針;根據實際又提出了“敵情明則打、地形有利則打、傷亡小則打、繳獲多則打”，反之則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則”。地方上，在鄂豫皖邊區組建起111個便衣隊，做到“主力紅軍與便衣隊結合，山區作戰與平原作戰結合，內線與外線結合”。另外，還有“敵上山、我下山” “化裝偷襲” “殺回馬槍”等游擊戰術。
三年游擊戰爭中，高敬亭指揮不足2000人的部隊，與敵戰鬥數百次，典型戰例67個。其中，大勝26例，小勝28例，雙方各有傷亡8例，失敗5例，總計殲敵7. 5萬人，牽制敵正規軍68個團約17萬人，自身則在戰鬥中得到發展，最壯大時達3100餘人。氣得蔣介石撤去了“鄂豫皖剿匪總指揮”梁冠英的職務。到1937年，在邊區22個縣建立起遊擊根據地，有力地支援了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長征，是南方8省14個游擊區中唯一保留軍、師建制的紅軍隊伍。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稱讚“紅28軍與敵人鬥爭很有成績，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來在武漢接見了高敬亭，當面誇獎說:“中央紅軍長征後，你們在十分艱苦、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鬥爭，你們功績很大。你們在敵後儲存住這樣一支紅軍部隊，這是了不起的。”
高敬亭率領的紅二十八軍在鄂豫皖邊的戰史，是紅軍主力長征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史上最為輝煌的篇章之一。這個時期，敵人一聽到高敬亭的名字，無不聞風喪膽。國民黨豫皖綏靖公署在檢查其“清剿”失敗原因時，供認了這樣一個事實:“皆緣此等赤匪，多為本地土著，所到之處，又有人從而勾引通窩，以致行動自由，飄然不定，兵來匪去，己成慣伎。”可見敵人的無奈。
打響新四軍挺進敵後的第一仗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東北突圍到嶽西南田村，從中共鄂皖區負責人何耀榜處得到中共中央有關第二次國共合作精神的檔案後，他懷著喜悅之情，認真研讀了3年來第一次看到的中央指示。起初，他深感意外，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圍剿”等種種罪行，無論從思想和感情上都難以接受。但當他領會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認識到歷史轉變關頭，自己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時，便立即不計前嫌，於7月13日主動派人與老對手、國民黨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主任衛立煌舉行“嶽西談判”，要求派代表商談共同抗日。
談判桌上，高敬亭堅持“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既有堅持黨性的高風亮節，又有靈活機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國民黨代表劉剛夫提出紅二十八軍番號應由兩黨中央共同決定，委婉辭退了國民黨“工農抗日聯軍挺進司令”的委任狀。談判成功後，高敬亭於7月28日化名“李守義”以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主任身份在最終談判協議上簽字。紅二十八軍的做法不僅早於其他各省游擊隊，甚至比黨中央與國民黨達成的合作抗日協議還早半個月。這是南方八省游擊隊中最早、最成功的一次國共兩軍談判。同時，這又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建立之前與國民黨進行的談判，高敬亭等人既堅持誠心和談，又作好反擊敵人進攻的準備，這在當時確屬罕見之舉。至此，鄂豫皖邊區軍民結束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並在南方八省十三個游擊區中儲存了最多的兵力。
隨即，紅二十八軍及所屬地方武裝1800餘人，陸續到達七里坪，在這裡設立招兵站，擴大武裝;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區與周駿鳴領導的豫南紅軍游擊隊取得聯絡。高敬亭多次在大會上強調，不要因為合作而丟掉了紅軍優良傳統，“我們還是我們，我們要仍然保持過去的階級友愛，過去的紅軍作風。”
國共和談達成協議不久，1938年2月，中央軍委將紅二十八軍與豫南遊擊隊共3000餘人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下轄四個團。這是新四軍中人數最多、力量最雄厚的支隊。當時，新四軍第一、二、三支隊均只轄兩個團。也就是說，第四支隊佔整個新四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強。
1938年3月8日，新四軍軍部命令第四支隊東進抗日。高敬亭率第四支隊分別從湖北黃安縣七里坪、河南確山縣竹溝出發，於3月中旬到達安徽霍山以西地區集結。經短期體整後，高部繼續東進，於4月底抵達抗日前線，部隊在舒城、桐城、廬江、巢縣、無為等縣開展游擊戰爭，高敬亭則率支隊部駐在舒城縣的東、西港衝(今東、西港村)。自1938年5月至11月，第四支隊共殲滅日軍500人，俘10人，擊毀日軍汽車150餘輛，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收復廬江、無為兩座縣城，初創了舒城、桐城、廬江、無為等地區的抗日根據地，部隊也發展到8000多人，成為新四軍的一支勁旅。其中，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縣蔣家河口戰鬥中擊斃日軍第六師團巢縣守備隊20多人而自己無一傷亡，揭開了華中敵後游擊戰的序幕，這也是新四軍挺進敵後的第一仗。當日，蔣介石親自致電葉挺、項英:“貴軍四支隊蔣家河口出奇挫敵，殊堪嘉慰。”此外，高部的桐城棋盤嶺戰鬥也很出名，戰鬥中首次活捉了40名日軍，這都是新四軍戰史上的驕傲。
據不完全統計，高敬亭率領四支隊從下山東進至1939年6月罹難的1年零4個月裡，先後戰鬥90餘次，其中，同敵千人以上集團作戰4次;阻擊80至500輛汽車的車隊6次;斃、傷敵2300餘人(包括日軍1700餘人);俘敵4 0 0餘人;消滅反動武裝和土匪3700餘人。繳獲長短槍1400餘支，輕機槍17挺、軍馬20匹;擊毀汽車156輛、汽艇兩艘，給日軍和偽軍以沉重打擊，給人民群眾以極大鼓舞。特別值得稱頌的是，高敬亭所到之處，念念不忘宣傳和發動群眾，時時關注和組織群眾，全力以赴發展地方黨組織和武裝，擴大了我黨我軍在群眾中的影響，使抗日烽火在皖中、皖東大地熊熊燃燒。
◆新四軍第4支隊挺進皖東抗日前線。
正當第四支隊從大別山開向抗日戰場並連戰皆捷時，卻發現國民黨桂系第五路軍正源源不斷地開向大別山。高敬亭立即致電軍部，要求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原因之一是自己長期生活、戰鬥在大別山，對大別山相當熟悉和十分留戀。原因之二是他意識到大別山地處中原，南瀕長江，北臨淮河，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要地。更何況第四支隊土生土長於大別山，地形熟悉，群眾基礎好，在此建立根據地正可謂是得心應手。
錯殺始末
可是高敬亭堅持要四支隊回到大別山的建議，與王明及受右傾錯誤影響的新四軍領導人發生了矛盾，從而為其人生的悲劇埋下了禍根。
當時王明領導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員會，在“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下，不僅主動撤除根據地，還居然派出上萬名黨員和革命青年幫助桂系軍隊改造基層組織，訓練鄉、保長，建立保甲制度，調查登記戶口，甚至還提出了“幫助五路軍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的口號。在中共中央長江局會議上，對於高敬亭提出讓第四支隊回大別山建立根據地的要求，王明、項英斥責為“不服從統一戰線，消極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許在大別山留一兵一卒”。剛正不阿的高敬亭當場指責王明、項英是“右傾投降主義”，二人對高非常不滿。
桂系軍隊在大別山站穩腳跟後，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一面拖欠和剋扣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薪餉，限制第四支隊發展，一面大肆擴充反動武裝，與我爭奪皖東地區。這樣，高敬亭領導的第四支隊陷入了桂系部隊和日軍的兩面夾擊之中。鬥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第四支隊應該立即東進，挺進敵後，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此時，中共中央也發來電報，要求“江北新四軍向津浦路東敵後挺進”，將皖東全部、江蘇一部變為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但是，高敬亭從他的經驗出發，認為不能輕易放棄大別山。因此在東進問題上與新四軍軍部領導發生了嚴重衝突。軍隊在行動上也不免遲滯，這就使軍部領導更加不滿。
以上所述後來成為高敬亭被處決的罪因之一:“不執行中央路線”、“對抗中央在武漢的領袖(王明)”。
罪因之二則是“排擠中央派來的幹部”。在高敬亭的要求下，1938年起，中共中央從延安、中共中央長江局、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派出一批幹部到四支隊工作，這批幹部中的鄭位三、戴季英曾在鄂豫皖與高敬亭共過事。中共中央這樣做，原本是希望協調高與新四軍軍部和中央的關係。但事與願違，這反而導致了高敬亭與這些幹部中的個別人矛盾激化。
罪因之三則是“不服從軍部命令”。1938年11月，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率軍部特務營抵達江北，以加強對江北新四軍的領導。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張雲逸對高敬亭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並直接向四支隊廣大幹部傳達了中央關於“江北新四軍向津浦路東敵後挺進”的指示。
1939年3月底，高敬亭率四支隊隊部由舒城推進到合肥眾興集。但是，時隔不久，高敬亭又因病而返，並帶回手槍連和特務連。1939年4月底，新四軍軍長葉挺攜鄧子恢、羅炳輝、賴傳珠等從皖南抵江北。5月5日，葉挺在廬江東湯池宣佈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由張雲逸任指揮，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統一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同時，葉再次命令高敬亭率部隊東進合肥、定遠、全椒等地區開展游擊戰，建立根據地。高敬亭卻不聽指揮，竟然按兵不動。葉挺憤怒了，他以江北指揮部的名義，直接命令高部第七團、第九團繼續東進，進至合肥青龍場一帶。之後，高敬亭才勉強率支隊隊部進入青龍場地區。
罪因之四是“縱容部下投敵”。就在高敬亭拒絕執行新四軍軍部東進的命令，與軍部矛盾不斷尖銳的關鍵時刻，高敬亭的親信部屬，四支隊第七團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乘攻打土圍子之機，侵吞金銀財物後叛逃至桂系軍隊。楊、曹二人是高敬亭在三年游擊戰爭中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們的突然叛逃引起支隊上下對高敬亭的普遍不滿。這時，項英來電，要葉挺開展“反楊、曹鬥爭”。於是，葉挺命令部隊在皖東停止東進，進行“反楊、曹鬥爭”。楊、曹的私逃雖同高敬亭無關，但在“反楊、曹鬥爭”中，揭發出了高敬亭的一些問題。項英當即在部隊中開展了反高敬亭的鬥爭。
由於以上“罪名”的存在，1939年6月20日，項英以反黨、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敵的罪名，同時向中共中央和國民黨軍事當局分別發出:“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決”的電報。
蔣介石接到這份項英要殺自己虎將的電報，半信半疑，怕是其中有詐。因為國民黨將領衛立煌的17萬正規軍，打了3年，都抓不到這個高敬亭，現在共產黨卻自己送上門來了，真是不可思議!
當蔣透過情報部門得知王明、項英與高敬亭在建立大別山根據地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的內情後，便明白這是中共的內訌，於是高興地“借刀殺人”，當即給項英、葉挺回電:“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決，照準!”
葉挺帶著蔣介石批准處決高敬亭的電令來到合肥青龍場褚老圩。高敬亭聽說軍長來了，便從舒城駐地趕來見葉挺，當時有人勸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但高敬亭坦蕩地說:“俺心裡沒鬼，俺要去。”當高敬亭趕到青龍場褚老圩時，並未見到葉挺的人影，高的警衛員武器被繳，高立即被關押起來。
從6月21日至23日，在四支隊駐地，葉挺和江北指揮部領導人召開了連以上幹部會議。有近千名指戰員參加的鬥爭高敬亭大會在合肥青龍場附近的一個大樹林裡連續召開了3天，鄧子恢主持大會，會上決定對高處以死刑並報國共兩黨中央批准。大會宣佈的高敬亭重大罪狀有四:“一、不服從軍部領導;二、排擠延安幹部;三、山頭主義;四、宗派主義。”高敬亭根本沒有想到，軍部領導會發動對他的鬥爭。他始終認為:堅持留在大別山是正確的，而放棄大別山“東進”則是錯誤的;對堅持反共立場的蔣介石，就是要“鬧獨立性”。他認為自己的工作雖有缺點，甚至也可能有錯誤，但絕對不是“反革命”，更談不上“破壞抗戰”。
◆高敬亭故居。
6月24日，在被宣佈槍決後，高敬亭坦然面對:“共產黨人對死無所畏懼，我沒有罪，既然你們硬要我死，但必須死在紅地毯上!請代轉史玉清同志(系高敬亭愛人)，孩子送給人民撫養。我是忠於工農革命的軍人!”然後，他端正地戴上軍帽，向葉挺軍長敬了最後一個軍禮，葉挺莊重地還了軍禮，十分感慨地說:“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軍人!”高敬亭聞言淚下，然後在葉挺警衛班戰士的“護送”下，朝荒野走去，不久不遠處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一個曾經被蔣介石懸賞的紅軍將領，就這樣死在了自己人的槍口下。
冤情昭雪
高敬亭被槍決後，中共中央的回電才到。電文中說:“對高採取一些過渡辦法，利用目前機會由軍部派遣一得力幹部到四支隊工作，以幫助四支隊之改造與整理。”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對高採取過渡辦法”的指示後，葉挺心情十分沉痛和後悔，一再說:“遲了!遲了!”在一次新四軍軍部會議上，當討論到高敬亭問題時，主要當事人葉挺、張雲逸、鄧子恢都嚴肅檢討了自己的責任，誠懇地表示悔恨。但高敬亭的冤情並沒有因此得到昭雪，相反，無論是死者，還是生者(高的妻子和女兒)以及高的部屬，在事件之後仍然受到歧視和打擊甚至迫害。
黨中央、毛澤東對高敬亭問題始終持慎重態度，始終堅持以團結為主的方針。鑑於高敬亭與王明、項英等存在的種種矛盾，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曾向中央提出過處理高敬亭3點意見，也完全符合慎重、團結的精神。1943年周駿鳴在延安黨校看戲，毛澤東問他:“周駿鳴，高敬亭不槍斃，送來延安學習好不好?”，這反映了毛澤東對高敬亭的懷念和反思。劉少奇也對周駿鳴說:“不讓出大別山，不是更好嘛，有這塊根據地，跟敵人鬥爭不是更有力量嗎?到路東沒有基礎。”
高敬亭罹難後，江北指揮部又對四支隊進行了整頓，將“反高鬥爭”升級為“肅清高敬亭餘毒”，過分打擊了一些人，引起了部分幹部的恐慌，這給四支隊乃至江北新四軍的發展壯大造成了巨大損失。當時，第四支隊一片混亂，有些指戰員甚至被迫離隊，當時的局面差點失去控制。後來，原第四支隊被一分為二，變成了新第四支隊和第五支隊，分別由徐海東、羅炳輝任司令員。作為新的第四支隊當家人，徐海東認為殺高是極其錯誤的。講起這件事，作為曾經和高敬亭在一起戰鬥過的戰友，徐海東很激動地說:“高敬亭同志堅持三年游擊戰爭，把鄂豫皖蘇區的紅旗扛下來，是有功的。他雖然在‘肅反’擴大化等方面有嚴重的錯誤，但這是執行錯誤路線的錯誤。他的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是認識問題，決不是什麼反革命問題。”
在獄中寫下的那份訣別書中，高敬亭深感革命事業未竟，眷念革命生涯，並囑咐將自己的幼女交給人民撫養，對黨和人民毫無怨言。然而，他的妻兒卻一直被當作反革命家屬，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對待。直到長大成人後，高敬亭之女才知道了自己的不幸身世。
◆萬海峰與高敬亭之女高鳳英親切交談。
1975年11月10日，己經長大成人的高敬亭之女高鳳英大膽上書毛澤東，請求中共中央澄清高敬亭被殺的原因並做出結論。12月14日，病中的毛澤東接信後親自指示有關部門重新審查高敬亭一案，他在有關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
1977年4月27日，根據毛澤東生前指示，經中央軍委有關部門核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了《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該通知充分肯定了高敬亭“功大於過”的歷史，摘掉了強加在高敬亭頭上的“反革命”“反黨反中央”等帽子，認為“將其處死是錯誤的”。
1980年4月，高敬亭家屬在政府的協助下找到了高敬亭的陵墓，並在合肥烈士陵園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1983年10月，國家民政部追認高敬亭為革命烈士。
198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合肥接見了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兒高鳳英，他對高鳳英說:“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學習。”“如果有人認為平反後還應有尾巴，那是錯誤的。”1989年6月，高敬亭生前老戰友方毅副總理、萬海峰上將、林維先中將，主持召開了高敬亭遇害50週年紀念會。
1997年7月，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高敬亭”詞條實事求是地寫道“……在國民黨重兵連續‘清剿’、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絡等極為困難的條件下，率不足2000人的紅二十八軍，和邊區地方黨組織及其領導的游擊隊一起，轉戰鄂豫皖邊區45個縣，在22個縣建立遊擊根據地或立足點。……抗日戰爭爆發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主動同國民黨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進行談判，並簽定了共同抗日的協議。1938年2月紅二十八軍與豫南遊擊隊共3000餘人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任司令員。4月底進至皖中舒城、巢縣等地抗日。5月1 6日所屬第九團一部取得蔣家河口戰鬥的勝利。隨後，在桐城棋盤嶺、六安椿樹崗等地連戰皆捷，並在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地區開創抗日根據地。他在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東進敵後方針等方面犯有嚴重錯誤。1939年6月24日在安徽合肥縣青龍場(今屬肥東縣)被錯誤地處決。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決定，予以平反，恢復名譽，認為他在堅持鄂豫皖邊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功的，將其處死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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