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12日，由新四軍六支隊司令員兼政委改任八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員不到一年的彭雪楓，發表了《為緊急動員告淮上紳耆書》，號召地方賢明父老紳耆要教育砥礪淮上人民奮勇抗戰，誓死不當亡國奴。
發表此文的背景，在於從淮上起家參加抗戰的豫皖蘇邊區保安司令耿蘊齋、六旅十七團團長劉子仁、十八團團長吳信榮率部叛變革命，裹挾部隊二千餘人，投向了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國民黨湯恩伯部。
而經此事件，淮上風雨飄搖，本不樂觀的抗戰形勢變得更為惡劣。
這個震動中央的三個團級幹部叛變事件，可謂是抗戰期間出的一個大事，史稱“耿吳劉事件”。
時任司令、團長的我軍中級領導人為什麼要背叛我黨？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叛變怎麼成功的？這是一個值得追究的問題。
叛變後的人生結局是什麼？這是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
一、叛變的起因
此次事件中叛變革命的耿蘊齋、劉子仁、吳信榮三人，都非參加我黨多年的老革命，而是在抗戰開始後，為儲存和壯大自身力量，組織當地的民團組織投靠我軍的投機者。
此後，他的隊伍被改編並上升為主力部隊，但受“湖西肅託”事件影響，耿蘊齋自行返回老家蕭縣。
抗戰爆發後，他開始動員民眾參加抗戰，被當地共產黨組織看在眼裡，又恢復了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
蕭縣被日軍佔領後，他聚攏了上百人的游擊隊，以此發家，建立了一支遊擊武裝。
此後，他的隊伍被改編並上升為主力部隊，但受“湖西肅託”事件影響，耿蘊齋自行返回老家蕭縣。
頻繁的調動，肅反的影響，內心認為明升暗降，國民黨頑固派的勸慰，一個加一個在他身上產生影響，就像壓死駱駝的一根根稻草，一個個看似不重，最後加起來就推垮了耿蘊齋的心理防線，讓他產生了出走的想法。
而自己一個人走，到了國民黨那邊也沒有什麼影響力，沒有什麼“投名狀”是要不到什麼官的。
於是，耿蘊齋想到了自己的老鄉和學生吳信榮，何不拉著他一起帶隊伍走，那不是多了更多的本錢嗎？
於是，他拉上了吳信榮和出身國民黨西北軍石友三部的劉子仁，從而製造了一個我軍歷史上不多見的集體叛變事件。
二、叛變的詳細經過
耿蘊齋從湖西帶著一個侄子任連長的警衛連回到蕭縣後，和駐蕭縣的六旅副旅長兼十八團團長吳信榮兩個人終日在一起神神秘秘地商量，其發展的親信也不時地露出一些馬腳，這些情況不斷引起了我黨的注意和警惕。
但是為了抗戰大局，也為了穩定隊伍，我黨還是決定爭取說服兩個人，讓他們穩定下來，不要做出無法挽回的舉動。
於是，我黨決定採取一個先教育再懲罰的完備行動，一邊讓六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的吳芝圃去給兩人做工作，如果實在不行，就讓六旅17團團長劉子仁扣押兩人。
彭雪楓
而讓黨組織上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平時看上去積極要求進步，表現良好的深得豫皖蘇邊區主要領導彭雪楓信任的劉子仁，卻是早已聯絡上國民黨軍21師侯鏡如部準備叛變的投機分子。
這個和他的老上級石友三一樣隨時倒戈的投機分子準備好好利用這個時機，於是，對這個扣押耿蘊齋和吳信容的計劃他並沒有執行，而是在關鍵時刻立刻轉向了，他把這些資訊都通報給了耿蘊齋和吳信容，並決定和他們兩個人一起“迴歸”國軍正統。
一些革命意志堅定的共產黨員，不可能和他一起參加叛變，比如團政委蔡永，就是一個經歷過紅軍長征的紅小鬼，十二歲參加革命，逐漸從少共國際師的一名小兵成長為久經考驗的忠誠領導幹部。
這些人將成為他叛逃的阻攔索，也就是劉子仁必須要解決的所謂障礙。
1940年12月11日，劉子仁把17團裡所有他認為是他障礙的六七十名上級下派幹部扣押起來，包括團政委蔡永、副團長周大燦、團政治處主任糜雲輝等都成了昔日自己人的階下囚。
12月12日，到耿蘊齋和吳信榮處做說服工作的吳芝圃被軟禁起來，懾於吳芝圃的極大聲望，耿蘊齋和吳信榮並不敢殺害他，最終讓吳芝圃擇機回到了部隊。
而在17團的那些被劉子仁關押的幹部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17團政治委員蔡永的籌劃和指揮下，被關押的幹部戰士舉行了暴動。
他們趁著一個警衛班長進房間時奪槍，然後又去搶奪機槍，領導幹部帶頭迎著判軍的彈雨衝在前面，17團副團長周大燦、團政治處主任糜雲輝、組織股長蓋卓如、特派員溫治平、幹事杜豪傑等當場犧牲。
蔡永受重傷後突圍被當地群眾救治後被部隊接回。
三個人帶走部隊後，豫皖蘇邊區領導非常心痛，但還是想把部隊拉回來，於是，便制定了拉耿打劉的策略，後來反覆派有做工作都不行，最後決定消滅叛軍。
而十七團以蕭縣人為主，這支受劉子仁地方派系影響的叛亂隊伍有迫擊炮、重機槍等重武器，且彈藥充足，六旅十六團等除了夜襲十七團特務連取得成果外，其它都被叛軍擋回。
彭雪楓等人對此叛變都深感自責，尤其是彭雪楓認為此事自己應當負主要領導責任。
因為劉子仁是他深為信任且用人不疑的人，受此影響，根據地其它人都認為劉子仁可靠，從而失去了應有的警惕。
耿吳劉叛變事件造成的影響非常壞，隨著三人叛變的當地四個縣的基層政權也都反水，整個豫皖蘇邊區遭到了重大損失，根據地民心士氣受到極大的打擊和破壞。
而在湯恩伯率領的31集團軍十萬頑軍進攻下，新四軍第四師損失慘重，不得不放棄豫皖蘇根據地，退到了路東地區。
三、叛變者的結局
叛變者最終的需求，要的無非是官和財，而國民黨唯獨不缺到處濫發的委任狀和可以到處搜刮民財的機會。
1941年3月，剛發動完皖南事變，躊躇滿志的湯恩伯召見了叛徒耿蘊齋和劉子仁，馬上滿足了他們的當官發財夢。
耿蘊齋被湯恩伯任命為蘇魯豫皖邊區挺進遊擊支隊第一縱隊少將司令，而劉子仁為一縱隊副司令兼二支隊司令，吳信容為三支隊司令。
還真是司令滿天飛，少將隨處給。
跟隨三人叛變的人都升官了，可這也意味著他們在不久的將來，要為這些付出早已標好的背叛的代價。
耿蘊齋在投靠國民黨後，又被外派到別地當了個掛名的少將司令，一點實權沒有。
於是，在抗戰結束後，在解放戰爭勝利的天平傾向我軍時，看到局勢走向的耿蘊齋幡然醒悟，選擇逃回瞭解放區，並向當地黨組織悔過並納下投名狀，派他的子女參加革命工作，這樣的安排既顯示了其忠誠黨的意識。
他的兒女也爭氣，在革命隊伍中茁壯成長並有所成就。
後來，雖有波折，但他也為自己昔日背叛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最終，耿蘊齋放下一切，回到家鄉務農生活，於1962年逝世。
可以說，耿蘊齋算是幸運的了，他的學生吳信榮則比他少活了二十年。
在1942年，吳信榮病死軍中。
有人說，這是老天爺公平，看他不順眼了。
這個叛徒實在是太壞，可謂心眼用盡、壞事做絕。
從共產黨隊伍中叛逃到了國民黨軍隊中，然後不久又投靠了日偽軍，對抗日民主政權武裝多次襲擊，並殺害了不少的抗日軍民，這樣的人老天都容不下，於是，1942年3月，他得了個其慘無比的怪病死了。
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他死後，接他司令大位的親兄弟吳信元，又於1944年在戰場上起義，拉著他的隊伍投靠了我軍。
這既是歷史的輪迴，也有人說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如果說因果有報，那最明顯的就是劉子仁，那真是求仁得仁，求錘得錘。
這個“耿吳劉叛亂事件”的主謀劉子仁，和他出身的西北軍石友三部一個德性，就是倒戈成性，投機有術，有奶便是娘，可謂毫無道德底線可言。
當了國民黨任命的司令後，又不滿足，1944年，又投靠了漢奸張嵐峰，又當了個偽軍師長，只是這次他投的時機不太對，小鬼子雖然還蹦著歡，但明顯已經是日暮西山了。
可這難不倒劉子仁，抗戰勝利結束後，劉子仁又重新投靠了國民黨蔣介石，所部被收編，他又成了國民黨軍新編54師師長，終於又重新混上了國軍少將軍銜，可沒想到，這個少將也就是國民黨給他的最後禮物了。
從1945年迴歸國民黨軍隊，到1949年，劉子仁只是換了個位置，但也還是少將，不是他不賣力，只是，這樣的隨時叛變的將軍，實在不是哪支軍隊敢重用的人。
如果你以為他的投機生涯到此為止，那可就太小看這個人的品性了，1949年年底，時任國民黨軍127軍309師少將師長的劉子仁再次率部起義，再次投靠了共產黨軍隊。
起義後，劉子仁被在第二野戰軍中工作的原豫皖蘇邊區夏邑抗日政府區長王煒發現並檢舉揭發，1951年3月，已經轉業回地方的劉子仁被揪出來了，其後被逮捕入獄。
戲劇性的是，昔日他派出騎兵要追殺的豫皖蘇邊區保安司令部政委、今日的河南省省長吳芝圃派人把他提回了河南開封。
吳芝圃
1951年3月7日，這個可恥的叛亂分子終於在他51歲時迎來了他人生的結局。
同樣在1951年被審判的，還有他昔日叛亂時最得力的特務連長吳某。
這個人在叛亂時特別賣命，親手搶奪政委蔡永的調兵印章，親手捉拿共產黨人，親手槍殺昔日戰友，最後在建國後被其子女舉報，被捉回老家公審並判處死刑，終了他可恥的一生。
值得一說的是，和耿蘊齋一樣，劉子仁的子女受他們的影響不大，共產黨人功過分明，承認劉子仁最後起義的政治定性，於是，作為起義人員的子女，他的兒子成了一位人民教師。
結語：
新四軍六支隊下屬的四個地方總隊，只有張愛萍的四總隊發展成了新四軍九旅，其它如耿蘊齋、吳信榮和劉子仁的幾個總隊，因為沒有處理好地方部隊與主力部隊，地方黨組織與上級的關係，以致出現了叛亂事件，整個根據地也最終受挫。
其原因其教訓是十分深刻的，是值得反覆研究並總結經驗的。
而叛亂者的最終結局也警示人們，要看清局勢，看懂趨勢，掌握走勢，才不至於選錯道，走錯路，跟錯人，最終走上人間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