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觀察
陳忠海
宋朝較以往更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在“重農”的同時也不“抑商”，這為發展鄉村旅遊提供了寬鬆環境。宋朝鄉村旅遊業的繁榮，又為經濟發展和國家稅收做出了貢獻。
鄉村建設
唐宋之際，中國人口總數實現了梯級式增長，由唐朝時的5000萬左右迅速上升至宋朝的1億上下，人口驟然增長需要強大的供給支撐，在傳統農業經濟條件下，養活1億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宋朝政府格外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
宋朝歷任皇帝“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皇帝親耕籍田，以示對農業的重視，朝廷設立了“勸農使”“勸農使副使”，賦予其促進農業生產的職責，經常刻印農書下發州縣，“州縣長官以‘勸農事’三字系之銜下，於事為重”。每年春天農事初興之時，各級地方官員都要“出郊勸農”，攜僚屬到鄉間地頭，邀地方宗族長老宴飲，地方官員們還要按要求作《勸農文》，勸諭百姓盡心務農。
農業要增產只有思想重視還不夠，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科技等都要跟上。兩宋君臣將農田水利建設視為“命繫於天”的工程，朝廷經常頒佈這方面的詔令，在考核地方官員政績時將此作為一項重要指標。宋神宗時期各地還設定了水利官，對在農田水利建設中做出突出成績的官員給予獎勵，從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全國就興建了1萬多處水利工程，使30多萬頃田地受益。在朝廷和各級地方官員的共同努力下，宋朝成為中國古代農田水利建設的一個鼎盛時期，不僅促進了糧食增產，也改善了鄉村面貌。
在農業科技推廣應用方面，宋朝也有較大發展。之前農業生產大量使用的是鐵製農具，鑄鐵不夠鋒利，只能加寬加厚，很費人力和畜力，宋時“炒鋼”“灌鋼”等冶煉技術不斷成熟，鑄鐵農具逐漸被鋼刃的熟鐵農具代替，加上其他先進的農業工具投入應用，掀起農業科技的革命。除農具外，耕作技術也不斷改進，各類農業科技著作大量湧現，《中國農學書錄》收錄古代農書共542種，其中宋朝就有108種。
農業發展帶來了農村繁榮，最突出的表現是鄉村城鎮化速度較以往明顯加快。宋朝之前，“鎮”主要是用來駐軍用的，宋朝逐漸減少了軍鎮數目，將“鎮”的主要職能向鄉村商品交易轉變，除此之外，廣大鄉村還出現了大量的“草市”，型別包括市、店、埠、墟、集、場、坊、河渡等，據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的統計，當時全國有各類“草市”27607處。
走進鄉村
宋朝鄉村繁榮的另一個側面是鄉村旅遊的興起，一方面鄉村面貌的改變為旅遊提供了“硬體條件”，另一方面商人、官員以及富裕起來的城鄉百姓成為旅遊消費的主體，在遊覽繁華都市、名山大川的同時，他們也願意走進鄉村，推動了鄉村旅遊的發展。
宋朝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時代，商業也很發達，宋朝在“重農”的同時並不“抑商”“賤商”，人們對從事商業基本不再抱有歧視感，很多人願意去經商，透過商品交易或者從事手工業生產發家致富，出現了一個富有的商人群體，這些人通常被視為“有閒階層”，除衣、食、住方面的享受外，他們也有旅遊方面的需求。
宋朝還有一支較以往更為龐大的官吏隊伍，宋代科舉“擴招”，透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數大增，平均下來每年幾乎都是唐朝的10倍，唐朝貞觀年間全國官員人數僅7000多人，而到北宋宣和年間，官員人數已達到48000多人，這還只是朝廷“在冊”官員，不包括數量幾倍、十幾倍於此的胥吏。透過科舉入仕的官員多有“文人情結”，加上宋朝又以官員薪俸高、福利好著稱，為官員們進行旅遊活動創造了條件。
大批具備文人和官員雙重身份的旅遊者走進鄉村，體驗鄉村生活，成為一道新景觀，這從他們創作的大量田園詩中就能看出來。據統計，有近500位宋朝詩人留下了田園詩，總數超過4000首，其中：范成大140首，楊萬里75首，劉克莊70首，梅堯臣40首，蘇轍36首……這些數字大大高於前代類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園詩被認為寫得最好且詩作較多的是陶淵明和王維，他們留下的田園詩都只有30首。
宋代鄉村旅遊者中還有一個特殊人群，就是應試計程車人，在只能用腳一步一步完成長途旅行的情況下，有人索性把漫長枯燥的旅途變成了一路上的“鄉村遊”，條件好的學子出行時還會帶上一個或幾個僕人，或者幾個學子結伴而行，這其實也是一個龐大的旅遊群體，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來京城應試的“貢舉人集闕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動起的“鄉村遊”幾乎成常態化，可以想見，他們也帶動了鄉村旅遊的繁盛。
農民辛苦勞作，農閒時也希望得到放鬆，他們既是鄉村旅遊的組織者，也是鄉村旅遊的參與者，蘇軾在《和子由蠶市》一詩中寫道：“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閒。”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使農民也具備了旅遊的興趣與渴望。
特色旅遊
旅遊者走進鄉村，自然要觀賞農事，詩人、旅行家范成大在鄉間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腳步細心觀看，理學家朱熹來到鄉間，看到稻穀已經成熟，寫下了“禾黍誰言不陽豔，晚炊流詠有餘香”的詩句，在宋朝詩人的筆下，幾乎所有農事活動都被寫入詩中，有的還“去鋤南山豆，歸灌東園瓜”，親自體驗農業勞動，有的“拄杖閒挑菜，鞦韆不見人”，或者“菊援分陽甲，滕巖下早英”，相當於採摘活動。
春天，鄉村百花盛開，“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像蘇軾那樣的“花痴”，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一些鄉民看到種植花卉能帶來商機，就有意識大量種植以吸引遊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五色錯列”。洛陽等地素以牡丹著稱，當地還組織起牡丹花會，賞花也賣花，歐陽修曾記載說，花會上“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說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種“姚黃”價格非常昂貴，種花、賣花甚至嫁接新品種成為一部分鄉民吸引旅客並實現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發展鄉村旅遊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洛陽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鄉村則開發出“遊江”“蠶市”等活動，宋人陳元靚在《歲時廣記》中描繪：“於是，都人士女，駢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宴於寺內。寺前韌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歡樂，倍於往歲，薄暮方回。”從描繪的情景看，“遊江”相當於“旅遊節”，“蠶市”相當於“商品交易會”，除“蠶市”外，有些地方還舉辦“藥市”等活動，還有各種“廟會”“道會”，這些“旅遊搭臺，經濟唱戲”的活動，在當時廣大鄉村已不是稀罕事。
在各地鄉村旅遊中，還流行著許多人們喜聞樂見的遊戲活動。宋時，一種叫“鬥草”的遊戲在廣大鄉村十分盛行，它分為“文鬥”和“武鬥”兩種，“文鬥”是比關於花卉百草的知識，看誰懂得多；“武鬥”是雙方各採摘具有一定韌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狀，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斷者為勝。在宋朝，“鬥草”遊戲深受成人和兒童的喜愛，范成大在《春日田園雜興》中寫道：“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
宋朝鄉村旅遊中還有盪鞦韆、放風箏、鬥雞等流行的娛樂活動，其中盪鞦韆是寒食、清明前後踏青郊外遊的一項“保留活動”，被稱為“半仙之戲”。放風箏也非常盛行，“萬人同向青霄望，鼓笛聲中度綵球”，當時還流行一種玩法，清明節時人們將風箏放高放遠，之後將線割斷，讓風箏帶走一年的“黴氣”。
繁榮經濟
鄉村旅遊的興盛帶動了經濟發展，宋朝的旅店業等較以往有極大提升，與這股“鄉村旅遊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宋朝之前，旅店業的主要經營者是官府，基本是為國家驛站系統配套服務的。宋朝以後，在鼓勵商業活動以及旅遊業興盛的背景下，私營旅店業開始興旺發達，不僅大城市裡旅店林立，而且廣大鄉村也到處開設了旅店，在宋人的詩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隨處可見，宋仁宗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顯示出鄉間旅店的巨大容納能力。
當時的旅店業經營已較為成熟，不少旅店定價時已與旅遊的淡季、旺季相掛鉤，每到旅遊旺季或者科舉應試期間，“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臨安錢江潮是著名旅遊景點，每到觀潮時，“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為貴戚內侍等僱賃作看位觀潮”，這期間“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那時觀潮的人多住在周邊鄉村，旅店費用較平時自然也翻番上漲。
鄉村旅遊帶動的不僅是旅店業，一些人看到了鄉村旅遊帶來的商機，於是投資修建私家園林供人遊覽，類似於現在的公園，園主透過收取“茶湯錢”來獲利，徐大焯在《燼餘錄》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後構屋盤門內，名泳水園。中有雙節堂、御容殿、御賜閣、迷香樓、九曲橋、十八曲水、八寶亭。又毀閭門內北倉為養植園，栽種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設數千本。遊人給司閽錢二十文，任入遊觀，婦稚不費分文。”在這個私人修建的“公園”裡，不僅有亭臺樓閣和花卉，還有游泳池，大門口有被稱為“司閽”的收票員，每張門票20文，婦女和兒童不收門票。
發展鄉村旅遊，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旅遊業及相關的旅店業、飲食業、種植業、交通業等都從中受益，進一步繁榮了鄉村經濟，也為朝廷增加了稅收。蘇軾知杭州期間曾上《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奏摺，講到杭州地區的“酒稅”每年就有20多萬貫，這僅是杭州一地飲食行業為稅收做的貢獻。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全國各地“草市”為朝廷增加的商業稅高達420多萬貫，約佔當時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0%。宋朝被稱為“最富的王朝”，繁榮的鄉村旅遊業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作者簡介：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歷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於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歷史隨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本文刊於《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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