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總統拜登在出席重要會議期間宣佈了一項退伍軍人自殺預防戰略,同時被挪到聚光燈下接受詰問的是美國退伍軍人屢屢上演的悲劇:“平均每天有17名美國退伍軍人死於自殺,而且不是在遙遠的地方,就在家裡。”
更令人難以想象的是,美國軍人在遠離戰爭後選擇自殺的人數甚至遠遠超過戰場上的犧牲。據美國布朗大學“戰爭代價”專案研究發現,參與因“9·11事件”引發的後期戰爭的美國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自殺身亡數達到30177人,是軍事行動中犧牲人數的4倍。自殺遠超吸毒、酗酒、濫用藥物和他殺等原因,已經成為美國退伍軍人的頭號威脅。
要知道美軍擁有世界上最精良的裝備和最優厚的待遇,每名官兵都會接受完備的訓練,以及擁有堪稱全球最完善的心理健康疏導。為何在如此優越的條件下還有那麼多的現役和退伍軍人選擇自殺?這實在讓人困惑不已。
或許,我們能從名叫丹尼爾·薩默斯的人身上找到答案。8年前,這名年僅30歲的美國退伍軍人選擇以一顆子彈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遺書中,兩度開赴伊拉克前線的薩默斯回顧了那段促使他決定結束自己生命的噩夢經歷:“在我第一次派駐時,我被迫參與了很多情形難以估量的罪行。戰爭罪、反人類罪。因此我希望獲得更大權責後試圖糾正一些錯誤。我第二次申請派駐,並把重心放在救助人命上。然而事實上,任何新拯救的生命都無法替代被謀殺的生命。這是一次無謂的努力。”戰爭所引起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STD),如他所言讓他的未來只有“永續的疼痛、悲慘、貧窮和恥辱”。因此,選擇自殺或許是一種很好的解脫方式。
薩默斯的遭遇絕非個例。翻開美國的歷史,“窮兵黷武”似乎已經成為其基因的一部分。列出美國對外戰爭的清單,無論打的旗幟是“文明的衝突”還是“秩序的重建”,自詡的是“天賦人權”還是“民主樣板”,標榜的是“反恐行動”還是“捍衛正義”,都犧牲著他國人民的幸福和安寧,葬送著美國軍人的青春和生命。
據不完全統計,二戰以來,美國發起的戰爭佔世界80%以上,是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等多個國家動盪、混亂、恐怖主義活動加劇的重要來源。戰爭直接導致了當事國難以估量的人道主義災難,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同時無休止的戰爭也讓美軍自身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拿歷經了20年的阿富汗戰爭為例,據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介紹,共有2448名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身亡,20722人受傷。此外,戰爭的壓力也讓美軍筋疲力盡,自殺率不斷上升。由於每天都在高強度的部署當中,整個部隊心理壓力極大,如美軍第82空降師在2020年自殺人數達到10人,很多人靠酗酒和吸毒來緩解內心長期的緊張感。
另據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線返回的美國士兵,大約有30萬人患有嚴重的心理障礙,其中20%被明確診斷為PSTD,且在回國後的3-6個月自殺最為常見。這些患病的軍人當中有的病情非常嚴重,要終身吃藥就醫。不少人回國後晚上無法入睡,身體和心理遭受極大折磨。自責、愧疚、沮喪佔據他們的內心。當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場非正義的入侵時,一幕幕錯誤的屠殺場景成為了美軍官兵心裡一道難以抹去的陰影。正如薩默斯所言:“任何一種正常的生活都是對因我而死的人的莫大侮辱。那些寡婦和孤兒因我仍在苦苦掙扎,我如何能夠像所有其他人一樣自在生活?”
此外,多年來的戰爭也讓美國民眾厭戰情緒濃厚,當參戰計程車兵回國後,發現自己得到的不是英雄歸來的熱烈歡迎,而是民眾對自己的指責後,心理落差極大,會再一次對自我進行良知和道德上的審判。再加上,很多軍人退役後生活不順,難以融入社會,繼而給他們造成一種“被孤立”的心理感受。正是這樣的多重打擊,讓這些絕望計程車兵最終選擇了自殺之路,以悲劇的方式草草結束了自己的人生。
然而儘管如此,美國一些政客和軍方高層卻對本國軍人自殺率高的深層次原因視而不見。
此前,美國國防部前發言人麗莎·勞倫斯曾公開宣稱:“年輕人和男性本就是自殺風險較高的群體,而軍隊中的大部分都是年輕男性,因此自殺率較高是正常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阿拉斯加聽取了當地駐軍自殺率激增的簡報之後,雖表示對此“深感擔憂”,但稱“儘管五角大樓也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但他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言下之意就是他們對這個問題也是束手無策。如今,美國總統拜登宣佈退伍軍人自殺預防戰略,但想必還是沒有意識到軍人的大量自殺正是他們一手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導致。或許在他們眼中,美國軍人的自殺人數如同那因新冠病毒死去的70多萬民眾一樣,只是個冷冰冰的數字。
實際上,再多的制度保障、再多的預防措施只會治標不治本。如果不先拔除製造動亂、窮兵黔武的沉痾舊疾,“薩默斯式”的悲劇還會繼續上演。美國政客和美國軍方此時要做的不是成為挑動全球軍事對抗的推手,而是要反思為何美國軍人要把槍口對準自己。如果繼續執迷不悟,還要在霸權主義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那勢必還會有越來越多的美軍士兵成為犧牲品。
欄目主編:顧萬全 文字編輯:房穎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蘇唯
來源:作者:鈞正平工作室 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