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有云:“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意思就是說將領在外征戰時,如遇戰機,可以不必向上司請示或者是徵得君王的同意,自己隨機應變。這一句話其實是很對的,戰場上瞬息萬變,任何一個小細節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改變,高居廟堂的君王根本不可能在第一時間掌控戰場上的資訊,為了抓住戰機、為了戰爭的勝利,“軍令有所不受”是很正常的;但是,對於君王來說這卻是大忌。所以在我國戰爭史上,除非特殊情況,否則這種“軍令有所不受”的情況是很少出現的。不過,在我國近代戰爭史上,在一場決定中國未來的戰役中,有一位將領他不僅沒有事先徵得上司同意就改變作戰計劃,而且還不是一次,而是兩次。這人到底是誰?他為什麼敢在那麼重要的戰役中更改作戰計劃?我們將會在下面一一敘說。
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及精銳部隊共計154萬餘人,國民軍隊只餘204萬人,而在這204萬人中能夠作戰的部隊只有126萬人,更別提還有部分隊伍被蔣介石轉移到了臺灣,這樣下來,能夠作戰的國民軍隊就更少了;反觀我軍,在接連解放東北全境、華北大部分地區、西北部分地區以及長江中下游以北的廣大地區後,我軍人數已經增長至400萬餘人,且我軍還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我軍完全有把握拿下國內的國民軍!
而國民軍隊這邊,自杜聿明陣亡、黃維被俘後,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就只剩下陳誠和湯恩伯兩人。當時因為三大戰役的失敗,國民黨內部對其十分不滿,桂軍一派和美國人暗中推波助瀾,而蔣介石此時也有心以退為進,多方作用之下,蔣介石“成功”下野,副總統李宗仁順勢成為代總統。為了爭取時間,蔣介石一邊讓李宗仁與我方和談,一邊仍以總統身份積極備戰,並任命湯恩伯為總司令,命他與白崇禧一起守衛南京。
從主觀上來看我軍大可拒絕國民黨方面的和談請求,畢竟無論從方面來看,我軍都已經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又何必再與國民黨平分天下呢?但從客觀上來看,中共政府想要的到底還是和平解放全中國,而且國共兩黨不論怎麼說都是擁有著同樣血脈的中國人,兩軍共同作戰的時間不比敵對的時間少,所以如果能夠透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的話,我方也是願意的。但是,在我方政府提出和平解決方案的時候,以李宗仁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協議上簽字,而蔣介石此時也已經佈置好在京滬杭方面的防線,我軍也不再對其寄予希望,渡江戰役一觸即發!
1945年4月,蔣介石在宜昌至上海間的1800餘公里的長江沿線上佈置了約70萬的兵力,除了陸軍和海軍外,還有300餘架飛機被安置在漢、寧、滬等地,隨時支援陸軍。海陸空三軍齊上陣,蔣介石這是把自己家底掏空了來打這場仗的,贏了還好說,輸了擺在他面前就只剩下兩條路:要麼接受人民的審判,要麼按原計劃跑路。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參與戰鬥的除了國共兩黨外,還有美國和英國的軍艦停泊在上海吳淞口外海面意圖渾水摸魚。可能有人不是很能理解,二戰剛結束美國沒遭受多少損失來這裡湊熱鬧還能理解,英國可不一樣,二戰期間它可是德軍的“嚴厲打擊物件”,遭受的損失可不止一星半點,現在來湊什麼熱鬧呢?實際上,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他們都不希望在這場戰爭中我軍能夠獲勝,因為我軍獲勝了,就代表著又多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另外,鑑於我國在二戰中與蘇聯方面的密切聯絡,美國已經單方面預設我們和蘇聯是同屬於一個陣營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軍獲勝的話,就很不利於他們在亞洲的戰略意義;不過鑑於二戰剛剛結束,兩國不會選擇在這時候大搖大擺地干涉他國內政、參與他國內戰,所以只能這樣派出幾艘軍艦對我軍進行攔截,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動作了。
再來看看我軍的陣容,實際上在三大戰役開始的時候,我軍便開始有計劃地在長江沿線進行佈置,目的就是為了這“最後一戰”!中央政府依據既定的方針,命令中國人民解放第二、第三野戰軍和中原軍區、華東軍區共計120萬人,由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等人組成指揮部,在5月長江汛期到來之前,發起渡江作戰,殲滅湯恩伯部隊,奪取國民政府的經濟政治中心,並隨時準備應付帝國主義的反動武裝干擾。
1949年3月底,鄧小平制定出最後的作戰計劃,將120萬軍隊分成東、中、西三路,第二野戰軍負責西線的作戰,東線和中線的作戰則由第三野戰軍負責,而粟裕正是東線作戰的總指揮官。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長江長度過長,對整條長江都進行佈防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必定是件不現實的事,所以只能對重點地區設防,即江西湖口至上海一段,當時國民軍僅剩的主力部隊被分成兩部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湯恩伯所帶領的部隊,從這裡我們便可以看出真正決定渡江戰役成敗的就是東段這一部分,換言之也就是粟裕負責的這一部分。
粟裕領導的三野的前身是抗戰時期赫赫有名的華東野戰軍,抗戰之後,為了快速統一中國,中央軍委將當時帶有區域性的部隊整編成四大野戰軍,即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大野戰軍”,四大野戰軍聽從中央軍委的調遣,如一把尖刀一般,從中原大地向西、向南推進,誓要將這中國換一新天地。粟裕作為東線的總指揮,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就連他自己在戰前動員時也對將士們說:“對完成中國革命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4月20日夜晚,三野的中路突擊部隊在蕪湖以西100多公里的江面上發起進攻,雙方經過激戰後,我軍成功佔領長江南岸陣地,東線作戰首戰告捷!我方贏了,國軍自然是急了,湯恩伯甚至在次日親自來到前線佈置防禦,在湯恩伯的設想中,我方中路突擊部隊應當會乘勝追擊,趁著20日的勝利繼續追擊;但他沒想到的是,我方的確是“乘勝追擊”,卻並不是在21日的白天,也不是中路突擊部隊,而是在21日的晚上,三野東路軍趁著夜色掩護,與二野的突擊部隊聯合,一同發起渡江攻勢。湯恩伯此時正在中路防禦,哪裡趕得及回防,我軍打了國軍一個措手不及,東西雙線皆成功得手,至此,長江天險已然被我軍攻破,如此一來勝利便是我軍的囊中之物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樣,東線作戰是整一個渡江戰役成敗的關鍵部分,而作為東線總指揮的粟裕將軍必然承擔著極重的責任;不過,在如此重要的戰役中,粟裕卻又兩次先斬後奏,擅自改變作戰計劃,這又是為什麼呢?
粟裕第一次改變作戰計劃是在20日與21日三野進攻順利的時候,當時在我軍的攻擊之下,國民軍隊潰不成軍、四散而逃,東西兩線幾乎全盤崩潰。這個時候,粟裕應當帶兵回防才對,因為中央軍委在最開始給他們給線將領下達的命令是:“穩紮穩打,防止輕敵亂碰”;但縱觀全域性的粟裕認為窮寇一定要追,要迅速切斷敵軍的退路,不要給敵軍逃跑的機會,這樣才能在造成敵軍整個戰線崩潰的同時,避免我軍的傷亡,如果真的“穩紮穩打”的話,很可能會貽誤戰機。
因此,粟裕將自己對戰局的理解以及建議傳送給中央軍委,為了不耽誤時間,粟裕在軍委回覆之前帶兵截斷了國軍的後路,將剩餘國民軍隊盡數殲滅,這是他在渡江戰役中的第一次先斬後奏。
第二次便是著名的“郎廣圍殲戰”,當時我軍已經渡過長江,並順利攻下了南京政府,但逃跑的敵人很多,我軍本來是打算先整修,之後再處理這些逃跑的人,未免出現差錯,給這次戰役蒙上陰影;但粟裕認為此時的國民軍隊已經是驚弓之鳥,如果不趁機將其剿滅,等他們緩過神來,麻煩更大。於是,他一邊向中央軍委打報告,一邊命令部隊繼續追擊敵人,這才有了之後的郎廣圍殲戰。在這場戰役中,粟裕殲敵8萬餘人,至此國民軍隊才算是被我軍徹底殲滅,這便是粟裕第二次的先斬後奏。
為什麼粟裕敢這麼做?一是因為他身在將帥的地位,時時刻刻都要關注戰場上的變化;他是個將才,有腦子、會打仗,他所做出的決定最後都證明是正確的,而他在渡江戰役中的兩次先斬後奏的結果也都證明著這一點。說到底還是那句話“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因地制宜,戰術應當隨著變化而變化,這才是正確的思想方式,而粟裕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郎廣圍殲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