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7日,奉軍委命令,華北軍區重建解放軍20兵團,兵團司令由楊成武擔任。20兵團隨後作為第三番作戰部隊轉隸志願軍。
入朝之前,楊成武以“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為由,給軍委打報告,請求將川東軍區(司令員王近山)參謀長轉到該兵團任參謀長。軍委批示同意。
可就在此人即將上任之際,率先入朝作戰的陳賡又找到周總理,硬是重新將他要了回來,任命他為志願軍第三兵團參謀長。
在戰爭年代,此人曾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著名戰將“三陳”(陳賡、陳錫聯、 陳再道)、“三楊”(楊得志、楊勇、楊成武),以及許世友、宋任窮、王近山等爭著任用為參謀長,併為有這樣一位好“軍師”而感到心滿意足。
這不僅因為他自從1934年就任紅軍師參謀長以來,身經百戰,多謀善參,籌劃周到,還因為他對做參謀長工作,有著自己獨特的一番詮釋和行為準則。
他堅持認為,參謀長應該是個“陰影中的角色”:有戰功,無條件地歸於主官;有榮譽,應當讓給一線指戰員和手下的參謀人員;只有當作戰失利或工作有失誤時,才主動站出來承擔責任。
幾十年來,他恪守著上述信條,用自己傑出的才智和高尚的情操,塑造了一位嶄新人民軍隊參謀長的光輝形象。
他就是曾九次從事參謀長工作的王蘊瑞將軍。
王蘊瑞,又名王永瑞,1910年3月生於河北省鉅鹿縣一區王家莊的一戶貧苦農民家庭。為了擺脫世代貧困的命運,父母寧肯多作工受累,7歲時就把他送進了學堂,一直讀到高小畢業。
16歲那年,王蘊瑞受大革命思想的影響,參加了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北伐戰爭後,一度病休回家。1930年,隨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參加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
由於深惡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反動軍隊的黑暗,王蘊瑞於1931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參加了著名的寧都起義,被任命為紅五軍團十四軍司令部作戰參謀。
1932年6月,王蘊瑞調新組建的紅七軍團十九師任作戰科長。 1934年7月,為掩護中央紅軍戰略轉移,軍委命令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國民黨統治腹心地區閩浙皖贛進軍,執行牽制任務,王蘊瑞調任十九師五十七團團長。
王蘊瑞率部攻克大田、樟湖坂後,本擬北上浙西,後根據軍委命令進攻福州,因敵眾我寡進攻失利,隨後向閩東轉移。
在攻打羅源的戰鬥中,他率先帶領偵察兵到縣城內外偵察敵情,當得知敵軍毫無戒備後,率部一舉襲佔羅源城,全殲國民黨保安隊和警備隊1000餘人,被軍委授予二級紅星獎章。
同年11月,部隊進入閩浙贛蘇區後,紅七軍團與蘇區紅十軍及地區武裝合編為紅十軍團,王蘊瑞被任命為第三師師長。
紅十軍團在譚家橋戰鬥失利後,陷入被敵圍追堵截的被動局面。王蘊瑞隨軍團參謀長粟裕率先頭部隊突圍。1935年1月,突圍部隊改編為挺進師。師長粟裕慧眼識英才,王蘊瑞擔任了他的第一任參謀長。
一、輔佐粟裕,天才參謀長嶄露頭角
為了貫徹中央關於進入浙江境內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在師領導碰頭會上,王蘊瑞和粟裕等人一同認真地分析了浙江的政治、軍事形勢和地理位置,選定以仙霞嶺為中心浙西南地區建立遊擊根據地。
透過偵察,王蘊瑞瞭解到,國民黨在浙西南駐有較強的保安團隊,就建議粟裕,先在外圍活動,把那些保安團隊吸引出來,予以各個打擊,再乘虛進入該地區。
粟裕肯定了他的主張。從這年3月起,挺進師在浙閩邊境進進出出,往返作戰,先後打了大小几十仗,殲滅了一批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
在江山縣與國民黨浙江保安團的作戰中,王蘊瑞被子彈打穿胸肺,血流不止,仍堅持指揮戰鬥,有力地保證了作戰的勝利,被部隊傳為佳話。
為了保證浙西南根據地的順利開闢,師領導決定,由王蘊瑞等率領第一、二縱隊擔負開闢根據地的任務,師主力則繼續北進,以吸引敵人北調。
起初,由於群眾對紅軍不瞭解, 加之語言不通,又受到敵人反動宣傳的欺騙,內心非常害怕,聽說紅軍來了,就慌忙躲起來。紅軍連個嚮導也很難找到,籌措糧食給養就更加困難。
為了做好宣傳工作,王蘊瑞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讓偵察員化裝成逃跑的群眾,進村就喊:“紅軍來了!”群眾聞訊急忙跑出來。偵察員再把群眾攔住,向他們說明情況,請他們帶路,講好每帶10里路給1塊銀元。
紅軍不但說話算數,而且利用群眾帶路的機會做宣傳。使群眾既得到了實惠,又接觸了革命道理,知道紅軍是工人、農民的子弟兵, 反對國民黨抽丁拉夫和攤派苛捐雜稅,紀律好,愛護群眾。
一傳十,十傳百,沒人再相信國民黨那一套騙人的鬼話。透過開展群眾工作,進一步密切了紅軍和浙西南群眾的關係,接著,紅軍又在浙西南組建起農民、青年、婦女、赤衛隊等各種革命群眾組織,很快就在這裡建成了一個嶄新的紅色遊擊根據地。
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使浙江國民黨當局大為恐慌,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弦急忙調集4個保安團、11個保安大隊,外加1個稅警團,計8個多團的兵力,分4路前往“進剿”,妄圖將挺進師 消滅於立足未穩之時。
粟裕和王蘊瑞商議,決定挺進師仍採用上次粉碎保安團夾擊的經驗,將主力分為南、北兩路,趁敵人尚在運動中,先跳到敵後去打擊敵人,以便把敵人調岀中心區,使中心區的工 作能繼續開展。
粟裕、王蘊瑞遂率主力北上,先直指湯溪縣城。當敵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時候,又急轉向遂昌的門陣一帶,在那裡發動群眾,打土豪,擴大宣傳,吸收青年積極分子加入紅軍。 然後留下20多人就地開展遊擊活動,又連下上陽村、湯溪、龍 遊、金華、士官遂昌等地,把革命烈火燒到了浙贛鐵路線。
黃紹竑見“進剿”計劃就要破產,帶著一個士官教育團前來助威。士官教育團訓練的是浙江各縣保安隊的基幹隊長和常備隊長等 709 反共骨幹,裝備比較精良,被黃紹竑視為“懷中利劍”。
6月12日,王蘊瑞得知黃紹竑到來的訊息後,協助師長粟裕精心部署兵力,於14日先在宣平北鄉之吳宅殲滅士官教育團1個整連,接著又奔襲小溪口,再殲其1個連,並繳獲其全部裝備。
黃紹竑遭此打擊,倉皇跑回杭州。國民黨第一次“進剿”遂告失敗。
1935年9月,蔣介石急令第十八軍軍長羅卓英指揮幾十個團,向根據地發起第二次“圍剿”。
面對強敵,挺進師決定由身負重傷的王蘊瑞和政治部主任黃富武指揮一部兵力在根據地堅持鬥爭,由師長粟裕率師主力跳出包圍圈,以外線作戰牽制敵人。
但狡猾的敵人僅以5個團兵力追堵師主力,而以幾十個團的重兵對根據地進行反覆“清剿”。黃富武、王蘊瑞率部與敵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部隊傷亡殆盡。
這年11月,黃富武被捕犧牲,王蘊瑞因傷與少數突圍人員走散。為躲避敵人的反覆搜尋,被迫輾轉返回河北老家,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絡。
1937年末,當八路軍東進縱隊來到冀南時,王蘊瑞立即找到部隊,說明了自己的情況,並被東進縱隊任命為訓練科科長,1938年升任冀南軍區司令部參謀處長
二、堅持冀南,抗戰烽火淬鍊成鋼
1942年,華北日軍對冀南根據地發動“四二九”大掃蕩。為加強遭受嚴重損失的冀南軍區第四軍分割槽的力量,原軍區參謀長範朝利調任該分割槽司令員,王蘊瑞升任冀南軍區參謀長。
面對日寇頻繁的“合圍”、“掃蕩”、“封鎖”、“蠶食”,為繼續堅持冀南平原的抗戰,王蘊瑞協助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宋任窮,積極發揮參謀長善謀多參的智囊作用,先後協助軍區領導抓了兩件大事:
一是參與指揮粉碎日寇“九·一二”大合圍的鬥爭。日寇見多次掃蕩未能將八路軍趕出冀南平原,又於1942年9月秘密調集其第四十一師團,獨立第七、第八、第九混成旅各一部以及部分偽軍共萬餘人,汽車 400餘輛,企圖對冀南黨政軍領導機關實施大規模合圍。
還在日軍秘密進行合圍準備時,軍區就從各情報站和各路偵察員報告的情況中,發現了日軍從衡水向棗強運送供1個師團消耗半個月的給養和彈藥、並向棗南各據點增兵和增運給養彈藥等異常動向。
王蘊瑞斷定,日軍這次行動的目的,是企圖合圍冀南軍區指揮機關,便報請軍區主要領導同意,及時疏散後方機關,命令各部隊和地方武裝積極破壞敵之主要交通幹線,襲擾敵人據點,以打亂日軍掃蕩計劃;軍區機關迅速離開敵合擊中心區,伺機跳到外線。
由於準備周到、細緻,9月12日,日軍各路兵力出動不久,軍區機關就已越過邢(臺)臨(清)公路的封鎖溝牆,安全轉移到威縣以南的香城固地區。
日軍精心策劃和部署的大合圍撲了一場空,連軍區機關的影子都沒見到。又連遭襲擊,只得於9月22日返回原駐地,“九·一二”大合圍以失敗而告終。
二是領導瓦解偽軍工作。針對大多數偽軍雖依附日軍,但仍有後顧之憂的心理,王蘊瑞創造性地開展了“記黑紅點”和“良心大檢查”的運動。
即對冀南各地的偽軍和偽職人員提岀警告:八路軍對他們每個人都記有“善惡錄”和“生死簿”,誰幹了壞事就畫上個黑點,幹了好事就畫上個紅點,到頭來,對紅點多的給予寬大處理,對 黑點多的則嚴厲懲罰。
如有一個警備所長,經武工隊提出警告後,仍死不悔改,被武工隊派人潛入據點內,將其處決,嚇得其他偽軍再也不敢做壞事。
透過這一運動,搞得偽軍、偽職人員惶惶不可終日,都怕 八路軍日後和他們算帳,爭相表示願意改悔,並主動做好事,給八路軍通風報信,以便多點“紅點”,爭取寬大處理。
僅1942年10月至1943 年春,冀南軍區共瓦解日偽軍9000餘人,成功作戰170餘次,攻克據點、碉堡110處,摧毀偽組織600餘個,並營救被俘人員達40餘人。
三、劉鄧軍中一智囊
1946年6月,王蘊瑞擔任了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二縱隊參謀長。定陶戰役是他在解放戰爭中參與指揮的第一個戰役。
1946年8月下旬,國民黨軍在徐州、鄭州一線集中了 14個 師32個旅,約30萬之眾,向冀魯豫根據地大舉進攻。根據劉鄧首長的指示,二縱與六縱組成北集團,參與了圍殲國民黨軍鄭州方面主力整編第三師的作戰。
9月5日晚總攻發起後,六旅突入周集,切斷了敵三旅與二十旅之間的聯絡。在攻堅戰的關鍵時刻,王蘊瑞帶領縱隊機關人員深入到一線部隊,參與指揮和協助作戰。
次日晨,當大楊湖之敵五十九團被兄弟部隊殲滅後不 久,整三師殘部在飛機、坦克的掩護下,向南突圍,企圖和四十七師靠攏。
王蘊瑞果斷指揮五旅、六旅向南追擊。趙錫田率師部和三旅逃至大李莊時,遭到五、六旅的圍攻,被殲滅大部,隨後又於白茅集被追殲一部。最終六旅會同兄弟部隊將逃敵包圍於紙房村,俘敵大部,還在考城以北地區殲滅南逃的四十一師一部。
此戰,二縱殲敵3000餘人,斃敵3旅旅長何竹本,繳獲一批火炮、坦克和大批槍支彈藥。
儘管戰後2縱受到了劉鄧首長的表揚,但作為參謀長,王蘊瑞仍要求司令部人員冷靜地看待這次勝利,認真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找岀了不少缺點:一是各部隊協同動作搞得不好;二是集中兵力擊敵一點運用得不成熟;三是浪費民力嚴重。
這些經驗教訓經縱隊領導批示下發部隊後,對於加強指揮員的戰術意識,克服驕躁情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定陶戰役後,國民黨軍繼續向冀魯豫解放區進攻。其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邱清泉的第五軍、和胡璉的整第十一師仗著自己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裝備,攻佔荷澤、定陶後,又向鉅野進犯。
為了打擊敵人的瘋狂氣焰,劉鄧首長指示二縱於龍固集地區阻擊鉗制敵五軍,保障兄弟部隊合擊整十一師。
9月29日,敵五軍四十五師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向第十四團陣地發起攻擊。戰至10月4日,王蘊瑞見敵軍後方空虛,便指揮四旅、獨四旅插至定陶東北,切斷敵人補給線。
10月5日,敵五軍加緊向龍固集進攻,妄圖打通救援之路,但3次進攻均被擊退。敵軍見勢危急,於下午施放煙幕開始後撤。
王蘊瑞命令各旅團趁勢反擊,截獲一批美式裝備。二縱在這次阻擊戰中共斃傷敵2000餘人,有力地配合了野戰軍主力圍殲敵十一師十一旅,也取得了阻擊強敵的作戰經驗。
鄆南戰役是王蘊瑞參與指揮的一場進攻戰。
鉅野戰役後,國民黨繼續以重兵向冀魯豫地區進攻,為將蝟集並進的敵軍各部拉開間隔,以利分割圍殲,二縱與三、六縱奉命向濮陽地區機動。
部隊剛行至鄆城地區,敵情發生變化,劉汝明整68師之119旅及整55師1個團、敵1個炮兵營、 1個榴彈炮營近萬人,在119旅旅長劉廣信率領下,由荷澤向鄆城冒進。
劉鄧首長命令二縱與三、六縱在鄆城以南地區全殲該敵。10月29日,當劉廣信率部進至鄆城以南之蘇屯、史莊、 富春、高魁莊等村落時,被預伏於此的二、三、六縱隊團團包 圍。
王蘊瑞立即組織偵察人員查明,西面高魁莊、東西富春被圍之敵,系敵整二十九旅之八十六團,便決心乘敵立足未穩先吃掉這個團,然後再會同友鄰部隊全殲119旅。
經與縱隊領導議,他很快作岀了部署。僅戰鬥半小時,守敵1個營即全部被殲。與此同時,六旅經激戰攻進西富春,殲敵大部,餘敵逃向東富春。
10月31日下午5時,敵人倉皇向南突圍。王蘊瑞立即命令四、六旅向敵縱深猛插,五旅在大堤上堵擊敵人,獨四旅在白集準備阻截突圍和北援之敵。突圍之敵只顧狂逃,竟將榴彈炮等重灌備全部遺棄,被六旅繳獲。
敵步兵剛逃至大堤,就遭到五旅迎頭痛擊。在參戰部隊追擊堵截下,9000多敵人絕大多數被殲,劉廣信逃至白集,被獨四旅戰士打下馬來,當了俘虜。
這一仗打得乾淨利落,進犯之敵全部被殲。二縱共斃俘敵 5000餘人,繳獲各種火炮100多門。打了勝仗更要總結經驗教 訓,王蘊瑞這樣要求自己,也這樣要求部隊。
於是在他的帶領下,二縱再次找出攻擊協同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指戰員們的頭 腦變得更加清醒、睿智,二縱在戰火的洗禮中也變得更加成熟。
四、中原逐鹿寫輝煌
挺進大別山,是王蘊瑞在解放戰爭中參加的最艱難而又有意義的一次作戰行動。
羊山戰鬥後,部隊原打算休整一段時間,但由於敵情緊迫,劉鄧首長決定,率一、二、三、六縱隊迅速向大別山挺進,並將4個縱隊分為3路,二、六縱隊隨野戰軍機關為中路。
為了擺脫敵人的跟蹤追擊,王蘊瑞組織工兵想方設法,提前在水深河寬的潁河、淮河上架起浮橋,使部隊及時渡過穎河。說來也怪,當部隊剛渡過淮河,上游洪峰就急瀉而至,國民黨無法過河,只好眼看著劉鄧大軍向潢川前進。
1948年春,王蘊瑞又率部北渡淮河,參與指揮了宛西、宛東戰役,進一步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軍的中原防禦體系。
1948年8月,陳毅在一次大會講話中,曾高度評價了以王蘊瑞為首的冀南子弟兵在挺進大別山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劉伯承也在插話中專門稱讚了唐太宗的重臣魏徵的文治武功,隨即話鋒一轉說:“魏徵就是你們冀南的,鉅鹿的,王蘊瑞的老鄉嘛!”
陳毅接過話頭,高聲讚譽說:“光榮啊!同志哥。”頓時,滿場掌聲,滿場笑聲。
這年11月,王蘊瑞等率二縱參加了淮海戰役,11月24日,黃維兵團渡過鄶河北進,鑽入中原野戰軍預設的袋形陣地,他察覺到作戰態勢對己不利,遂決定撤至鄶河南岸,向津浦路固鎮方向轉移,與李延年、劉汝明兵團靠攏。
總前委得知這一情況,決定乘敵轉移之際,全線出擊,猛力向敵合圍。24日夜,王蘊瑞參與指揮二縱插至雙堆集以西地區,與兄弟部隊一道對黃維兵團實施圍攻。
26日下午3時,黃維兵團乘圍攻部隊立足未穩,開始 向東南方向突圍。敵八十五軍的1個先頭團,在7輛坦克掩護 下,向二縱陣地發起攻擊。
4旅指戰員依託宋莊、頓莊陣地,與 敵人展開激戰。1個多小時內,接連打退敵人兩次衝擊,擊毀敵坦克兩輛,殲敵200餘人。
王蘊瑞組織四旅及時總結打坦克的經驗,很快想出了打坦克的有效方法:在坦克經過的道路旁,事先堆起高粱杆,以點燃的濃煙遮住坦克手的視線,再以爆破手抵近爆破;或挖掘多種防坦克溝和交通壕,當敵坦克陷入溝中,即以集束手榴彈將其炸燬。
五、多謀細算入西南
淮海戰役後,王蘊瑞調任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副參謀長。由 於三兵團當時沒有參謀長,王蘊瑞代行參謀長職責,協助司令員陳錫聯率部進行強渡長江的作戰準備。
王蘊瑞要求各部隊從從困難處著想,認真嚴格地抓好水上訓練,不僅人人要學會泅渡,學會在船上或水上進行射擊,在渡江時能充分展開火力,而且要求部隊上下船迅速而有秩序,登陸時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戰鬥。
為妥善制定強渡長江的作戰計劃,王蘊瑞要求司令部人員儘快摸清長江的水文、敵情,多次組織邀請長江沿岸的船伕召開座談會,初步掌握了渡江作戰的各種資料,做到了心中有數。
部隊到達安慶地區後,他親自到沿江地段反覆觀察敵情,並且組織觀察所,日夜監視敵情變化。在此基礎上,制定岀兵團渡江作戰計劃。
4月21日,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三兵團與其他兄弟部隊在寬達上千裡的長江江面上,千帆競發,直指對岸。
國民黨軍精心營造的千里江防頃刻瓦解,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地渡過了長江。
而這一勝利的取得,包含了王蘊瑞2個多月來付出的多少心血。
1949年11月,王蘊瑞又協助陳錫聯等兵團領匯出色地組織指揮了進軍大西南的戰役。
為保證長途進軍的指示能夠順利完成,王蘊瑞注意到第一線部隊瞭解情況。
他了解到部隊揹著糧食,沿著湘鄂西向川東攻擊前進,沿途敵人都築有工事,一路上要經過不斷的戰鬥,困難很大,而且勢必影響進軍速度,就同一線部隊的領導一同研究如何加快進軍速度的辦法。
收集好一線部隊意見後,王蘊瑞認為:如將新近繳獲的汽車集中起來,用汽車將一部兵力由常德沿川湘公路運載至花垣、秀山等地,配合正面攻擊部隊,突然擊敵之側背,必將迅速突破川東國民黨宋希濂部的防線。
兵團領導同意了這個建議。在王蘊瑞的參與指揮下,一線部隊立即將一部兵力調至常德集中,並迅速集中起300多輛卡車,每次運載1個步兵團及必要的修橋修路的工兵。
抵近敵人時,把部隊放下,讓他們攻擊前進,汽車再返回運載第2個團。
如此迴圈往復,使部隊前進的速度大為加快。11月初,由於三兵團迂迴側翼的部隊行動迅猛而又岀敵意料,沿途敵軍猝不及防,紛紛作鳥獸散,迫使宋希濂提前放棄湘黔天險,逃入四川。
1949年底,王蘊瑞擔任了川東軍區參謀長。當時,由於川東地區剛剛解放,群眾尚未發動起來,預伏於當地的美蔣特務 乘機大肆活動,糾集各種反動勢力,到處組織反革命暴亂。
根據西南軍區關於立即組織剿匪,半年肅清股匪,一年內肅清零星散匪的指示,王蘊瑞立即組織司令部人員對川東地區的匪情進行了綜合整理。
在指揮全區各部隊剿匪中,王蘊瑞強調,戰術手段要靈活多變,根據敵情變化,隨時調整兵力,以集中兵力對付匪特的 化零為整,以分散兵力對付匪特的化整為零,先打最強、最大 的股匪,再打弱、小、散匪。
針對一些地區匪情不甚清楚的特點,王蘊瑞提出了採取“鐵壁合圍”式的清剿方式,即以一部兵力封鎖外圍交通要道,以主力部隊分成多路,由外向內壓縮,直到一舉聚殲。這一方法在一些軍分割槽實行後,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川東剿匪作戰歷時10個月,取得了殲滅土匪10多萬人的重大勝利,對發動群眾,建立基層人民政權,鞏固和發展西南 形勢,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五次成役顯高風
1951年初,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同以美國為首的 “聯合國軍”經過連續4次戰役的較量,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但是由於運輸、補給極為困難,部隊減員較大,非常疲勞。
為了堅持長期作戰,中央軍委決定再派2個兵團入朝,在陳賡將軍的執意爭取下,同年2月7日,軍委任命王蘊瑞為志願軍三兵團參謀長,協助司令員陳賡、副司令員王近山、副政委杜義德率三兵團轄十二、十五、六十軍入朝作戰。
4月22日夜,第五次戰役開始了,各部隊按計劃一舉突破“聯合國軍”的防禦,開始向縱深發展。“聯合國軍”被迫迅速後撤。
5月21日,接到志司停止進攻,各兵團以一部兵力節節阻擊敵人,掩護主力北移休整的指示。三兵團立刻採取收縮調整。
王蘊瑞認為180師掩護兵團醫院、傷病員撤退到一面靠水兩面倚山的地帶,沒有友鄰的配合,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於是立即向有關領導陳其利害,建議將180師迅速轉移,同時增派援助,以防不測。可是他的建議卻未被採納。
五次戰役後,彭總十分生氣,責成三兵團寫出檢討,並要兵團領導馬上到志願軍司令部當面彙報。王蘊瑞主動要求去志司彙報。
見到彭總,王蘊瑞說:“我是參謀長,作戰失利我 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請求上級給我處分。”
彭總說:“先不談處分,把情況說說。”
王蘊瑞沒有說他如何發現180師處於不利的境地,也沒講他如何提岀迅速轉移180師的建議。而是著重從組織指揮的角度查找了問題:
“這次戰役沒打好我很痛心,作為兵團參謀長,我應當負主要責任。首先,是對敵人的作戰特點認識不足,存在麻痺輕敵的思想。第二,兵力使用不當。戰役轉移階段,沒有估計到敵人預先有計劃地反擊。第三,通訊落後,不能保障指揮。兵團指揮所遭敵空襲, 電臺被炸,與各軍失去聯絡3天。”
然後王蘊瑞又以自己的名義寫的檢査交給彭總。彭德懷聽著王蘊瑞的彙報,內心卻在不停翻動,他彷彿看到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坦蕩胸襟。
他知道,指揮失誤和作戰失利,參謀長的分量和責任,他更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敢於站在他面前承擔責任的人,該具有怎樣的勇氣和情操,而戰役中所涉及的相當一些問題,又哪裡是一個兵團參謀長所能解決得了的。
於是語重心長地說:“你態度是誠懇的,認識錯誤是深刻的,但關鍵是要汲取這次教訓,要振作起來,打好翻身仗。你回去告訴王近山、杜義德要及時搞好戰役總結。既要檢查問題,又要宣揚典型,鼓舞士氣。”
更令王蘊瑞感動的是,事後彭總還替三兵團向軍委承擔了責任。
六、巍巍上甘嶺銘成功
1952年10月14日,“聯合國軍”在上甘嶺地區對志願軍第十五軍陣地突然發動了“金化攻勢,拉開了上甘嶺戰役的序幕。 戰至當日下午,志願軍這兩個連的表面工事幾乎全部被摧毀,所剩人員被迫退守坑道。
王蘊瑞根據十五軍的報告,以及“聯合國軍”進攻的兵力、火力密度分析判斷,敵集中如此強大兵力於一點,是想奪取五聖山,企圖在我防禦體系的中線開啟缺口,以改善整個戰場的形勢。
於是他把情況和判斷向兵團主要領導彙報,大家贊同王蘊瑞的分析判斷,並命令15軍45師停止執行對注字洞南山之敵的進攻計劃,把作戰指揮重點和主要兵力、兵器轉移到上甘嶺597.9高地和 537.7高地北山兩個前沿要點。
同時,命令15軍預備隊向前機動,以加強兩高地方向的作戰力量。還迅速將兵團的防禦的重 點確定在上甘嶺地區。
戰役開始後不久,有的指戰員求勝心切,陣地丟了馬上組織反擊,增大了傷亡。王蘊瑞及時告誡15軍:不要有失必反,要有利大反,無利不反或小反,等待創造條件再反擊,一定要樹立同敵人長期反覆爭奪的思想。還要注意靈活運用戰術,釆取少擺多屯、及時添油、輪番替換的戰法。
由於判斷情況準確,指揮正確,部隊作戰勇敢,在戰役第一階段(14日至20日),“聯合國軍”雖投入17個營的兵力和 大量坦克、炮兵、航空兵實施攻擊,但始終未能全部攻佔志願軍的597. 9和537. 7北山兩個高地。
10月26日,“聯合國軍”在飛機、大炮、坦克的幫助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奪佔了 597.9和537.7高地,形勢異常嚴峻。
王蘊瑞站在沙盤前靜靜地思考,怎樣把這兩個高地奪回來?敵人依仗其地空火力優勢,對我反擊部隊威脅太大,而且作戰地區狹窄,隱蔽困難。
奪取高地,最好是先以部分兵力,提前隱蔽在高地附近,這樣當我炮兵進行火力準備時,迅速接敵,當火力延伸時,跟著炮彈衝上去可大大減少傷亡。
王蘊瑞把這個想法告訴王近山。王近山稱讚道:“好!是個大膽的設想。我們還可以在敵人翼側搞點佯動,吸引敵人注意力,便於我突擊部隊隱蔽待機。”
為了萬無一失,王蘊瑞親自到15軍指揮所同軍長研究反擊計劃。
10月30日晚,志願軍第15軍以10個步兵連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突然向597.9高地之敵發起猛烈的反擊,一股作氣奪回了高地,全殲南朝鮮軍第七師一個營又一個連。
“聯合國軍”丟失陣地後惱羞成怒,拼命反撲。15軍有些部隊指揮員,也憋了一股勁要跟敵人拼,王蘊瑞及時提醒部'隊,絕不可操之過急,越是緊張、激烈的時候指揮員越要冷靜,應當注意儲存實力,準備與敵進行多次反覆爭奪。
在王蘊瑞的指揮下,一線部隊注意猛打與巧相結合,激戰至11月4日,“聯合國軍”雖然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對597. 9高地發動了百次的瘋狂反撲, 但是未能前進一步,而且丟了2200餘人的性命。
為了保持上甘嶺地區防禦的持續穩定,王蘊瑞根據上級指示,組織12軍主力接替15軍的換班行動。
在敵人眼皮底下,組織這樣大的行動確實風險很大。由於計劃周密、組織指揮得當,換班進行的很順利,一夜之間已經完成了換班,在上甘嶺陣地上又注入了新的防禦力量。
上甘嶺戰役舉世矚目。敵對雙方在不到3.7平方公里的陣 地上投入的兵力先後達10餘萬人(“聯合國軍” 6萬餘人,志願軍4萬餘人)。兵力之多,火力之猛,爭奪之激烈,持續時間之長,傷亡之大是戰爭史上罕見的。
志願軍以傷亡11500餘人的代價取得了殲敵25000餘人的輝煌戰果,在政治上、軍事上 給“聯合國軍”以沉重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