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四川日報-川觀新聞
智庫名片
伏羲智庫是由中國網際網路絡資訊中心（CNNIC）原主任李曉東教授倡議並牽頭，聯合產業界及學術界知名青年專家共同發起成立的非營利性網際網路特色研究機構，旨在推動數字轉型以縮小數字鴻溝、促進互聯互通以彌合網路碎片。
作為一家以“數字化轉型”為核心研究物件的智庫機構，伏羲智庫對成渝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關注，牢牢聚焦在數字經濟領域。
川觀智庫研究員 李媛莉 熊筱偉 攝影 李媛莉
“有兩個方向大家始終關注——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伏羲智庫創始人兼主任李曉東提及的內容，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中有明確要求：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促進軟體、網際網路、大資料等資訊科技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他看來，上述要求“寫得很好”，“得紮紮實實去落實”。
紮實去落實的具體路徑是什麼？近日在北京伏羲智庫總部，李曉東向川觀智庫談到了他對成渝地區落實數字經濟發展要求的諸多思考。
談數字產業化
快速增長期已過，
承接數字產業溢位效應先從基礎做起
提到數字產業化，李曉東首先丟擲個人觀點：“數字產業化的浪潮，某種程度上已經過去了。尤其圍繞純網際網路企業。”
他進一步指出，純網際網路企業一定存在迭代，但數字產業化本身的空間容量有限，“比如說做媒體，做電商，做出行，已經有幾大網際網路公司，有巨頭了。”有巨頭意味著不再有新機遇？“不是沒有新巨頭崛起的可能，只能說可能性較低。”李曉東回答到，“網際網路企業有可能迭代，比如拼多多，但是在這個圈子裡，規則已經相對清晰，短時間出現大的變化，重新佈局不太可能。”
簡言之，僅依靠網際網路企業走一條數字產業化的道路，機會並不大。
“但要注意不同。”話鋒一轉，李曉東提醒區分“不一樣”——是從它本身分蛋糕，還是從它的溢位效應中分蛋糕。
如上所述，李曉東認為在數字產業化領域再培養巨頭的難度很大，而抓住溢位效應的機會卻很大。
什麼是從溢位效應中分蛋糕？李曉東舉例：“比如每年離開北京的數字產業領域的高階人才有幾十萬，誰承接了，誰就能獲得知識、技術、資本，這是在溢位效應上分蛋糕。”
此處他分享了一個觀點，在數字經濟領域，正重新定義一二三線城市和東西部。“比如南京、蘇州，經濟實力都很強，但不表示數字經濟好；山東省的經濟也不弱，但嚴重缺少網際網路百強企業；像成都，是新一線城市，但在數字經濟領域，顯然不是一線城市。”基於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新的城市定位，他認為成渝地區可以思考，承接數字經濟一線城市的溢位。“比如說，四川有著人口優勢，這樣的優勢在承接數字經濟一線城市的溢位時，能夠發揮好的作用。”
李曉東還提供了更具體的操作指南。他表示，數字產業也是有產業鏈條的，可以分層的，比如做應用和做基礎設施就是不同層次，“越基礎對資源需求越大，越往上智力要求越高”。
以處在產業鏈條前端的人工智慧為例，李曉東看到很多地方都緊盯該專案。為此他特別提醒，要保持冷靜，“越往上的是智力密集型，比如人工智慧對人才要求高，但這個領域的人才培養是有周期的。如果說地方盲目發展，但人才不能滿足，最終是做不好的。”
反之，數字產業鏈越往基礎，對資源需要越大。成渝地區承接數字產業溢位效應，李曉東的建議是先從基礎做起，不要一開始就只盯著高階。“比如人工智慧，先不急著做演算法，可以從人工智慧資料標註做起。”
尤其針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輻射的整個西部，他認為當中有不少城市可以承接某些人員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的數字產業，實現對人口、水電等優勢資源的利用。
談產業數字化
政府應營造創新土壤，
搶抓數字化賦能機遇培養巨頭
“數字產業化的快速增長期過去了，相比之下，產業數字化在快速增長。”在談到產業數字化時，李曉東堅信：數字產業化一定是服務於產業數字化的，後者的規模一定會比前者要大。
他用資料進一步佐證觀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經濟規模目前是1：4左右，未來到2045年，預計會擴大到1：7甚至1：8。”
川觀智庫注意到，數字經濟經濟結構的“二八”比例值，在中國資訊通訊研究院釋出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中也有指出——2020年我國數字產業化規模達到7.5萬億元，佔數字經濟比重的19.1%；產業數字化規模達31.7萬億元，佔數字經濟比重達80.9%。
面對上述機遇，李曉東認為成渝地區的底氣可以更足，“用數字化為其他產業賦能，你的起跑線並不比別人低多少。”這一結論基於他對數字化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的兩點觀察。首先是“尚無巨頭”，他說：“現在數字經濟領域的龍頭都來自第三產業，電商、出行等都是。但實際在一、二產業裡，還談不上誰是數字龍頭。”
第二，他認為產業數字化，如工業網際網路的發展，國際國內都在不停變化，還沒有清晰的規則、規律。“沒有巨頭，沒有規則，也就是還談不上成功經驗，沒有可以模仿和借鑑的。意味著大家其實都在同一起跑線上。”
李曉東表示，由於市場前景寬廣，以及成渝地區自身的基礎條件好，兩地在一、二產業上，搶抓數字化賦能的機遇，培養巨頭的機會很大。“川渝製造業不弱，當年，三線建設大量企業在四川紮根，有很好基礎。針對第二產業的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大有機會做出龍頭。”同時他提到，農業是基礎的基礎，必須走產業數字化發展的道路。四川是農業大省，應當樹立起意識，在農業網際網路等相關領域分一杯羹。
在為成渝地區產業數字化發展支招時，李曉東撥正了一個觀點——“大家總認為，不管發展什麼都需要政策調節、產業扶持，其實不是這樣的。網際網路發展是有網際網路發展規律的。我們看這些大的、頭部網際網路企業，有哪個是政策扶持出來的？”
李曉東強調，在數字經濟領域，不能太迷信於一些政策扶持的作用。“政策會起到推動作用，但它是後面的‘0’，前面的‘1’是基礎，是關鍵。後面的‘0’要有用，前提是把‘1’做好。”
這個“1”是什麼？他的答案是創新主體。“企業是技術創新主體。我們如何給企業鬆綁，如何為人員創新去賦能，這個需要政府下大力氣去做。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更大力度讓科研人員放心、安心去做科研，釋放人的活力，要充分發揮民間力量。把這個事情做好了，就會發現出現很多創新主體，有了他們，政策扶持才能發揮作用。”
李曉東還強調了“賽馬機制”——如果創新主體足夠多，那麼在“賽馬”競爭中就自然會優勝劣汰。“電商當年不是隻有阿里做，搜尋也不是隻有百度做，包括滴滴也是很多出行企業中競爭出來的。所以當創新群體夠大，政策調節作用才會顯現，否則政策調節誰去呢？”
“看北京中關村怎麼發展的，當年國家給了很寬鬆的環境，就把創新做起來了。”李曉東認為，中關村的啟示，不是為成渝地區指出發展哪一個行業，做哪一個網際網路公司，而是要學習“具體的事政府不要管，政府是要營造土壤，營造環境。”
【圈外話】
發展數字經濟要向這個地方學習
在採訪過程中，李曉東反覆提到一個國家——愛沙尼亞，這也是他在不同場合，經常舉例的物件，“它是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最典型的國家。”
更多公開資訊顯示，愛沙尼亞在政府治理、公共服務以及數字經濟發展領域一直是世界各國的榜樣。李曉東不斷總結，這個曾經一窮二白的國家進化成奪目的“數字國家”的經驗：歸根結底，是決策者的意識，下定決心做這件事，並且為之全力以赴、堅持不懈。
根據他的描述，透過制定引領和指引全國資訊化發展的戰略政策，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執行，是愛沙尼亞邁出的關鍵一步。
李曉東激勵成渝地區，“比較一下成渝地區城市的經濟基礎、人口和地域規模，為什麼不能做？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很多事情可以幹。”
發展數字經濟，李曉東還提醒要遵循兩個原則：第一，不可模仿。第二，準確評估自己的條件。
在李曉東看來，不同城市和地區各有特點。“杭州有阿里，北京正在孵化超級獨角獸，但大部分城市與北京、杭州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很多城市甚至沒有一家網際網路百強企業。”所以他認為，簡單的對標數字經濟一流城市的做法，或者照搬其他城市的模式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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