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會場。新華社發
“東方紅一號”裝配和測試現場。中國科協供圖
我國自主三代核電“華龍一號”建設團隊。中核集團供圖
熱播劇《功勳》，沒有“戲說”，沒有美顏，卻因匯聚了最閃亮的名字、重現了最火熱的歷史，給人們帶來了最純淨的感動——
核物理學家于敏，為“兩彈一星”固守戈壁荒灘，和時間賽跑，與死神擦肩；
核潛艇專家黃旭華，64歲下水進行深潛試驗，不計個人安危，只求科研突破；
還有，“兩彈一星”元勳孫家棟，歷盡失敗不言棄，把“東方紅一號”送入太空，用事實回擊“騎著腳踏車上月球”的嘲笑；
藥學家屠呦呦，置生死於度外、窮盡各種可能，研製抗瘧新藥青蒿素；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田間紮根，誓為天下父老圓一個“禾下乘涼夢”……
“看到他們年輕的面龐，我破防了”“袁爺爺笑著走來，我瞬間淚目”……觀眾們留言踴躍，摯情可感。
一個個如江河般寬廣激盪的人生，在一雙雙飽含熱淚的眼前展開，在無數顆備受震撼的心靈中流淌！
他們是“共和國勳章”獲得者，更是萬千科技工作者的傑出代表！
在中華民族復興史上，他們始終與黨同行、為國奉獻，將畢生心血熔鑄在灼灼成果中，鐫刻下最赤誠的報國印記。而尊重他們、善待他們、關愛他們的，是矢志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中國共產黨。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視創新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尊重人才價值、激發創新活力，向著建設科技強國與人才強國的目標堅定前行。在近日召開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為新時代建設人才強國規劃了振奮人心的戰略目標。
回眸過往、展望未來，黨帶領團結各路英才一起走過的，是一條不斷延展的識才愛才敬才用才之路，承載著中華兒女“誓以所學報祖國”的火熱行動與無限深情！
他們為何“以命相搏”？
新中國成立，在中國共產黨千方百計聚人才、發展科技利中國的奮戰中，他們與黨心聲合鳴：早日強大祖國，一切為了人民！
今天，矢志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中國，70多年前的人才家底，卻薄如一張白紙。
深秋時節，朱明遠再次讀起一封寫於1949年底的信。那是父親、核物理學家朱光亞和其他51位留美學生髮出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
“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我們的人民政府在向我們召喚！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
“這封信登在1950年3月18日的《留美學生通訊》上。刊登前，父親已經離開密歇根大學，登上了駛向新中國的輪船。”朱明遠說。
彼時，剛成立的新中國人口逾5.4億，文盲率卻高達80%，科技從業人員不足5萬，專職研發人員只有600多人。
兩相對比，多麼顯見的資源匱乏——今天，中國僅華為一家公司，全球研發人員就有9.6萬名！
正因為人才奇缺，當時的中國被認為“科技發展至少落後西方發達國家一百年”！這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錐心之痛。
重視人才、渴求人才，是我們黨的一貫傳統。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提出“我們應當重視專門家”，稱讚知識分子“是科學戰線上的尖兵”；而此刻，沒有足夠的“專門家”，沒有衝鋒在創新創造前線的“尖兵”，百廢待興的中國，靠誰來興？！
匯聚人才，時不我待！重整支離破碎的舊山河，指向的不僅是物質上的，也是人才上的。
於是，一場重振科教事業、夯實人才根基的新戰役全面打響！
——以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為標誌，全國各級科研機構逐步恢復、建立起來。到1956年，全國已有地方科研機構239個，研究人員4000餘人。
——1949年12月6日，政務院成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12月18日，周恩來透過廣播電臺，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誠懇邀請海外留學生及學者歸來建設新中國。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核物理學家趙忠堯、鄧稼先，物理學家何澤慧、彭桓武……都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乃至交涉下克服萬難回來了。到1957年，歸國的海外學者已達3000多人，約佔新中國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學生和學者的半數以上。
——全民掃盲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頭裹羊肚手巾的農村青年，盤著舊式髮髻的婦女，紗廠的紡織女工，都手握《冬學課本》，從“一、二、三”學起，努力“睜開眼睛”。大中小學的教學秩序，也開始逐漸恢復……
“尖兵”匯聚，基礎初成，振興發展的進軍號迅速吹響——1956年1月，“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響徹神州；同年，新中國科技史上的第一個遠景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制定出臺，確定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擬定了原子能、電子學、半導體、航空和火箭技術等57項重大科學技術任務和616箇中心問題。
12年“迎頭趕上”，有多難？
很多今天看來“平平無奇”的技術，在當時的中國還是一片空白。時任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吳明瑜參與了規劃制定，對當時形勢印象深刻：國門之外，世界高新技術競爭激烈、快速發展；國門之內，科技事業在一片廢墟上重建，很多重要學科或基礎薄弱，或從零起步。雪上加霜的是，西方對新中國進行經濟技術封鎖，戰爭威脅時刻存在；蘇聯又於幾年後單方面撕毀中蘇所有合作協定，撤回全部在華專家……
風刀霜劍無所懼。一番拼搏後，“不可能的奇蹟”終究發生了！到1962年，中國人只用6年多時間，就完成了原計劃12年完成的任務。次年，黨中央制定《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馬不停蹄開始新的進軍。
實現奇蹟靠什麼？鐵骨錚錚四個字：以命相搏！
20世紀60年代，我國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歡呼還未散去，人稱“核司令”的程開甲便自告奮勇進入爆心收集實驗資料。洞裡輻射量有多大？生命會不會受到威脅？誰也不知道。他在直徑80釐米的小管洞中匍匐爬行，鑽到熱浪炙人的核爆空洞中忙碌起來，全然不顧放射性劑量探測筆“嘀嘀”尖叫……
實驗條件極端落後，屠呦呦和團隊買來7口大缸“土法”提煉青蒿素。因為不通風、缺防護，大量吸入乙醚的她患上中毒性肝炎。病體未愈，她又請纓“用我的身體進行人體實驗”，毅然吞下青蒿萃取液“91號”……
為掌握腦血管造影技術而頂著放射線做實驗，白細胞只剩常人一半、兩次險些丟掉性命的神經外科專家王忠誠；為兩彈結合試驗立下軍令狀，“死就死在陣地上，埋就埋在導彈旁”的“陣地七勇士”……
“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的時候。”“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曾感慨。
“繁霜盡是心頭血，灑向千峰秋葉丹。”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讚頌老一輩科學家們的無私無畏。
做事業可以不計名利，為國家就該不顧生死！這樣的精神，感召著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員。
“我從中看到了追尋科學真理的執著，但又不止於此。”東南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80後研究員柴人傑說，“這些前輩身上最動人的，是對黨和國家的無盡熱愛、無上忠誠，是一種為了國家和人民而思謀長遠、捨身奠基的大美情懷。”
何以愛得如此熾烈，何以“搏”得如此決絕？因為黨對人才的重視、信任與期待無比深重，對“發展科技以利中國”的支援真真切切！
1956年2月1日，毛澤東設宴招待全國政協委員，原被安排在宴會廳37桌的錢學森發現，自己的座籤被調到了第1桌，緊挨毛澤東。坐定才知，是毛澤東看到名單後特意調換的。
錢三強、鄧稼先、李四光……很多人都從一件件小事中感受到黨的愛才敬才之情。
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離休幹部白振剛撰文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國家領導人率先勒緊褲腰帶，自報每月糧票的定量比絕大多數男性幹部低。但在這樣的情況下，黨中央依然關心著知識分子。當時，中央書記處批轉了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的相關報告，指示對在京高階知識分子在肉、蛋、糖、煙四類副食品供應上給予照顧。
1961年7月19日，《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十四條的意見（草案）》作為中央檔案下發。這份被鄧小平稱為“科學工作的憲法”的檔案，是主持全國科學技術工作的聶榮臻認真調研、廣開言路後組織編寫的。這位國防工業和“兩彈一星”的指揮者態度鮮明：“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聽科技人員的！”
黨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
很多科學家寫下入黨申請書。“黨待我如同母親，我渴望她擁抱我。”氣象學和地球流體力學家曾慶存心聲熾烈。
在黨的領導下，在火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奔湧的創新活力匯聚成一片希望藍海。
1958年，第一臺國產電子管計算機“103機”問世。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喜不自勝，為它起了個“小名”：“有了”。
有了什麼？有了一個又一個“零的突破”，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初步根基，有了國際科技競技場上的“中國聲音”！
國防工業的硬氣有了——1956年7月，東北某機場，一架噴氣式殲擊機騰空而起，機身上印著鮮紅的代號：“中0101”，意為新中國，第一批，第一架。當年的國慶閱兵式上，4架殲擊機飛越天安門上空。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的毛澤東指著飛機，加重語氣對外國朋友說：“我們自己製造的飛機飛過去了。”
基礎研究的底氣有了——數學家陳景潤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摘取“數學皇冠上的明珠”；天文學者在世界授時研究方面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光學、生物、化學等研究向著國際前沿挺進。
更為合理完備的工業佈局有了——20世紀60至70年代，波瀾壯闊的三線建設轟然開啟，中央投入資金數千億元，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一批各具特色的新興工業基地和新型工業城市在崇山峻嶺中拔地而起，中西部地區經濟得到迅速發展。
成渝鐵路建成通車、武漢長江大橋飛架南北、“陸相生油”理論打破“中國貧油”說、“兩彈一星”試驗成功、“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
華章拉開序幕。新中國在艱難跋涉中構築了自己的科技體系，新老相繼的人才梯隊登臺亮相，熠熠生輝。
他們為何如沐春風？
改革開放大潮湧動，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產力。蓄積已久的熱情與才幹，在冰河解凍的春天噴薄而出
歷史長河奔流向前，總有險灘須渡。十年浩劫過後，飽經磨難的國家、民族與個人，終於迎來了浩浩蕩蕩的春天。
這是“知識改變命運”的春天，開啟一扇希望之門，鼓舞人們迎著光亮前行。
1977年秋，16歲的湖南農家少年賀福初考取了縣文工團。對於窮到要靠討飯過活的賀家而言，這無疑是個“大喜報”——“七個兄弟姐妹中，我最能唱會跳。去團裡既能吃上公家糧，乾的還是輕省活兒，可不是天上掉餡餅嗎！”賀福初笑著回顧。
但，幾天後，他便從知青點聽到“小道訊息”：“要恢復高考啦！可以靠本事讀大學了！”心跳立即“怦怦”加速。正因痴迷讀書，他才寧願半耕半讀也不放棄學業。此刻，擋在夢想前的那道牆就要倒下了，難道不該試一把嗎？
鐵了心，等！哪怕是一線機會，也要等！
不久後，中止10多年的高考真的來了！賀福初和全國570萬名考生一起走進考場，並躋身被錄取的27.3萬人之列。因深感自身基礎不牢，他放棄機會“回爐”一年，次年考入復旦大學。
科研之門從此洞開。許多年後，湖南鄉間少了一個文工團員，國際學界多了一位細胞生物學與遺傳學領軍人。今天的賀福初，已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牽頭實施國際大型合作計劃“人類肝臟蛋白質組計劃”並連獲突破。
太多的人生轉折在這一刻上演。廣西第六地質隊19歲的航空物探操作員黃大年考入長春地質學院，後來放棄國外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帶領團隊助力中國“巡天探地潛海”，填補多項技術空白；21歲的河北張家口市郵電局工人康克軍考入清華大學，成長為輻射成像領域學科帶頭人，研製出我國第一臺實驗工業CT系統……
“恢復高考，是鄧小平復出工作不到一個月後，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並當即拍板的，既是參會專家學者的一致心聲，也是他一段時間深思熟慮的結果。”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說，“這不僅福澤幾代青年，也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資源支撐。”
這是還知識以尊嚴的春天，令知識分子重歸應有的價值定位。
1978年3月18日，38歲的數學家楊樂走進人民大會堂。這一天，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了！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鄧小平的講話新論迭出，振奮人心；“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郭沫若書面發言，熱烈如火。
臺下一次次掌聲如潮。“我82歲了，從今天開始要當28歲來過！”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院長金善寶難掩激動之情。
“大會前後，黨中央還有一系列重大舉措撥亂反正。比如，給知識分子平反昭雪，恢復學術職稱，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等。”楊樂告訴記者。會後不久，他赴蘇黎世參加國際函式論會議，所作報告引發關注；1980年秋，中國科學院恢復學部建設，新增選的280多位學部委員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
這是為智慧“鬆綁”的春天，科技資源的活力如大河奔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聲春雷，中國在改革開放中飛速前行。1988年，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技術與經濟建設之間關係的認識更趨深刻：“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
南國深圳，小小漁村走上蝶變之路。很多“闖將”身懷技術前來“趕海”，為經濟特區注入創新動能。
北京中關村，大大小小的科技企業快速匯聚，從1983年的11家猛增至1988年的140多家，其中電子資訊企業佔80%以上，營業額突破7億元……
“市場活了，企業多了，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發揮作用。透過服務經濟建設取得報酬，這在今天看來再正常不過。但當時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觀念還沒跟上，掀起了一場風波。”光明日報原記者謝軍回憶。
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謝軍採寫的報道《救活工廠有功 接受報酬無罪》，為應邀在鄉鎮企業兼職卻被控“受賄”的工程師韓琨發出呼籲。最終，中央書記處一錘定音：韓琨無罪。
一大批“韓琨”從地下轉到地上，“星期天工程師”由非法變成合法；1985年，中共中央釋出《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人才合理流動有了法定依據，眾多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迅速發展。
這是放眼世界的春天。“開窗放入大江來”，對外開放的中國，決不閉門於世界科技浪潮之外。
1986年的世界，正被一輪又一輪新技術競爭猛烈沖刷。各國紛紛跟進，中國作何選擇？
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4位科學家聯名起草的一份建議遞到鄧小平案頭：儘快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
兩天後，鄧小平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8個月後，《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綱要》正式釋出，“863計劃”即刻啟動。
中央毅然劃撥100億元專款用於計劃實施，大大高於科學家們“一年兩個億”的期待。而當年，全國財政總支出僅2300億元左右。
科技攻關計劃、星火計劃、火炬計劃……我國新時期科技發展戰略框架逐漸形成，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發展高新技術、加強基礎性研究，3個層次的縱深部署給了科學家們更大可為空間，也激起了更加火熱的鬥志。
“我們必須跨越，否則將被世界越甩越遠！”計算機專家金怡濂將所有精力集中於一點：發展中國的高效能計算機。當時已年逾花甲的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藉助放大鏡、手電筒，一個個檢查成千上萬個焊點，一次次累到虛脫。數年後，“神威”高效能計算機橫空出世，趕超國際先進水平。
為了讓中國走上世界超導研究最前沿，物理學家趙忠賢帶著團隊住進條件簡陋的實驗室，夜以繼日拼命幹。餓了煮碗白麵條，累了坐著打個盹，無數個日夜，終於獲得了40K以上的高溫超導體，推翻了多年來國際物理學界奉為經典的理論。
從1981年到1993年，“當代畢昇”王選先後研製出漢字鐳射照排的六代出版系統，大規模推廣應用，使得中國印刷業從此“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專案連續15年得到國家有關部委的撥款支援。否則，不可能渡過樣機研製和商品化的艱難過程。”王選生前秘書叢中笑感慨，正是黨和政府在這一時期不斷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加大科技創新支援力度，才使得王選等知識分子能夠如願科技報國。
創新成果競相湧現——1980年5月，“東風五號”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圓滿成功；1983年12月，“銀河”巨型計算機研製成功；1988年10月，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對撞成功；1991年12月，秦山核電站建成投產……
進入新千年，創新力量更澎湃，科技發展更飛速，更加深切全面地惠及民生——
2000年，西電東送工程全面啟動；2001年6月，青藏鐵路開工，2006年7月1日全線建成通車；2008年8月1日，中國第一條擁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鐵路——京津城際鐵路通車運營……
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啟動實施，科技、教育政策不斷落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已經“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以人為本、效能優先，成為建設人才強國的重要指標。
知識改變命運。無數個體的命運匯在一起，改變著一個國家的命運。在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產力的新天地中，蓄積了巨大發展動能的中國，向著改革發展與人才工作的新起點鏗鏘邁進。
他們為何厚積薄發？
一個時代尊崇什麼、褒揚什麼，反映著這個時代的價值取向，標定著這個時代的精神高度
今年101歲的兩院院士陸元九，99歲才退休離崗。作為我國自動化科學技術開拓者之一，他的貢獻貫注於“兩彈一星”、載人航天、探月工程，用一生踐行著少年時立下的志向：學好科技救中國。醉心科研的他時刻提醒自己：上天的東西，99分都是不及格；也囑託後學，把創新當作沒有終點的長跑。
6月29日，黨的百年華誕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將中國共產黨黨內最高榮譽——“七一勳章”，頒授給這位老人。
獲得這一殊榮的，還有71歲的“鋼鐵裁縫”艾愛國。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終日奮戰在高溫火花中，攻克數百個焊接技術難關，為國家培養焊接技術人才600多名。頒授當日，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大國工匠，國家就需要你這樣的人。”
既重科研巨匠，也敬能工巧匠，中國共產黨用最高禮遇詮釋了新時代的人才理念與愛才情懷。
在國家最高榮譽——“共和國勳章”得主中，于敏、孫家棟、黃旭華等科技工作者赫然在列。
自從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制度建立以來，至今已有33位著名科學家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一大批老中青科技工作者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等國家科技獎勵。“這項政策太英明瞭，它像灌溉的閘門似的，一開啟，廣大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就發揮出來了！”袁隆平曾經說。
讓創新活力競相迸發，讓創新源泉充分湧流，正是新時代我們黨人才工作的重要旨歸。
從“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到“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從“把人才資源開發放在科技創新最優先的位置”，到“堅持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深入推進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今天，我國人才資源總量已達2.2億人，其中專業技術人才7839.8萬人，各類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達480萬人年，居世界首位。
大國執政黨的愛才重才、聚才育才之情，在一個個具體場景中生動展現。
2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親切會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已經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三次會見探月工程參研參試人員了。探月工程首任總指揮欒恩傑坐在會場，滿心激動。青年時代，他本以為自己會做個修縫紉機、手錶的工程師，卻在黨的安排下走上了航天道路，自此親歷了我國航天事業發展全過程。2020年12月，80歲的他不顧嚴寒，趕赴內蒙古四王子旗著陸區等待嫦娥五號返回器“回家”，熱淚盈眶。令他欣慰的是，今天的航天隊伍中，青年成為絕對主力，在中國航天科工、航天科技兩大集團中，35歲及以下人才均佔總數一半以上。
“是黨和國家給了我們建功立業的舞臺，讓我們得償所願：為國家鑄就鋼鐵強盾！”令我國防護工程學科創立者錢七虎念念不忘的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為他頒發國家最高科技獎，在每次兩院院士大會、“科技三會”發表重要講話，多次就科技創新作出重要指示；黨中央每年安排科技工作者參加北戴河休假，還在春節之際親切看望……
老科學家們的個人成長史，與新中國的科技創新史清晰交疊，映射出黨對“人才”二字的深切渴望，對“創新”一事的執著追求；印證著黨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
建功立業是人才最大的需求，為人才成長創造條件、破除障礙，是對人才最好的託舉。
2016年，中共中央印發《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中央和國家相關部門配套出臺政策140餘項，各省區市出臺改革政策700多項；今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改革完善中央財政科研經費管理的若干意見》，推出7方面25條“硬核”舉措，條條指向科研經費管理改革中的經年頑疾。
身處“科技國家隊”，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錢韋對這些改革利好深有體會：“都是動真格、出真招的實在措施！‘破四唯’和人才分類評價制度的建立、‘揭榜掛帥’制度牽引等改革舉措，極大促進了研究所的人才和團隊建設。一大批自主培養的優秀青年終於能夠打破‘玻璃天花板’，實現自主研究的學術抱負了。”
當被問到近年來人才政策對自己的幫助，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教授王森毫不猶豫甩出兩個字：“巨大！”
王森出身農家，大學畢業後被工作單位推薦深造，一路成長為博士生導師。土地情結深厚的他常年深入田間地頭，幫助農民發展棗樹種植產業，實現脫貧致富，自己也獲得中國專利獎等多個獎項。近年來，對他助益最大的，是教授評聘標準的不斷最佳化。“現在評四級到三級教授，要看申請人是否將科研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是否以科研推動了產業發展。這對於我們這些不只鑽實驗室，還致力於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的研究人員來說，簡直太給力了。”
最近，國家奈米科學中心副研究員戴陸如盡十年之功自主研發的“快速超高分辨雙光子顯微鏡”樣機已投入使用，正逐步實現產業化。
“顯微鏡是生命科學研究的眼睛，而現在我國生命科學顯微鏡百分之百依賴進口。我們的研究，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卡脖子’技術難題。”戴陸如說，“以前，我和實驗室成員雖然有科研突破，論文指標卻比別人少，評職稱時很吃虧。現在有了‘破四維’的導向，相信我們的產業化成果會得到合理評價。”
創新從來不易。勇闖“無人區”，既需要黨和國家政策高位引領，也需要地方與各級機構以良好機制保駕護航。
2016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了南昌大學國家矽基LED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實驗室，殷切囑託：高校作為科技創新的生力軍，要創新人才培養機制和教育方法，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培養造就更多的合格人才、創新人才。為落實總書記囑託，南昌大學透過科教融合打通產業鏈，還設定了學科特區，制定了新型人才激勵政策。“得益於這些改革，5年來，我的科研團隊獲得了‘大豐收’。”江風益教授喜不自禁。他的研究領域是半導體照明，產業鏈長，此前實現上中下游產業鏈協同推進“難上加難”，而現在，一切都越來越好。
包容開放的政策、海納百川的氣概，引燃了全球英才來華創新創業熱情。改革開放初期的“出國潮、留學熱”，變成了今天的“歸國潮、來華熱”。
2008年，41歲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辭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全職回國，執教於母校清華大學。當時他已在癌症治療研究方面開闢新路徑，他的離開，讓美國生物科學界頗為不解。
為什麼回國？他的答案簡單真誠：“我始終都是炎黃子孫。現在有能力為祖國貢獻一份力量了，為什麼不回去？”
今天，施一公全力以赴投入西湖大學辦學之中，致力於培養“有社會責任感、有過硬基礎研究能力的拔尖創新人才”。
令很多歸國人才感慨的是，今天歸國能擁有的研究條件、生活保障等，與錢學森時代相比已發生巨大變化：以前回國，是“祖國需要我”，現在，更是“我需要祖國”。
在這片充滿鼓勵與信任的熱土上，各類人才盡展所長，創新創造活力充分迸發。
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膽氣——10月26日，當“九章”量子計算原型機在國家“十三五”科技創新成就展現場被萬眾觀瞻，一則最新訊息刷屏：“九章二號”研製成功，處理特定問題的速度比超級計算機“快億億億倍”。同時問世的還有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祖沖之二號”，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在兩種物理體系達到量子計算優越性里程碑的國家。
有面向經濟主戰場的底氣——作為普遍應用於大型工程的“入地”利器，裝上“中國芯”的國產盾構機已成為亮眼的“中國名片”。憶起研發最初的艱難，中鐵工程裝備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杜娟感慨不已：“沒有技術，沒有指導，幾乎是從零開始。一路上摸爬滾打，常常是剛從一個坑爬出來又掉進另一個坑。”
有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志氣——神舟、天宮、天舟、嫦娥……中國航天一次次重新整理紀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八院149廠對接機構總裝組組長王曙群參與了多種型號航天裝置的科研生產和發射任務。他自比一顆“螺絲釘”，30多年精心打造“國之重器”。
有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勇氣——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鍾南山等院士不懼艱險請戰出征，代表國內最高水平的“重症八仙”駐守武漢。同年3月16日，陳薇院士領銜研發的重組新冠疫苗在全球率先啟動Ⅰ期臨床試驗，4月12日，又在全球率先開展Ⅱ期臨床試驗……“關鍵時刻衝得上去，危難關頭豁得出來”，他們用實際行動寫就忠誠誓言。
八年脫貧攻堅，築基全面小康，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默默挽起褲腳，從實驗室轉戰廣袤原野。
李保國，河北農業大學教授。幫助農民增收58.5億元，帶領10多萬群眾脫貧奔小康，人稱太行山上“新愚公”；蘇海蘭，福建省農科院高階農藝師，80後科技特派員，帶領南平鄉親們種植“七葉一枝花”，把“瀕危之花”打造成帶動發展的新產業……黨的十八大以來，20世紀90年代福建南平探索出的科技特派員制度大放異彩，全國科技系統累計選派28.98萬名科技特派員，在貧困地區建成1290個創新創業平臺，建立7.7萬個科技幫扶結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世界上首次實現二氧化碳到澱粉的人工合成；中國北斗為世界多國提供精準衛星導航服務；“鯤鵬”展翅，“蛟龍”入海，“天眼”巡空，“悟空”探天……更多精彩，正在今天的中華大地次第呈現。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說：“從前美國那些科技公司的老闆，想要看看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只要推開門就行了，現在他們還得飛去中國一趟才算看全了。”
這是中國科技的厚積薄發，是中國科研人的成績與驕傲，更是黨的人才工作結出的累累碩果！
他們為何底氣十足？
隊伍迅速壯大、舞臺更加寬廣、效能持續增強，人才支撐事業發展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進軍“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號角已經吹響，隊伍已經出發
新時代的長征路，從未止步。偉大事業對優秀人才的渴求，隨著時代主題、立足階段的變化加速演進。
當新中國歷史上首個以中央名義召開的人才工作會議隆重啟幕，黨管人才的理念愈加彰顯，人才優先發展的戰略更為清晰，“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進軍號角，已然堅定吹響。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創新高地，該是一幅怎樣的圖景？
“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歸根結底是為了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因此，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二者之間相互聯絡，相互促進，甚至互為因果。”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銳分析。
“要有一支由戰略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引領、在一些行業或產業領域佔據世界領先地位的高水平人才隊伍，要有豐富優質、具有支配性的科技創新資源，要有密集活躍、能產生重大標誌性成果的科技創新活動，還要有適宜創新創業的開放文化。”寧波大學副校長趙全軍認為，四大要素不可或缺。
在復旦大學全球科創人才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凱看來，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劃定的戰略佈局，儘快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是當下關鍵——“惟其如此，才能形成有力的戰略支點和高質量雁陣格局，為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實施奠定堅實基礎”。
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我們底氣何在？
深圳，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CEO黃源浩安放夢想的地方。
“我兒時讀了一本描寫深圳證券交易所‘股城風雲’的書，從此對深圳印象深刻。在美國讀完博士後，我決心回國創業。考察了幾個大城市，最終選了深圳，因為它的‘節奏’我特別喜歡：快速、緊湊，一直向上走。”黃源浩說。
公司落戶深圳5年，便成為國際領先的獨角獸企業。黃源浩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深圳的人才環境、創新政策。“政府服務意識強、效率高，能做到‘一企一策’精準支援；擁有智慧硬體行業發達的產業鏈；敢闖、敢幹、敢為天下先的城市品格，對企業家是一種精神支撐。”
“深愛人才，圳等您來，”深圳以隨處可見的溫暖話語，向天下英才發出邀約；每年11月1日的“人才日”、全國首個以“人才”命名的公園，體現出這座創新型城市愛才重才敬才的核心。一個個國家級、省級戰略性創新平臺在此落地，為協同創新提供廣闊舞臺；從中微子實驗站到散裂中子源二期，從人類細胞譜系到冷泉生態系統，一大批科技基礎設施正加緊建設。
不僅粵港澳大灣區。北京、上海，加快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共識正快速形成。
在2020年《自然》指數全球科研城市排名中，北京名列第一。豐沛的人才和資金、集中的科研設施、密切的國際科研合作網路，被認為是北京打造國際科創中心、高水平人才高地的突出優勢。“下一步，我們會把中關村科學城、懷柔科學城、未來科學城和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主陣地，形成更加突出的先發優勢。”北京市相關負責人介紹。
“上海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最看重的應該是高層次人才佔比、青年人才佔比、學術和科技交流密度頻度、卓越的人才文化和品牌、開放包容大氣的人才氛圍。”姚凱表示，“要率先在全國乃至全球提出更多前瞻性、突破性的政策與創新舉措。”
要做好育才引才聚才的地域佈局，更要重視以創新為核心素養的人才隊伍儲備。
“我國科技隊伍規模已經是世界最大，當前黨和國家的政策重點指向高水平創新人才培養，期待著出現更多世界級科學大師、科技領軍人才和尖子人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丁明磊分析。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吳江表示：“從2020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最新榜單看，我國創新指數全球排名第12位。2020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報告》顯示，我國的人才競爭力排在132個國家中的第42位。今後如果按照中央部署，在吸引國際人才、職業技術技能培養等方面加大力度，一定能夠開啟更好的局面。”
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是構築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重要著力點。組成這股力量的，是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在當今中國充滿活力的人才版圖上，這些力量相攜相助，共同生長。
“‘一人相當於5個師’的錢學森、使中國進入‘深地時代’的黃大年、讓中國雷達擁有國際領先核心技術的劉永坦……戰略科學家不僅要有理論性貢獻，更要有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踐創新成果。在他們引領下，其他幾類人才各展所長，才可以做到人才儲備‘科學編隊’、結構合理。”孫銳認為。
令專家們滿懷信心的是，今日中國，高技能人才的培養舉措越來越實、步子越來越快，日益豐富的“大國重器”，給了很多人在實戰中一展身手的機會。
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通車運營。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張肖寧等承擔了多項重要研究，並在7年多時間裡為大橋島隧工程專案培養了56位工程碩士；為突破“卡脖子”技術，大橋島隧工程總工程師林鳴率領團隊開發了16套系統和裝備，形成了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安裝技術，還培育了一批年輕人才，“都是未來的卓越工程師”！
同樣一派欣榮的，是各個領域的青年科技人才。
2020年年底，“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完成13次下潛海試，8次突破萬米，成功創造了10909米的中國載人深潛新紀錄。“奮鬥者”研發團隊平均年齡只有34歲，35歲以下青年比例達75%。
在基礎研究領域，青年學者也已成中流砥柱——2019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齡44.6歲，第一完成人平均年齡52.5歲，分別比2018年下降了2歲和2.6歲。
當前，中國科學家全球影響力正逐漸提升。在科睿唯安釋出的2020年度高被引科學家名單中，中國科學家人數激增，已佔據總數的12.1%。我們正充滿自信，構建諸多領域的人才競爭比較優勢。
破浪而前行，知難更勇進。或許，我們當從一位老人的熱切期望中，汲取加快建設人才強國的決心與力量——
10月28日，黃旭華院士向中國船舶七一九所捐贈1100萬元個人所獲獎金，作為科技創新獎勵基金，以激勵更多優秀人才脫穎而出。
“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希望透過我的捐贈，讓更多人關注、關心、支援科研、教育和科普事業。”老人深情回顧了自己那代人白手起家，最終變不可能為可能，研製出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的故事。“一代當比一代強，希望你們樹立敢於創造的雄心壯志，勇攀科技高峰，為鑄就‘國之重器’再創輝煌！”
“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爭優勢。”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託，時刻激勵著我們：不負百年大黨的愛才重才情，為了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拼搏奮進，再立新功！
愛之深，盼之切。
（作者：本報報道組，報道組成員：本報記者常戍、王斯敏、齊芳、詹媛、袁于飛、楊舒、劉夢、李曉、崔興毅、楊颯、豐捷）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