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墨翟故里的爭論
墨翟是戰國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學說的創始人。墨翟究竟是哪裡人，歷來說法不一，至今仍有宋國人、魯國人、楚國魯陽人、印度人四種說法。詳考有關史料，我們認為，魯國人、魯陽人、印度人三說皆不可靠，墨翟實際上是宋國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市一帶人。
最早提出墨翟為魯國人的是東漢末年人高誘。他在《呂氏春秋·慎大覽》注曰：“墨子名翟，魯人也。”又在《呂氏春秋·當染篇》注曰：“墨子名翟，魯人。”清代學者孫詒讓在《墨子間詁·墨子後語上》更明確指出墨翟“生於魯而仕宋”。他說：“以本書考之，似當以魯人為是。《貴義篇》雲：‘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雲：‘越王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雲：‘公輸班為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於郢。’並墨子為魯人之佐證。”孫詒讓的考證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也得到了後來不少學者的贊同。但是，墨翟為魯國人的說法仍然有很多疑點，令人難以信服。首先是孫詒讓的考證也只能證明墨翟曾經居住在魯國，與魯國關係比較密切，並不能真正證明墨翟就是魯國人。眾所周知，墨翟是一個遊走四方的學者，他的居住地並不一定就是他的出生地。況且從《墨子》全書來看，墨翟曾經在宋國、齊國、魯國、楚國等許多地方居住過，並非一生都居住在魯國。其次，魯國是孔子的故鄉，那裡儒學極盛，略晚於孔子的墨翟創立與儒家相對立的墨家學說，在魯國缺乏社會基礎，很難成為“顯學”。再次，今人錢光先生在《墨子當為宋人考》一文中曾經考證，《墨子》一書沒有體現出齊魯方言的特點，例如帶字尾“如”字的複音詞在《論語》中出現了28次，在《孟子》中出現了4次，而在《墨子》中卻沒有出現過。可見《墨子》一書不是產生在魯國，而墨翟也不是魯國人。
最早提出墨翟是楚國魯陽人的是清代人畢沅和武億。畢沅《墨子注敘》曰：“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為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武億《跋墨子》曰：“《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後來也有一些人附會此說，但實際上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孫詒讓《墨子間詁·墨子後語上》曰：“畢沅、武億以魯為魯陽，則是楚邑，考古書無言墨子為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再者，《墨子·貴義篇》有“子墨子南遊於楚”一語，《墨子·公輸篇》有“子墨子歸過宋”一語，也證明墨翟非楚國魯陽人。《墨子》書中對楚國還多侮詬之詞，例如《非攻下》稱楚為“好戰之國”，《公輸篇》更稱之為“楚寇”，這也證明墨翟非楚國人。
提出墨翟為印度人的是胡懷琛。1928年，胡懷琛在《東方雜誌》《中國學術週刊》上發表《墨翟辨》《墨學出於印度辨》二文，後又撰《墨子學辨》一書，大膽提出了“墨翟出於印度” “墨翟為印度人”之說，還提出“墨翟為印度婆羅門教徒”一說。這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一場很大的爭論。當時同意他的觀點的還有衛聚賢和太虛法師等人。金祖同曾撰寫《墨子為回教徒考》一文，也基本上贊同墨翟為印度人一說。但現在贊同這種說法的人越來越少了。墨翟所創立的墨家學說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以及民情風俗密切相關，墨翟不可能是外國人。同時，除了《墨子·貴義篇》曾言及黑翟“色黑”以外，“印度人”之說毫無史料根據，無論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
最早明言墨翟為宋國人的是東晉人葛洪。其《神仙傳》雲：“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為大夫。”又其《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比較可信。
第一，說墨翟是宋國人有最早最多的史料根據。詳查先秦典籍，無言及墨翟之國別者。言及墨翟國別的史料最早見於漢代，且多認為墨翟為宋國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蓋墨翟，宋之大夫。”《漢書·藝文志》曰：“《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史記》、《漢書》雖未明言墨翟為宋人，但皆言為宋大夫，這實際上已經暗示出墨翟是宋國人，因為戰國前期的大夫之職多為世襲。正如陳奇猷先生所說：“關於墨子，《史記》雖未明言為何國人，然謂為宋大夫，大夫之職多由世襲，則墨子之先世必居宋無疑。”西漢初年人鄒陽也認為墨翟是宋國人。他在《獄中上樑王書》中說：“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鄒陽拿魯逐孔子與宋囚墨翟對舉，很顯然是認為墨翟為宋國人。東漢人馬融《長笛賦》中有“使魯班宋翟構雲梯抗浮柱”之語，也是認為墨翟為宋國人。《文選六臣注》卷十八《長笛賦》張銑注曰：“魯班，魯公班，魯人。宋翟，墨翟，宋人也。皆古之巧智人矣。”這種解釋是可信的。現存漢代談及墨翟國別的史料除了這4條外，還有一條就是《呂氏春秋》高誘注，稱墨翟為魯人。我們是相信多數還是相信少數呢？我們是相信西漢前期的鄒陽、司馬遷，東漢初年的班固、馬融，還是相信東漢末年的高誘呢？答案不言自明。要說漢代以後談及墨翟為宋人的史料，那就更多了。《文選》李善注、《荀子》楊倞注、林寶《元和姓纂》、《隋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等等，皆認為墨翟是宋國人，不再一一詳述，只引用其中一條。《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雲：“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臺氏，後改為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這條史料不僅明言墨翟為戰國時宋人，而且還談及墨氏之由來，自然更有些價值。
第二，從《墨子》全書來看，墨翟在宋國的活動較多，與宋國的關係最為密切，對宋國的感情最深，這也可證明墨翟是宋國人。《墨子·公輸篇》所載墨翟止楚攻宋的故事是墨翟一生中最輝煌的業績。墨翟聽說“公輸班為楚造雲梯”，“將以攻宋”，立即從齊國起身，“行十日十夜而至郢”，制服公輸班，說服楚王，使宋國避免了一場戰禍。墨翟不僅只身前往楚國去說服楚王，而且還讓弟子禽滑釐等300人持防守器械在宋城上以待楚寇。從這裡可以看出，墨子與宋國的關係多麼密切，感情多麼深厚。《墨子·魯問篇》還曾載“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也就是將弟子曹公子送到宋國去做官，這也可以看出墨翟與宋國的關係。《墨子·魯問篇》還多次運用“中國”一詞。墨子曾對公尚過說：“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于越哉？”大意是說，自己若為衣食封地而出仕，也只能在中原一帶，怎麼能到越國去呢？可見墨翟是“中國”即中原一帶人。再聯絡到《呂氏春秋·愛類篇》所載墨翟曾向楚王自稱“臣北方之鄙人”，我們可以看出，墨翟不可能是楚國人或魯國人，而應該是北方中原一帶人，極有可能是宋國人。
第三，《墨子》一書明顯帶有宋方言的特點，這也可證明墨翟是宋國人。陳奇猷先生曾經指出：“《墨子》書中多用宋方言，如《魯問篇》‘劉三寸之木’。揚雄《方言》雲：‘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是‘劉’為墨子鄉語。”錢光先生在《墨子當為宋人考》一文中，還考證出《墨子》書中曾13次運用“植”字來表示木柱或用以關閉門戶的直木，這也體現了宋方言的特點。《方言》卷五雲：“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陳光先生還認為，《墨子》書中多次出現的“轒”字，“也是陳宋地區的方言詞”。既然《墨子》書中多用宋地方言詞，墨翟當然也就應該是宋國人。
第四，近人梁啟超先生在其所著《墨子學案》一書中，據《墨子·公輸篇》有“歸過宋”一語而否定墨翟為宋人。後來還有不少學者據此否定墨翟宋人說。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墨翟是宋國人，也不一定就一生居住在宋國。他止楚攻宋時，是從齊國（一說魯國）前往楚國的，歸齊國時自然就是“過宋”而不是“歸宋”了。這“歸過宋”3字只能證明墨翟當時沒有居住在宋國，並不能證明他不是宋國人。春秋戰國時期離開本土居住在外國的學者是很多的，非獨墨翟一人。
我們推猜，墨翟本是宋國人，曾經在宋國襲職為大夫，受子罕陷害還曾在宋國被囚禁。他後來也可能像孔子一樣為了事業理想而周遊列國，曾經居住在齊國、魯國、楚國等地。但他始終沒有忘記過宋國，與宋國始終有著血肉的聯絡。一旦宋國遇到戰爭等大事，他會隨時挺身而出。墨翟不但是宋國人，而且還應該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二、墨翟的生平和思想
（一）墨翟的生平事蹟
關於墨翟的生卒年月，文獻上沒有詳細記載，《辭海》上標為約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辭源》上標為約公元前478年——約公元前392年。
關於墨翟的生平事蹟，我們知道的也很少。
司馬遷寫《史記》沒有給他立傳，只在《孟子荀卿列傳》的末尾附了幾句簡單的話：“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清人孫詒讓《墨子間詁·墨子傳略》雲：“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考之，尚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遊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嘗遊弟子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尚過許諾。……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指公尚過）亦不知翟之意。’……宋昭公時，嘗為大夫。……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而囚墨子。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孫詒讓根據《墨子》一書所鉤列的墨翟傳略，僅供參考。
（二）墨翟的思想
墨翟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翟本來從儒者受學，因不滿於儒家所維護的周禮煩擾，所以才創立了墨學。戰國時期儒、墨兩家同為“顯學”。《韓非子·顯學》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滕文公下》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說盈天下。”可見墨翟的學說在當時影響很大。
墨翟的學說，有十條五類綱領，即《墨子·魯問》所云：“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
墨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兼愛”和“非攻”，而“兼愛”更是他的學說的核心。墨翟的“兼愛”與孔子的“仁愛”有所不同。孔子雖然也提倡“愛人” “泛愛眾”，但是孔子的“泛愛”有君臣、貴賤、尊卑、親疏的“禮”的限制，有厚薄之分。而墨翟的“兼愛”則反對“禮”，主張“兼相愛，交相利”，“愛人若愛其身”，是沒有尊卑、親疏的差別的。墨翟把天下一切怨恨禍亂的根源都歸結為人們的“不相愛”，因而才提出“兼愛”的主張。他設想，諸侯相愛，就不會發生戰爭；大夫相愛，就不會互相篡奪；人與人相愛，就不會彼此傷害；只要天下人都能夠做到相愛互利，一切就會太平了。墨翟還提倡“非攻”，在當時諸侯國互相攻伐兼併的情況下，他堅決反對侵略戰爭。墨翟可能出身於小工業者。墨翟的學說代表著當時“農與工肆之人”，也就是手工業者、自由農民和小商人的利益。墨翟的“兼愛”思想，是企圖把小生產者互愛互利的德性擴大到全社會；他主張“非攻”，也是反映了當時小生產者企圖過安定生活和反對破壞生產的願望。
墨翟的政治思想是主張“尚賢” “尚同”。墨翟的“尚賢”帶有否定“世官世祿”制度的進步意義。他主張“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者，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墨子還提出了讓平民百姓中的賢能之人參與政治管理的主張。他說：“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又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這樣明確地提出平民有平等參與政治管理的權利，在我國曆史上還屬首次。墨翟的“尚同”是指統一思想輿論，認為只有由上而下地統一了人們的思想，社會才能由亂而治。
墨翟的經濟思想是“節用” “節葬” “非樂”。凡事應當節儉，這是墨翟的一個基本觀點。墨子提倡“節用”，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為了生活上的享受，向人民徵收繁重的賦稅，給人民帶來了痛苦。為此，墨翟要求統治者杜絕奢侈而勵行節約，要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仿效古代“聖王”的處事原則，一切生活器用都要以低標準和切合實用為原則。墨翟主張“節葬” “非樂”，要求喪葬禮節要節儉，認為統治者貪圖音樂的享受會費財誤事，因而堅決反對，這些實際上還是“節用”思想的具體體現。
墨翟的哲學思想是主張“天志” “明鬼” “非命”。“天志”，就是天的意志，墨翟認為天是有意志的。他說：“天必欲人之相愛互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又說：“天欲義而惡不義。”“明鬼”，就是辨明鬼神的存在和他們所起的“賞賢罰暴”的作用。墨翟主張“天志” “明鬼”，實際上是藉助於“天志”與鬼神來警告那些暴虐的統治者，但他力證鬼神的存在，倡導尊天事鬼，顯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理論。墨翟的“非命”觀則包含有唯物主義的內容。“非命”就是對有“命”的觀點予以否定，他認為貧富、安危、治亂等都不是“命”決定的，因而更強調人的作為和意志力。
三、《墨子》散文的寫作特點
《墨子》是墨家學派的代表作，為墨翟及其弟子、後學所著。《墨子》一書，據《漢書·藝文志》著錄為71篇，又據宋人所作《中興館閣書目》尚有61篇，現存只有53篇。《墨子》作品的內容十分龐雜，大致可以分為5類。其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6篇為哲學和論理學的論文。《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10論23篇，是弟子記錄的墨翟的講學辭，體現了墨翟思想的基本內容。《耕柱》《貴義》《公孟》《魯問》4篇，是弟子所記的墨子語錄和答問辭。《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非儒》《公輸》9篇，是墨家後人所編著的有關墨翟言論事蹟的材料。《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等11篇，是後人作的守城兵法。
陳柱在《墨學十論》中對於《墨子》的文體作了分類，也涉及到了各類文體的不同風格。他認為《墨子》之文體，可分為7類：《親士》等開頭7篇為論說體；《尚賢》至《非儒》11篇為演講體；《經》為經體；《經說》為傳注體；《大取》《小取》為書序體；《耕注》至《公輸》5篇為列傳體；《備城門》等11篇為雜記體。他說：“諸體之中，論說體文頗華麗，演講體文最平實，經體傳體最奇奧，序體最嚴整，記體亦簡潔。論說體似古文，演講體如近日講義，經傳體如科學之定義定理，序體如學說提要。”
確實，《墨子》一書中含有多種體例，而它們在風格上又各有特點，無法一概而論。一般說來，談論《墨子》散文的寫作特點，多以其中的論說文為代表，也就是陳柱所說的論說體與演講體。
《墨子》散文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邏輯推理極為嚴密，善於透過具體事例來說理。例如《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反對侵略戰爭的，但作者卻先從小偷事件談起，先後舉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者、“攘人犬豕雞豚者”、“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等種種事例，說明“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最後推論到統治者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更大的罪行。這種論證方法的特點是首先從人們能夠認識的具體事實和道理出發，然後由淺入深，由小到大，由明及隱，逐步推論，一環扣一環，一層深一層。只要你承認了第一步，不由你不承認第二步，以至於第三步、第四步。這樣步步緊逼，直到最後擊中要害，得出結論，使對方完全信服。《墨子》文章論辯的嚴密邏輯性，在先秦諸子散文中是獨具特色的。
除了善於邏輯推理以外，《墨子》的文章還極重論證依據，明確提出了“三表法”原則。《墨子·非命上》載：“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表”就是標準。墨子的“三表”，實際上是提出了判斷是非真假的三項標準：一是要有古代事實作根據，證之於歷史；二是要有廣大人民的生活經驗作根據，證之於現實；三是要透過實踐的檢驗，看是否符合國家人民的利益，證之於效用。這三點可以使論辯散文的論據更加充分，論證更加嚴謹。
《墨子》之文質樸無華，很少修飾。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曾說《墨子》“意顯而語質”，這可以說是非常準確地概括了《墨子》文章的風格特點。墨家學派重視實用，不講文采，並非文化水平低下，寫不出典雅華麗之作，而是怕“以文害用”，擔心人們只是留心華美的文辭，而忽視了文章的內容，從而妨礙了文章的作用。
《墨子》在先秦散文的發展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以《論語》為代表的語錄體散文，是早期散文不成熟的形態。《墨子》散文在語錄體散文的基礎上有了明顯的發展。它的文體已經呈現出由“對話體”向“專論體”過渡的趨勢。這在《尚賢》《兼愛》《非攻》《明鬼》《非樂》等篇中，有著突出的表現。首先，這些文章已經有了一個簡明扼要的標題，與《論語》隨意取文章首句用作篇名不同，這些標題都起著貫串全篇，概括全篇主旨的作用。其次，《墨子》文章中亦載墨子之語錄，但這些語錄並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圍繞中心論題，互相被連綴成一個整體。再次，《墨子》中不少篇章已經從具體問題的論爭進而發展成為概括性的論辯，由對話進而成為理論的發揮。還有，《墨子》文章謀篇佈局已初具章法，它已向有比較嚴密的組織結構的論說文形式發展。總之，《墨子》散文體有因革，承前啟後，在我國先秦論說散文的發展史上，佔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附：《墨子·公輸》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
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穅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裡，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云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
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摘自《商丘古代文學史稿》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