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約撰稿 沈寅
相較於敦煌石窟和雲岡石窟等，川渝石窟在很長時間裡並不那麼為人熟知，甚至關於四川石窟的研究報告也相對少。
2020年11月，四川啟動了石窟（含摩崖造像）專項調查工作，四川省（市）考古院及高校的240多位調查人員組成調查組，在8個月的時間裡，調查了20個市（州）的2953處文物點，完成了專項調查報告。
報告顯示，四川現存2134處石窟（含摩崖造像），列全國之首。
四川省資陽市安嶽縣華嚴洞，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圖為彌勒菩薩與弟子，也有學者認為弟子為祖師袁承貴。
在此之前數十年中，已有不少石窟愛好者和研究者自發探訪四川石窟，進行田野調查並研究，蕭易就是特別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2008年，他受《中國國家地理》雜誌邀約考察安嶽石窟，與石窟結下不解之緣，十多年間，蕭易不僅將足跡遍灑於巴蜀山間，考察遊歷了大部分石窟，並且陸續推出了《空山——靜寂中的巴蜀佛窟》《知·道——石窟裡的中國道教》兩本關於四川石窟的專論。
前者考察呈現了四川石窟主要聚落的狀態，並從歷史的角度對石窟進行梳理，探討了四川石窟歷史分期和風格演變的脈絡。後者則專注於道教石窟，進行梳理，闡清道教石窟的體系。
初見巴蜀石窟時，蕭易曾為石窟與人間煙火比鄰的存在狀態而觸動，他從有限的調查報告中尋找石窟蹤跡，一處處探訪。
隨著研究不斷深入，考察的視角也發生變化，他對石窟中的題記越來越感興趣，在文字中抽絲剝繭，尋找其中的故事，相對矗立於山林間的石窟，石窟背後供養人、建造者們的故事，更令人著迷。
約蕭易採訪時，他恰好有兩本新書處於收尾階段，一本是關於巴蜀石窟供養人的專論，另一本是1939-1941年營造學社到達四川進行古建築調查後留下數千張照片的整理工作。原該是最忙碌的階段，但一提到採訪關於巴蜀石窟的內容，蕭易沒有猶豫，欣然赴會。
丹稜石窟
四川營山，村民在殘破的唐代佛像上抹上水泥，繪上眉目，儼然川劇臉譜。
看見石窟在這種的狀態裡，我很震撼
Q：最早是如何開始考察巴蜀地區石窟的？
A：2008年，《中國國家地理》雜誌向我約稿寫一個關於安嶽石窟的選題，之前我沒有接觸過石窟，我就藉此機會去安嶽考察了一下。安嶽石窟的年代基本在唐、五代之後，宋代恰恰是一個最巔峰的狀態。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一般都認為，四川石窟在唐代之後越來越衰退。為什麼安嶽會異軍突起？為什麼這裡誕生這麼精彩的宋代造像？我現在正在思考這個問題，也準備重新再寫一寫安嶽。
Q：當時抵達安嶽石窟，看到是怎樣一個狀態？
A：去安嶽之前做了一些關於石窟的功課，四川石窟在當時很少能看到資料。比如說安嶽，我們當時能夠看到的材料，基本上是當地人寫的一些書，論文也是零星的。有一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調查報告，錯誤也挺多。當時整個四川石窟的狀態都是這個樣子，安嶽石窟是其中一個代表。
四川石窟到了中晚唐，規模一般比較小，基本以淺龕為主，儲存也不是特別好。我們看到的大部分石窟，都在荒野裡、農田裡、果林裡，或是在住宅邊上，基本都是這樣的狀態。
安嶽石窟是宋代石窟，有圓覺洞、毗盧洞、明山寺等等，它的造像非常精美。通常，我們都認為“唐盛宋衰”，意思是唐代之後沒有造像了。但安嶽石窟體現出來的美感，和唐代完全不一樣。
比如，河西走廊上的唐代石窟，造像肢體有一種動態感，身體裸露也多，而安嶽石窟造像呈現出一種非常沉靜的美，佛、菩薩的身體被衣服遮蓋，面部恬靜、自然。這些風格和之前看過書裡所論述是不一樣的。
Q：你是考察了安嶽石窟之後，對巴蜀石窟產生興趣的嗎？
A：其實觸動最大的並不是安嶽，我是去了安嶽之後，對石窟產生了興趣，後來就找資料，從資料裡選擇石窟去考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報告中，我找到了丹稜，覺得這個地方還可以，然後就去了。丹稜有兩個重要的石窟，一個叫鄭山，一個叫劉嘴。
鄭山掩映在桃林中的大石包，其上開鑿一兩龕石窟。
鄭山的石窟在山上，路很難走，只能夠開一輛車。到了山頂，見到一座寺廟，可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修的，還有一些居士在。山頂是平緩的，有許多石包，石包上開龕刻了許多唐代造像。山上載著許多松樹，石窟在松樹底下。還有許多石凳子，散落在草葉中，夏天時，野花開遍。
當時石窟就是這樣一個狀態，我很震驚——在這麼個地方有這麼個時刻，唐代造像就在你身邊。
鄭山的對面，叫劉嘴。我們到了之後，發現百餘龕造像散落在田裡，當地農民把蜂箱放在石窟裡，果樹結的果子低垂到佛菩薩造像面前。
許多石包上還有人住，下雨的時候，雞鴨就跑到石窟底下……我不禁感慨：原來石窟還可以以這樣一種狀態存在著。
後來走了四川許多石窟，發現很多都是這樣的狀態。
劉嘴，村民的蜂箱就放在了唐代龕窟中。
Q：四川石窟處於這樣一種狀態的原因是什麼呢？
A：對於四川石窟的研究，是從2015年以後，才慢慢開始去調查、編寫內容總目的，即使到現在，完成基本資料的石窟還是有限，比如廣元的千佛崖、皇澤寺等，但是同樣在廣元的觀音崖，就還沒有做。
安嶽石窟其實也只做了幾個地方。一些重要的資料才開始慢慢報告出來，在此之前，基本沒有材料。這就造成一個困難，外面的學者，或者是不熟悉四川石窟情況的人，沒有資料和報告，就沒辦法深入。
可能還有一個原因，中國石窟一直有一個觀點——“唐盛宋衰”，本來就不太重視宋以後的石窟，甚至在很長一個時間裡，認為唐代以後就沒有石窟了。所以，當時川渝石窟研究做得最好的一個點，就是大足石窟。1945年時，以楊家駱、馬衡、顧頡剛、傅振倫等學者為核心的考察團考察大足石刻，民國時候，大足石窟就已經非常出名了。
四川省安嶽縣茗山寺大勢至菩薩特寫
Q：2012年，您的專著《空山——靜寂中的巴蜀佛窟》出版，當時是如何設計行書的結構的？是根據年代或者地區嗎？
A：最開始還是想從年代為主，但是從年代為主就沒有辦法講故事，比如說從初唐，然後盛唐、中晚唐，這樣來的話就有點太學術了，普通讀者接受不了。
後來寫的時候，就考慮到四川石窟有一個特點，不同地域的石窟，在年代上還是相對集中的。比如說早期的廣元、巴中，作為歷史的重鎮，石窟年代比較早。中晚唐的區域，在夾江、丹稜、邛崍，往往從東大路往資中、內江走，這部分的石窟是以五代為主。而安嶽和大足，則是以宋代為主。當時，就考慮到把石窟的年代梳理出來，也想把地域的故事說出來。
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牛仙寺摩崖造像
另闢蹊徑的道教石窟
Q：你不斷考察石窟，方法、認識等等，是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A：石窟看多了以後，就會有一些觀察和認識，比如說，我會問自己，一個地域的造像是否有共同的特點？
後來發現，在成都往東去重慶的這條東大路，過去一直忽視資中、內江，我在這些地方看了以後，發現東大路的造像，以中晚唐、五代為主，而後來大足、安嶽石窟的慢慢形成，就像兩個石窟中心，實際上是跟資中、簡陽這條道路是有一個非常密切關係的。
再比如，中晚唐四川石窟慢慢衰落後，資中、內江等地的石窟開始興起，內江東林寺、翔龍山，也出現了一些新的造像，像不空絹索觀音、地獄經變等，這些日後在大足和安嶽石窟流行的題材，在這條道路上已經出現了。
Q：後來的《知·道——石窟裡的中國道教》也是在長年考察石窟而得的產物？
A：看多了就會有自己的觀察。《知·道——石窟裡的中國道教》就源自於我經常看石窟時發現了一些道教石窟，體量非常小，我就想，道教石窟有沒有一個自己的體系，能不能做成一本書？現在能看到的道教石窟，基本是北魏、西魏開始，造像相對少，但也慢慢出現了，唐代大量出現，基本上是以四川最為集中。
我們在野外看石窟時，經常能發現一些道教的龕窟夾雜其中。遠遠看來，可能會覺得道教石窟和佛教石窟比較類似，比如佈局，三尊或者五尊。這是因為道教去開石窟的時候，並沒有一些成熟的工匠，他只能找到給佛教開鑿石窟的工匠，告訴要求。
比如道教的天尊，仿造佛教造像進行修改，把他的頭髮雕出來，還有許多重要的標識細節，比如道教要求穿鞋的，道教造像頭上基本會帶有頭冠，兩邊的弟子，手上持著笏板等等。
做《知·道——石窟裡的中國道教》的時候，看資料時候發現彭州有一個石窟。彭州離成都也不遠，但上山很困難，徒步三小時才能抵達。
現場有一塊碑，上面說這裡是典型的佛教石窟，造像有佛、菩薩、弟子等等。我一看，碑完全寫錯了，這個石窟其實是典型的道教石窟，造像是道教的天尊像，在一個石包上還有一個很大的玄武圖案，從上面字跡看來，此處以前是一個道觀，邊上還有地基，地基上有許多殘片。
其實，大量的道教石窟是沒有被認出來的，一直被當成佛教石窟在看待。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專門做一本道教石窟的書。而且，我們確實能夠發現，道教石窟輸出的脈絡其實是非常清晰的，從南北朝一直到隋，然後唐到宋、明清，脈絡其實是比較清楚的。
大足三皇洞中的文官，面容清秀，丹鳳眼微睜，柳葉眉上挑，超凡脫俗的仙家風範撲面而來。
Q：一般在石窟時，是如何考察的，主要看些什麼？怎麼看？
A：我覺得對於石窟，更重要的是從文化上對它進行解讀，這個對於寫作或寫書，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角度。比如說，唐代有一個大背景——唐朝立國以後給自己的政權神化，把太上老君認為祖宗，之前隋朝道教造像基本上都是以天尊像為主，到了唐，太上老君開始單獨變成了主尊。實際上這是受政治影響非常密切的。
宋朝也通道教，但是沒有辦法再把唐朝的太上老君繼續拿來信，因為宋朝皇帝姓趙，就開始想辦法，如到了宋真宗時就說他做了一個夢，夢見祖先叫趙玄朗，是人皇第九子云雲，就這樣編出了一個聖祖出來。
但由於這是編出來的，沒有群眾基礎，一開始宋朝推行聖祖信仰，在老百姓面前推行不下去，就想了另一個辦法，把玉皇大帝的信仰抬高了。在此之前，玉帝雖然出現得早，但是一個很小的角色。
天篷大元帥，也就是中國人熟悉的豬八戒，被貶下凡塵前的豬八戒，真是勇猛神武、威風八面。
有趣的還有，道教其實非常瞭解中國人，中國人最喜歡兩件事情：一個是升官，一個是發財，所以道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信仰，就是文昌帝君，明代中後期，文昌帝君造像就變成一個非常流行的題材，以清代最為興盛。
清代時，道教失勢了，乾隆不通道教，他讓龍虎山的天師在本地傳教，不再去外地。於是道教又開始走向民間，如一些中國人非常熟悉的神，如藥王、財神，都是在那個時期變成了流行的題材。
石窟供養人和建造者的故事
Q：您如今再去之前看過的石窟，關注點有什麼變化？
A：我這兩年在做一件事，去年開始，我重走了許多石窟，一個是在找題記，我們重新發現了很多題記；另一個是在辨別之前報告裡題記的真實性。我重走了許多石窟，發現了許多八九十年代的報告裡其實是有問題的，不是抄漏了就是抄錯了，或者是認錯了。
巴中南龕摩崖造像全景
四川石窟和甘肅或者雲岡還不一樣，基本上是淺龕。敦煌等石窟，壁畫上有墨書題記，是研究當時社會生活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而四川石窟基本上沒有這種墨書，而是在龕的旁邊刻題記。題記也非常少，一個地方上百窟，可能就看得到兩三窟是有題記的。我就想根據這些題記，結合一些金石材料等，能夠從這個角度去看一看四川石窟。
比如去年年底，一個朋友在仁壽拍了幾張照片，叫光芒千佛崖，離成都大約一個小時路程，我就去了。我驚奇地發現，這裡的石窟有六龕，還有題記，且沒有被公佈過。
在仁壽千佛崖，時光恍若回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巖壁下的古道至今仍是當地人往來的通道。
題記大致講了這麼一件事情：這裡在唐代的時候，這個地方叫崇賢裡，有九戶人家。會首叫羅靖，他聯合其他八戶人家在廣明二年開窟造像，自己造了一個延壽命菩薩。（延壽命菩薩此前在新疆和敦煌的石窟壁畫中曾發現有，但是延壽命菩薩在四川石窟中沒有出現過。）九戶人家裡，還有一個叫何戒倫，他造了一尊帝釋天，帝釋天在中國寺院中，一般是以諸天的形象出現，是護法神。為什麼在唐代會出現這樣一個帝釋天單獨造像的題材呢？
我發現，帝釋天造像的下面有一龕是十殿閻王，旁邊是延壽命菩薩。
我自己做了一個推斷：唐代非常流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死亡相關，給亡者造陀羅尼經幢，可以將他從地獄中拯救出來。在經中，帝釋天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憐憫善住天子受七度畜生惡道身的業報，故去祇園精舍請佛救濟之法。佛為說陀羅尼，佛告帝釋天：“此佛頂尊勝陀羅尼，若有人聞一經於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獄惡業皆悉消滅。”所以，帝釋天充當的，是一個像傳播者和傾聽者的角色，且聯絡地獄十王和旁邊的延壽命菩薩。歷史上的廣明二年，唐僖宗在黃巢起義之後剛剛跑到成都來，當時的四川甚至整個中國，都是非常混亂的。所以羅靖才會給他兒子去建造這樣的佛窟。
看到一個石窟以後，我可能更多的就想去關注一下它背後的人，從金石的材料來說，我會去關注一下石窟背後的人（供養人）。人的喜怒哀樂，遇到的事情，都會直接決定了這個石窟的題材是什麼。
石窟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故事是能幫助我們瞭解石窟的。
梁思成留下的照片
Q：您最近還在整理營造學社巴蜀考察時留下的照片資料。之前您整理了廣漢的一部分，出版了《影子之城——梁思成與1939/1941年的廣漢》。現在整理的照片是怎樣的情況？
A：做完廣漢的照片之後，我發現當時梁思成夫人（林洙女士）手上還有一批四川的照片，從來沒有發表過。梁思成、劉敦楨、莫宗江、陳明達先生曾在四川考察了173天，拍了三千多張照片。這批照片非常重要。他們當時行程是從蒼溪去閬中，坐船的途中看到了澗溪口石窟，停船上岸。澗溪口石窟比較重要的是一龕彌勒說法圖，外邊是千佛，年代在隋末唐初。
梁思成還發現了一個題記，是開皇15年。但是，很遺憾的是，現在這個地方已經不在了，澗溪口後來被毀了，一點痕跡都沒了。等於說，照片就保留了當時樣子。
更重要的在綿陽，綿陽有一個玉女泉石窟，有三個石包，三十多龕造像，年代以隋為主。但是從梁思成的照片來看，這個地方還有三個石包，而且是最好的三個石包，現在不在了。玉女泉石窟是中國道教造像最集中的一個地方，特別難得，又是隋代道教造像，數目總共有80龕左右。
藉助這批照片，我們讀到了很多題記。比如玉女泉以前有一個石包，上有一個非常大的天尊像，開鑿於大業六年。再往前，色伽蘭（Victor Segalen）也記載過這個地方有大業六年開的龕，但後來造像不在了，所以，大業六年開鑿的到底是哪一龕，就無從得知，學者也進行過許多猜測。而梁思成當時確切無疑記載了，大業六年開鑿的就是最大的一龕。
Q：整理照片的工作是怎樣的狀態？
A：當然，這批照片也非常複雜。比如說成都市新津的觀音寺從梁思成的照片看，以前有12重殿，現在是五重老建築（山門、彌勒殿、接引殿、毗盧殿、觀音殿），還有七重已經消失了。我們就根據照片把十二重殿全部復原出來了。
梁思成當時的照片，並沒有整理，我們拿到照片時全部是沒有資訊的，比如說觀音寺的照片有170多張，從“觀音寺1”到“觀音寺177”的編號，但是每一張屬於建築的哪一部分，是沒有的。所以把這170多張裝進一個系統裡，組合成一個寺院，這個工作非常磨人。
（本文圖片均為被訪者提供）
責任編輯：徐穎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