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臣/口述
孔寧婧/撰文
呱呱/編輯
我是張中臣（@張中臣導演），兩個多月前，我在西寧的第15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拿了最佳導演，我導的片子《最後的告別》拿了最佳劇情長片獎。
在做導演之前，我是一名在北京電影學院旁聽的保安。
得獎對我自身的改變不是很大，是外界對我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變。
在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上獲得最佳導演獎。
拿獎之後，一時間有好多資方和專案找我，身邊的人對我做電影這件事的態度可能也不一樣了。以前老家的人總好奇我怎麼還在做電影，覺得這個行業不靠譜，我回家時特別害怕見那些親戚。現在他們應該都知道我得獎了。
我的老家在安徽最北邊，宿州市碭山縣下面的張莊村。它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東望江蘇，北臨河南，是三省接壤的交界處。1991年，我在村子裡出生，上頭有一個大哥和一個姐姐。
老家張莊村的一角。
村子裡是一個熟人社會，鄰里間來往密切。上世紀90年代，農村沒有電影院，也沒有網際網路，孩子們聚在一起，不是玩泥巴、就是去河裡捉泥鰍。夏天的夜晚，家家戶戶都不鎖門。農村車輛少，但樹木密集，大樹底下好乘涼，鋪一張涼蓆在院子裡、在屋頂上，就能睡一個好覺。晚上斷電了也不怕，天朗氣清，夜空裡總有月亮和星星。
當時家裡的電視收不到好的臺，我和我姐總跑去朋友家看電視，看老版的《射鵰英雄傳》。晚上八點多，天黑了，農村沒路燈，我們就舉著手電筒跑回家，或者直接在鄰居家睡一覺也行。村子裡沒事的時候，大家互相串串門，遇上誰家結婚了，誰家有喪事了，大家都趕過去幫忙，出出主意，打打雜。
小時候跟哥姐沒留下什麼合影，這張是2013年，我們去青島海邊玩時拍的。（左邊是哥，中間是姐，右邊是我）
碭山盛產梨，所以我們那邊有大片的果園。我們家有五六塊地，種花生，種油麥菜，但果樹是最主要的，梨、桃和杏子，從小我就能吃到很多水果。我是家裡的老么，屬於超生的那個，沒有分到地，小時候我媽媽跟我開玩笑，指著我說，你是沒地的人，你少吃點。
農村的地常常是分散的，東邊一小塊、西邊一小塊，都靠我媽一個人顧著，跑東跑西，確實辛苦。我們偶爾會幫家裡幹些簡單的農活，鋤草、澆地、授粉、撿樹枝，將果子打包成箱，但也幹得不好。
即便有這幾塊地，家裡的經濟情況也是一年不如一年。2000年是一個特別明顯的分界線，家裡賣梨一年收的錢，去掉農藥錢，是不回本的。村子裡梨樹種得多了，梨的價格一直往下降，不單是我們一家，整個村子都不景氣。2008年之後，老家好多人就放棄種梨樹，外出務工了。
這是家裡的果園，種一些梨樹和蘋果樹。
村裡教育條件不好，好多孩子，特別是女孩，讀完小學和初中就要出去打工，但我們家的三個孩子都順利讀書了。這跟我爸是一名鄉村教師有關，就算是家境貧困，在我們兄弟姐妹讀書這件事上，父母從不含糊。
我爸高中畢業去了徐州師專進修，回來後就在村子裡教書。他喜歡寫詩、寫小說，下班回家後就一個人沉浸在文字的世界裡，晚上總能看到他坐在蠟燭下。那時沒有電腦，都是手稿，現在家裡還有很厚一疊。直到我長大之後才知道，這裡面記錄了很多他的生活經歷和感悟。
因為這個事，我母親總跟他吵架，覺得他不好好種地，不務正業。也不應該做什麼老師。在農村，多數時候用錢來衡量價值，教師的工資特別低，一個月也就200來塊，是能受到一定的尊敬，但在別人的聊天談話中，能感受到，更多的還是看不起。每到寒暑假，我爸會外出打工賺錢，做工地上又苦又累的活，他第一次去西寧，就是去修高架橋。
2012年春節，我在安徽老家過年，父母正在包餃子。
在我們那裡，八個村子歸屬一個大隊，一個大隊會有一所學校。我爸在大隊學校的初中部教語文和地理，不過我從沒上過他的課。小學五年級，我就不在大隊的學校裡唸書了，被爸媽送到另一個很偏遠的鎮子上的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的師資和教育更好，只是學費貴一點，是大隊裡的三四倍吧。
三歲時，我在我爸教書的學校門口拍的照片，摩托車是攝影師的。
除了學校本身之外，我不知道爸媽把我轉走，有沒有那件事的原因。
那件事發生的時間在我腦海裡很具體，是2000年左右，某一年8月31號晚上。因為第二天是9月1號，開學我們就上四年級了。而我發小再也無法踏入新學期了。他是我小時候最好的玩伴之一，成天待在一起。8月31號晚上，他被他自己的父親殺死在家裡。
發小的父親長期有精神上的問題，那個時代的農村比較封閉，可能後天又受到一些刺激，在精神失常後，做出了這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
我知道我們那兒經常有偷東西的，但殺人是第一次。每天每時每刻都有人在離開，當你身邊的人突然地走了，你還是會受到刺激。
村子裡同年級的孩子本來就很少，加起來不過三四個，我們每天一起上學、放學，但這個小群體突然少了一個人。九、十歲的孩子心裡的那種感受是說不清的，我們也都很默契地不再提起。
九歲時，我和小學同學的合影，其中沒有我發小，發小比我低一年級。
但這件事存在的痕跡無法被抹去。發小的墳就在我們上學的的必經之路上，一個我們經常會去玩耍打鬧的河溝旁。每次經過，心裡總不舒服，特別是天色暗下來之後，隱隱地害怕。時間久了，我們很少再走那條路。
我變得更沉默、封閉了，不愛和別人交流。這種影響似乎輻射到了整個村子。熟人社會的氛圍驟然凝固、壓抑，好像一切都變了，大家沒辦法再像以往那麼和諧、愉快了。在這之後的一年，我轉去私立小學上學，和我們村好多人的聯絡自然少了。
我老家的院子。
五年級的我開始寄宿學校生活，兩個禮拜回一次家。在私立小學，老師總給我們灌輸競賽意識，他會直接點明：你要和這個同學競爭。我好像總在學習，吃飯都打去教室裡吃，交不到什麼朋友。小學畢業，我的成績是全鎮前幾名，考去縣裡最好的碭山五中，但從初二開始，成績急轉直下。
新的環境讓我有了前所未有的自卑感。縣初中基本都是縣城裡的孩子，我從農村來，在衣食住行上和他們的差別肉眼可見。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些什麼牌子。
我開始打遊戲、去網咖，像是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一樣，瘋狂地沉溺其中。以前在學習上的競爭心態逐漸消失，什麼也不管了。父母每個月給我的生活費特別少，一天三餐一共三塊錢，我只能少吃飯，省出去網咖的錢。
高中是考上了，但從高二開始，我就基本不去上課了。痴迷遊戲不是問題根本，我是厭煩上課，看到老師和課本就頭疼，覺得學這些沒什麼用。
我讀初中的學校，碭山五中。
我記得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默哀日那天，我還在逃課。我和幾個哥們翻過學校的牆，在大街上無所事事地遊蕩，走路、聊天，聽到默哀的汽笛聲，也停下來，站在街道旁默哀。雖然手頭上沒多少錢，還是捐了錢。從來沒想過以後要幹嘛，這是特別悲觀的一種感覺，只能看到眼下的事。
逃課的時候沒事幹，也會跑去同學家看電影，這是最開始接觸到電影的時候，把它當作消遣工具。除了看CCTV6，還去縣城裡的專門租碟片的地方租看。那個年代都受港片影響，我看了很多經典的流行片和動作片，黃飛鴻什麼的。不過，只是看而已，不會產生什麼啟示性的東西。我是不是喜歡電影？也沒有這樣的疑問和意識。
高考我沒考上本科，去西安的專科院校學了機電工程。專業是父母幫我選的，畢業後大機率是去工廠的技術部門做一些簡單的基礎工作。讀大專也是順從父母吧，我知道去了也是混日子。
九月開學之前，我有過兩個月的短暫出逃。因為高中在學校門口記賬吃飯，欠下了六七百塊錢，我不好意思跟父母開口，就給我哥打了電話。一來二回，我爸媽也知道這事了。一方面，我不想待在家面對他們，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於是，我自己跑去視窗買了張火車票，到北京找我大哥。
我哥高中時學畫畫，那時候他就喜歡電影。2006年，他高中畢業，先是去了杭州的富士康打工，一年之後就辭職了，瞞著父母，自己偷偷跑到了北京，參加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藝考，複試沒透過，就留在北京的工廠裡打工。
2007年，哥哥張中玉在杭州富士康打工，五一假期去西湖遊玩時拍下的照片。第二年，哥哥就離開杭州去北京了。
從北京火車站出來，我坐上一輛公交車。北京和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個樣子。車開到我哥在的大興區，又是一個村鎮，周圍的街景跟老家沒多大區別。我想我怎麼又來到這種地方了，逃不出這種環境，特別難受。
大興遍地都是小工廠，我哥在他朋友開的皮包工廠，不是一個多大多正規的廠子，說是小作坊更貼切些。從外觀上看，工廠像我小學的學校，三排平房，很低矮。老闆是我們老家的人，很多員工也都是老家那邊的，大家彼此熟悉，是一個朋友的氛圍。
在工廠裡，我幫忙幹一些剪線頭、成品打包、整理倉庫這樣的活。我幹得挺開心的，這活不用動腦子。我還喜歡上一個工廠裡的女孩，她會踩縫紉機，我每天都期盼著跟她一起工作。兩個月後，我拿著800塊錢報酬，去西安上學去了。
讀大專期間，一到寒暑假，我就會和同學一起出去打工。2009年，我去天津的一個開發區，在做風能發電葉片工廠的打磨車間裡幹活。工資很多，一個月將近3000塊。
那是一個巨型工廠，有系統的管理制度。三班倒排班，時間跨度大。早班從八點開始，夜班從半夜十二點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點。所有的工人都住在一個公寓裡，上下班有專門的大巴車接送。一到上班的時候，你就能看到一群人往外湧，大家都穿著一樣的工服，挨個上車。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廠制度的壓榨和勞工氛圍的壓抑。
工廠裡，工人被機器絞傷手的事時有發生，人的安全不能被保障。這給了我一種很直接的恐懼感。在我幹活的打磨車間，上空吊有一個齒帶裝的車輪，我總忍不住抬頭看它，擔心如果有一天它掉下來該怎麼辦？
時間被機器無情地吞噬。在那裡打工時，我不過十八九歲，很年輕。有很多年齡很大的工人，他們有的幹了幾年後當了班長，有的還在做普工。看到他們，你會不自覺地想，他們有了家庭，怎麼還在工廠裡幹這種活？每次走在他們當中，我就開始反覆問自己：我以後真的要成為他們嗎？要成為他們中的某些人的嗎？
2010年國慶，我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做工。
大專畢業後，我回了老家，去安徽蕪湖美的集團的一個分工廠，在流水線上生產空調過濾網。在我父母眼裡，這是個特別好的工作。村子裡打工的人很多，成年後，大家不可避免地要走進工廠。父母覺得有穩定收入、給你上保險和養老金，每個月除了生活，手上還能剩下點錢，一輩子就這麼過，挺滿足的。
我受不了這種溫水煮青蛙的生活。我做了八九個月，再也不願意麻痺自己了。我不可能一輩子都幹這樣的勞力活，反正也要離開，那不如儘早離開。走之前，我還沒想好退路。我給我哥打了個電話，說我不想在工廠裡待了，雖然不知道要做什麼，但只要別讓我繼續留在這裡，去哪裡都行。他說，你來北京找我吧。
到北京之後，我哥已經從工廠到北京電影學院做保安了。他住在北電C樓的保安宿舍裡，我跟他睡一張床。我沒有立馬找工作，在北京的街頭隨處溜達。整個人處於放空的狀態，但腦海裡也時不時在轉，考慮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這樣漫無目的地走到了2012年底，冬天的北京寒風刺骨，我始終記得茫然走在街上的那種冷。
保安隊裡的很多人都喜歡電影。我哥的宿舍裡，有一面牆前放了書架，上面堆滿了電影相關的書籍和碟片。他和舍友經常在宿舍裡看電影、聊電影，我聽不懂，但耳濡目染，有時覺得還挺有意思的。我哥看我每天閒來無事，問我要不要和他們一樣，也去旁聽電影學院的課，算是有個事做。
在他的建議下，我走進教室。眼前的情景和以往的課堂完全不一樣，偌大的屋子很黑，後排的窗簾被拉得嚴嚴實實。前面的投影上放著影片，老師站在講臺上講電影，放一會兒，按暫停，講幾句，再繼續放。
下課了我才知道，這叫拉片課，上課的老師好像香港中文大學的外聘教授。這節課後，我開始大量地旁聽課，打發時間。
在北電旁聽課程時，我習慣一個人坐在後排。
在電影學院，我聽徐浩峰老師的課是最多的。他講影視導演基礎和視聽語言，總給學生們放大片，講比較有特色的電影。上課時，他坐在投影旁，聲音很慢，緩緩地去講，有時候講到有意思的地方還會自己笑出聲來。他的整個狀態很穩，聽他說話特別有安全感。
他的課我會錄下來重複聽，第一年跟著新生聽了，第二年再去聽。但我跟他沒什麼交流，下課了之後也不會去找他請教問題，內容吸收了就吸收了，沒吸收我就再聽，再去吸收就行。
說來也奇怪，以前我對課堂的厭煩情緒慢慢沒有了，我決定一直聽下去。總蹭吃蹭住不是辦法，要有自己的收入來源。2012年年初，我入職了，跟我哥哥一起，在北電當保安。
最開始我在教學樓門口的崗亭，做值班保安，一個月1200塊工資，吃住都在學校裡。為了白天能有大把時間自由聽課，我主動選擇了值晚十二早七的大夜班。夜裡工作間隙，可以看書、看片。
在電影學院做保安的第一個崗位，在教學樓C樓的崗位值班。
電影專業課上的內容是有限的，大部分內容要靠課下的閱讀和拉片，老師不會一節課給你放一整部電影，他只會給你開課前要看完的片單和書單。為了看片，我花了3600塊，買了第一臺膝上型電腦，一個臺又厚又笨重的、帶光碟機的東芝。
每個月都要買書、買碟，1200塊根本不夠花。沒錢買碟了，我就在網上找片子。2013年，微博上有很多電影大V，他們會發影片資源，我會提前收藏下載好，放在硬盤裡，晚上值班間隙看。
夜裡沒什麼人的時候打個盹，白天我基本不睡覺了，直接去上課。現在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年輕的時候，體力真的能支撐我這麼幹。
當時自學看書時，我做的讀書筆記。
那兩年是我大量積累的時間段。拉片的同時，我會自己做筆記，還把電影下載下來，重新剪輯。這是我在自學過程中自己摸索出來的學習辦法。我記得《教父》這部影片，我就是先把鏡頭都剪開，再去分析它。《教父》三部曲講述的時空是錯亂的，年代穿插在一起，還有很多回憶鏡頭，如果直接分析，會非常亂而細碎。剪開後按時間順序捋順，能更明確地感受鏡頭排程。
我所有心思都撲了在電影上，根本沒空想著玩，恨不得吃飽了就趕緊學習去，時間上算得特別精密。別人的一天可能只有上課的七八個小時，我基本上二十個小時不睡覺，腦子一直在轉。有時候看一些東西吸收不進去，但我還是覺得，看了總歸是好的。
在電影學院的圖書館，我坐在地上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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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電的學生們一起上課，總有自己差了人家太多的感覺。專業知識方面倒還好，主要是積攢。人家可能初中就喜歡電影了，看了大量的電影，或者初高中就喜歡畫畫，受了很多美學的影響，而你才開始慢慢接觸這些東西，當然差太多了，不止一星半點的。所以只能補，直到現在這種緊迫感還追著我，我每天要堅持閱讀和看片，不然感覺自己會退化。
學校裡的保安經常會換崗位，因為人員流動性大。在保安亭幹了小半年之後，我被調到了監控室，這個崗位缺人，需要我去頂替。
每晚十點，我和同事在宿舍大門口集合。每天早中晚集合三次。
監控室裡的工作很簡單，坐在北電C樓的機房裡，盯著十幾塊螢幕，看校園裡各個角落。一般不會發生什麼大事，偶爾有學生會丟東西，像腳踏車一類的，就來調監控查一查。
眼前的監控螢幕，給了我電影方面的靈感。後來，我在考北電專升本面試時提起了這段在監控室的經歷。它給了我關於拍攝視角的東西，讓我有在電影空間上的創作靈感。我漸漸發現，有一些好的電影作品，也用到了監控視角。徐冰老師的《蜻蜓之眼》就是利用網上找到的一些監控素材，剪輯成的一部電影。
監控的元素和視角在我導演的第一部作品《最後的告別》中也有體現。我有這方面的經歷和體驗，在寫劇本和完成影片時，我就想放進去，展開一些嘗試。
在監控室，我也有比之前更多的，自由學習的時間。我學寫劇本、學拍短片，沒事就跑去圖書館，還從北電跑去北大蹭課。北大有個老師叫李洋，在北大藝術學院當副院長，他講哲學和電影的關係，翻譯過很多福柯的電影理論書，我上了一段時間他的課。
我在電影學院的監控室值班，一個人盯著面前十幾個監控螢幕。
我們那個時候，是學習氛圍最好的時候。隊裡大概有10個左右的保安是特別喜歡電影的，我們玩得好，聊得也多。我哥哥當時已經開始自己拍一些紀錄片，2013年，我也開始自己拍短片了。
其實，我拍的都不能稱之為“短片”，頂多算習作。在電影學院，好多正規的短片都有專業的裝置、專業的班底，拍一部也要十萬、二十萬的。我沒錢買裝置，就用手機拍。用什麼裝置不重要，只要能把我想表達的畫面，呈現出來就行。
做保安夜班巡邏時，拍的電影學院金字塔，獲得“學院獎”的導演，名字都會被刻在金字塔上。
我買的第一部手機就是特別普通的諾基亞，能開機、關機、錄影片，就能滿足我所有的需求；第二部才是智慧手機，拍得挺好的，我用它拍了個我挺滿意的恐怖短片。有時候也能借到單反相機，同事裡有學攝影的，需要有自己的裝置，我就拿他們的單反相機拍幾天。
沒錢請演員，我們就互相幫忙演。我當時短片的大部分主演都是我同事王耀德，《最後的告別》的男主角也是他。他長得有點像張國榮，身上還有一種憂鬱的氣質。有耀德在，同事們的短片作業輪不到我來演，我給大家做攝影、做剪輯比較多。互相搭夥拍片子，拍完後大家一起出去吃頓飯，這事就算解決了。
電影學院旁邊有一個串吧，七八年前，我拍完第一個短片的時候，在這裡請同事們吃的飯，那頓花了我800多塊錢，相當於我半個月的工資了。這回從FIRST領獎回來，我們又去那個串吧聚了一次，坐在那裡，以前的日子還歷歷在目。
睡在我對面的同事王耀德，他是我大部分短片的主演，長得很有氣質。
最開始拍短片，我拍驚悚題材和實驗短片比較多。驚悚片的型別，很能鍛鍊拍攝和剪輯的手法；實驗短片不規定主題和視角，沒有規則，創作比較自由。我曾拍過的一個新聞主題短片，以2014年馬航空難和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為原型，把王耀德的表演和網上找到的相關影片素材拼貼到一起，從無到有，嘗試讓一段影像變得有意義。
拍完後，內部參與人員和同事之間會看一看、聊一聊，但我基本不會拿去給老師看，因為往往在拍攝過程中，我就能意識到這個片子的問題所在，吸取了經驗之後，再用在下一部短片裡。
在電影學院拍短片作業，單反是找攝影專業的同事借的，攝影是同事陳坤陽。
那時候的片子，說是拍出來的，實際上是攢出來的。十分鐘左右的片子，也需要厚厚地積攢，好好發力。畢竟費時間不說，還費朋友，要請朋友給你幫忙。
即便這樣，也不覺得苦和累。因為心裡喜歡，不然我也不會拍這麼多，有很多人在這些拍攝的練習中，發現自己不適合、不感興趣，肯定就放棄了。能堅持下來，還是因為想做，然後就做了。這是自然而然的，你不會覺得你在堅持些什麼。
現在回過頭來再想，我都覺得挺苦的。冬天上班那麼冷，也睡不好，白天還要去上課。人在二十二三歲的年紀真是簡單，想不了那麼多，而且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大群人一起。大家都因為對一個東西的喜歡聚在一起，生活上是拮据，但狀態是輕鬆的，沒啥壓力。
每年我都會去電影學院畢業作業展映現場，看看本科生和研究生拍攝的作品。
為了讓學到的東西更系統，2012年，我考了北電繼續教育學院的專升本，去讀導演劇作方向。
備考時長總共才一兩個月，考試內容基本是文化課，還有專業課方面特別簡單、基礎的知識，這幾年旁聽課和讀書閱片的積累足夠應付了。在繼續教育學院，每週只有兩到三天上課，剩下的時間，還是去旁聽別的課。
我哥哥先是考了北電的專科，後來也考了繼續教育學院的專升本，我倆成了同班同學。
從2011年來北電做保安，到2015年從繼續教育學院畢業，這四年是最開心的。
2015年，我從北電繼續教育學院畢業，拿著學士服準備拍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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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快要畢業之前，我開始意識到，即將離開學校、踏入社會，我要去做一個新的選擇了。電影學院是夢開始的地方，也是夢結束的地方。離開這裡就意味著要面對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到底要不要做這一行？很多人都做不下去，因為它很不固定，一個準備了三四年的專案，可能說流產就流產。但不做這行，你又要做什麼？
校園對於我們這些有電影夢的人來說，就是個“安樂窩”，待久了，就不想離開。你不打破這個保護罩，永遠不知道後面怎麼走。我從學校搬出來，在北電小區租了一個次臥，一個月1500塊房租，靠接一些剪宣傳片這樣的小專案養活自己，一個月能賺個4000塊左右。除了電影，我沒什麼其他擅長的事，還是打算留在這個行業裡。
剛畢業時，我在北電小區出租屋裡的自拍。
有些電影學院出來的學生不樂意做小專案，覺得做這些東西配不上他的才能，但我不這麼想。不管是多小的專案，我做得都挺用心的，你能賺錢，還能學到很多東西，看你願不願意花時間去做。
唯一的不好是，接的活都是商業專案，長時間下來，更多商業專案找來，費用更高，你覺得能靠這個掙錢了，生活過舒服了，你就會忘記想做的那些東西。為了讓自己不跑偏，我每天一定要看一部藝術類影片，保持對電影作品的感覺。
我在北電讀書時就開始剪輯了，這是我第一次剪輯短片作業。
這樣的生活直到2016年才發生了一些微小的改變。一次偶然，我在朋友圈裡看到，有部電影需要剪輯，地點在廣州。我私聊報了一個很低的價格，對方一口答應，我沒多想，揹著包就去廣州了。
去了之後，我才知道，這部電影的監製是彭發導演啊。他是剪輯出身，《無間道》的剪輯就是他，你想想，還是挺厲害的。
我以為這部片子有剪輯指導帶著我一起剪，所以當初報了個低價，沒想到，去了之後才知道，複製素材、做代理、剪輯，全都是我一個人來。
我作為剪輯師，和彭發導演合作。
這是我第一次剪劇情長片，心裡特別興奮。第一天坐在那，剪得我忘了時間，忘了吃飯，從上午一直到晚上。剪完突然站起來的時候，一陣頭暈，我才想起來，可能是沒吃飯。每天都一個人這麼剪，第二天彭發導演來看片。
彭發導演拍攝的素材少，他在拍之前可能就已經規劃好如何組合利用素材了。我從他那裡學到的主要是剪輯手法和如何更為細緻地處理素材。但我受到他的影響很少，確切地說，有時候我還需要同他的影響抗衡。因為我們的風格不同，我要保持住自己的風格。
彭發導演來大陸拍片子之後，一直沒有遇到合適的剪輯，我們的第一次合作蠻順利，從合作這部影片後，我們就一直合作到現在。
我一直在北京漂著，平時很少跟爸媽聯絡，一兩個月不知道能不能打一通電話。我哥哥也在北京，他主要研究編劇，一直在接一些紀錄片專案，平時自己也寫劇本。我們交流不多，偶爾聯絡一次，聊的都是彼此最近手頭上的專案和想法。
哥哥在我出租屋裡的照片，我倆不住在一塊，大多數時候都是各忙各的。
父母對我倆幹這一行，沒太支援，也沒否定。我們能掙錢養活自己，他們倒是覺得挺不錯的，最起碼能吃飽飯了。只是年齡越來越大，要面臨的現實問題也越來越多。
二十三四歲，就到了我們老家那邊結婚的年齡，我媽總髮愁這個事。她有時候唸叨，說我還不如回到工廠，起碼能認識一些女同事，找個人結婚就得了。他們不想你飛黃騰達，也沒想著你要拍出厲害的作品，這些都跟他們沒關係，他們就想你趕緊完成這項人生大事。
老家的親戚見到我爸媽總問：你家孩子現在在做什麼？一說電影，反應都是：怎麼還做電影啊，這東西不靠譜的；又問，他們怎麼還沒辦大事啊。電影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沒什麼概念的。爸媽的壓力也很大，有過爭吵。我爸相對而言更支援我一點，會偷偷給我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媽不開心了，快安慰安慰她。
2015年到2018年，我一直做的都是剪輯。剪這些專案，只是學習、是訓練、是對自己輸出能力的試探，它還沒有完成一個表達。並不是我沒有表達的慾望，是我很清楚，自己導演一部片子，要花多少錢和精力。
我的剪輯工作照。
【如果你也想講述自己的故事，請發“私信”告訴“自拍”】
沒有哪個導演不想拍自己的作品。這種想法早就在我心底萌生了。2015年畢業後，大家各奔東西，我做了剪輯，其他同事有的去了廣告公司，有的進了網際網路，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後，大家都在變化和成長。但是留在北京的人，我們基本每個月都會聚一次，喝酒吃飯，不在北京的，平時也總打電話聊天，關係沒有隨著距離切斷。
2017年的一次聚餐上，我說想拍自己的第一部影片。當時是覺得兩年以來，自己在電影製作方面有了一些經驗，接觸過不同的專案，也和一些導演合作過，好像有點能力了。還有，五年來的積累和不間斷的練習給了我很大底氣。
大家聽我這麼一說，都挺支援的，說想弄就弄吧，就這麼一下子找回了原來的班底。那麼多年的朋友，想一起做一件事，還想把這件事做成，這就是電影《最後的告別》起步的地方。
拍什麼呢？在接觸電影的過程中，賈樟柯的作品對我影響很大。我記得我看他拍的《小武》，非常驚訝，裡面的人物特別像以前在老家我身邊的那些人，他們的穿著打扮，每天做的事、說的話，都跟影片裡差不多；片頭那輛破破爛爛的公交車，就是我每次從學校回家要坐的公車，一模一樣。看完我才知道，哦，原來電影可以這麼拍，生活中的場景都能呈現在電影裡。
那就拍一個小城鎮的故事，關於家鄉的故事。雖然離開家鄉已將近十年，但家鄉的那些人和事，在記憶裡很清晰，它們離我很近。發小的那件事是家鄉記憶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給了我很多創作劇本的靈感。
寫好劇本後，我沒找到任何贊助，當時我還不懂創投，也沒什麼人脈，要拍的話只能自己籌錢。我和保安隊的同事，還有幾個朋友每人掏了十幾萬，硬湊出來啟動資金。這些錢我不能給人家白花了，要做很充分的前期準備，甚至要想到片子呈現出來是什麼樣子。這不是一拍腦袋就去做的事。
2019年， 開拍前，我和當年保安隊的同事，大概十二三個比較熟悉的人，碰在了一起，又透過朋友介紹，低價找來了在拍攝現場幫忙的人，最終組成了這個人最多時，才有二十多人的小團隊。片子的拍攝成本很低，拍攝地在河南農村，我的製片人，也是我保安隊同事陳坤陽的老家。那地方他比較熟，很多拍攝場地方便溝通。
2019年，我開始拍第一部長片《最後的告別》，這是在河南平頂山郟縣梁莊村拍攝時的幕後工作照。
這部片子講的是一個聾啞人的故事。王耀德是主演，正式開機前兩個月，我提前把他安排到農村住，也讓他去聾啞學校提前體驗生活。剩下的演員都需要我們自己找。剛開始招募時，有一些職業演員投簡歷，我們在北京見了一波，但他們大多都需要經紀人安排檔期，在拍攝週期和資金上，我們都無法滿足他們。
最後我們決定，片子既然是農村題材，那就在當地找合適的人來演。我們在村子裡找了聾啞小男孩、母親和爺爺的扮演者，都是非職業的。
片子裡還有三頭牛。在電影裡，小孩和動物是最難拍的，這倆都沾上了，就只能慢慢磨合。不過在拍的過程中，我們還是蠻和諧的，大的戲拍完後，一些我們找來幫忙的人員接了其他專案，我也就讓他們離開了。二十多人的團隊演變成更小的部隊，把剩下的散景補完。整個拍攝週期為一個月。
電影《最後的告別》劇照，這是主演王耀德和牛。
最大的困難出現在影片製作的後期，就是沒錢了。前期拍攝的時候，錢剛剛夠，到了2020年，我自己完成了剪輯之後，剩下的聲音、調色、音樂，就非常艱難。這些都是硬性要花錢的地方，大概需要幾十萬，但我們已經沒錢了。去年，我帶著片子，去了平遙國際電影展“發展中”電影專案，這個計劃有專門的獎金，可最終我沒拿到。
那段時間我很失落，整個人狀態都不對了。但這片子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我們整個團隊的。我意識到這種狀態不能持續得太久，要趕緊想辦法走出來，又立馬開始接剪輯的活，賺錢。拍片子這兩年我都沒時間接活，到了這一步，沒辦法，只能自己掙錢往裡面填。好在最後都完成了。
電影《最後的告別》拍攝現場工作照片。
今年六月底，《最後的告別》收到了FIRST官方的入圍郵件。拍的時候，我沒想過要用它來參賽拿獎，因為一有這些雜念，片子肯定拍不好，等作品出來了，參賽可能就是個很自然要走的流程。FIRST電影節的參賽群體比較年輕化，相對來說也不那麼商業，對新人導演來說，是個比較合適的選擇。
七月底，我們團隊帶著片子去了西寧的影展現場。最佳導演的獎項是先開獎的，有12個候選人。說實話，叫到我名字的時候，我沒有太興奮，一般一部片子只能拿一個獎。沒想到，最後最佳劇情長片的大獎也頒給了我們。那個時候我才激動地跳起來，這是對我們整個團隊的認可。我想和他們一起共享這個榮譽，他們是我這十年裡面，非常重要的朋友，以後也是。
我們團隊獲得最佳劇情長片大獎，大家一起走上舞臺領獎。
獲獎不算是意料之外。非常投入地去做一個好東西，早晚會被認可。這只是我的第一部，剛剛開始而已，我會繼續拍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我爸爸當時也去西寧了，他沒有票，不能入場，我哥給他發了連結，他在酒店裡，用手機看了頒獎的同步畫面。看到我拿獎，他激動哭了。他曾經對創作和表達也有情感，因為自己的種種原因，沒有做出來。看到我有了一點成果，對我更有信心了，可能也覺得替他達成了某種願望吧。
我媽媽沒來西寧，她嫌機票貴，說是亂花錢。拿完獎的第三天，她給我打電話了，說到最後，又催我趕緊結婚，我說這剛拿完獎，都不能緩一個月嗎？又回到現實，要面對現實。
在河南省魯山縣，電影劇組拍的殺青照。
這段時間，挺多媒體也聯絡我，想採訪我，除了因為我拿獎，還因為我以前是個保安。
我不是那麼願意說這個。以前在北電聽課的時候，我從來沒跟老師和同學說過我是保安，也很少跟他們有交流。我不想別人因為我的身份而對我有什麼看法，好的壞的都不需要有，因為一旦加入身份屬性，別人就會對你有不一樣的眼光。關係好的人我也不說，好多跟我認識七八年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做過保安。
有可能是因為我的自卑吧。這種自卑感可能來源於我出生的環境，一直伴隨著我，延續到現在。它已經是我的一種性格，是骨子裡的東西。我現在覺得這不是個壞事，我也不排斥、不反感。對我這個職業來說，它讓我不把自己放在太高的位置，看人看世界有另一種視角，我覺得挺好的，能讓我拍好東西就行。
至於為什麼喜歡上電影，沒有什麼明確的答案。就是在二十歲左右，一個人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的時候，正好電影把你抓住了，你也很興奮地看到了它。你們產生了一些火花，這些火花就一直延續下來。
從初高中那種，成天瞎晃悠，整個人都是飄的，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的狀態，到工廠裡機械重複工作，找不到活下去的意義是什麼的狀態，再到現在，可以說是電影救了我。它在現實生活上給我的幫助或許不多，但在精神層面上給了我很多東西。是這個微弱的火花，給了我生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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