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曹爭霸的歷史背景下，荀彧曾提出“四勝論”，即從“度、謀、武、德”四方面，論證曹操優於袁紹。

同時代的郭嘉，也曾提出“十勝十敗論”。其立論根基與荀彧相同，可見這種自我激勵的行為，在曹營內部非止一例。

注：四勝論見《荀彧傳》，十勝論見《傅子》，文多不引。

有鑑於此，後世讀者往往會認為“四勝論”、“十勝論”代表著歷史大勢，甚至因此欽佩荀彧等人的高瞻遠矚，但實際則不然。

“四勝論”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是因為曹操是官渡之戰的勝利者，所以曹營方面的言論才能得以保留。

從史料記載看，沮授、田豐、許攸、審配的才華並不在荀彧、郭嘉之下，他們彼時也必然為袁紹提出過許多精闢的戰略見解。只不過由於袁紹的失敗，其謀主的言論便無法得到廣泛宣傳，最終歸於散佚。

一言蔽之，即以成敗論英雄，以結果推過程。認識到這一點，便能夠更加接近歷史的真相。

透過爬梳線索，可以發現無論是荀彧提出的“四勝”還是郭嘉提出的“十勝”，與真實情況均相去甚遠，只不過是“成王敗寇”邏輯下的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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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勝論”與“十勝論”的關係

《荀彧傳》記載了四勝論，《郭嘉傳》注引的《傅子》則記載了十勝論。

概而論之，四勝論是從“度、謀、武、德”四方面展開論述，十勝論則是從“道、義、治、度、謀、德、仁、明、文、武”十方面展開論述。

比對《荀彧傳》與《傅子》，可知郭嘉的立論與荀彧幾乎完全一致，連措辭也高度相似。

（袁）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曹）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魏書 荀彧傳》

（袁）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曹）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傅子》

郭嘉：曹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

《傅子》的作者是傅玄，他與《魏書》作者王沈、《魏志》作者陳壽處在同一時代，可知“四勝”與“十勝”的基礎史源應該相同。

《荀彧傳》稱此言論的主要作用是激勵曹操，達到“強弱易勢”之目的；《傅子》也明確表示，郭嘉獻策的背景是“曹操欲討袁紹而力不敵”。

（袁）紹既並河朔，天下畏其強……（荀）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魏書 荀彧傳》

太祖謂（郭）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並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傅子》

可見“勝論”的本質是一種精神鴉片，主要起自我安慰的作用。

至於這種安慰劑式的言論，最初的提出者究竟是荀彧還是郭嘉，則難以定論。不過按郭嘉與荀彧同為潁川出身的背景來看，這份言論的原始底稿很有可能是潁川集團共同擬定的。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魏書 荀彧傳》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魏書 郭嘉傳》

按人際關係來看，郭嘉是由荀彧引薦，存在裙帶勾連。按職能分工來看，荀彧擔任尚書令，留鎮後方；郭嘉是隨軍謀主，常在前線。

先是，（荀）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魏書 荀彧傳》

（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魏書 荀彧傳》

（郭嘉）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魏書 郭嘉傳》

照此論之，“勝論”很有可能是潁川集團的共同意見，只不過在不同場合下由不同的人物負責陳述進諫，因此出現了“四勝”、“十勝”等不同版本。

“度、謀、武、德”的邏輯構建與歷史的真實情況

在“四勝論”中，荀彧從“度、謀、武、德”四方面展開陳述，力圖貶低袁紹，抬高曹操，達到激勵士氣的目的。

鑑於歷史的後續發展，確實很容易令人誤以為荀彧有“未卜先知”之能，甚至因此神化歷史人物。

然而從史料的相關記載及諸多旁證中，卻可以發現荀彧提出的“四勝”並不符合實際情況，甚至與真實情況南轅北轍。

官渡之戰持續一年有餘（199-200），戰況非常膠著，可知袁、曹實力相似。戰爭的最終結局實際是由“許攸叛變”、“烏巢失守”等偶然因素導致，並非“四勝”之效驗。

以下按照“度、謀、武、德”四方面，依次比對袁、曹雙方的實際情況。

（1）度勝

荀彧認為“袁紹外寬內忌，猜忌多疑；曹操明達不拘，唯才所宜”，因此在氣度方面超過了袁紹。

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魏書 荀彧傳》

這當然不是歷史的真相。

袁紹外寬內忌不假，曹操的雄猜陰刻，卻遠勝袁紹。

《崔琰傳》記載“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皆見誅”。《曹瞞傳》記載“曹操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諸葛瑾傳》記載“曹操殺伐過差，離間骨肉”。

至於劉勳、婁圭、許攸這些功勳宿將，先後被找藉口誅戮；連劉備也認為曹操“必不容己”，最終棄官出走。

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書 崔琰傳》

（劉備）揆彼（指曹操）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蜀書 先主傳》

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皆見誅

由此可知，曹操猜忌多疑、刻薄寡恩乃是漢末群雄的共識，荀彧稱袁紹“外寬內忌”不假，但稱曹操“明達不拘”則不然。

曹操的“任人唯賢”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立場堅定地支援曹氏代漢，否則必死無疑。

荀彧雖然極力鼓吹曹操“明達不拘”，他自己卻因為阻撓曹操篡漢而慘遭賜死（212）。可以說是歷史的巨大諷刺。

（荀）彧病留壽春，（曹）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後漢書 荀彧傳》

（2）謀勝

荀彧認為“袁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曹操能斷大事，應變無方”，因此在謀略方面勝過袁紹。

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魏書 荀彧傳》

這也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

袁紹自初平元年（190）起兵，以渤海郡一隅之地，鷹揚河朔，先後吞併了河北地區的各方勢力。

自初平二年（191）開始，袁紹陸續兼併韓馥、掃蕩黑山，又驅逐盤踞青州的孔融與田楷，最終在建安四年（199）消滅了幽州的公孫瓚，成為黃河以北的霸主。

十年不到的時間，袁紹便從一介郡守，成長為“據四州之地”的巨無霸，可見他絕不是“遲重少決，失在後機”的寡斷人物，而是“豪俠得眾，懷雄霸之圖”的英明之主。

袁紹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

官渡之戰爆發於建安四年（199）八月，直至建安五年（200）十月方才分出勝負。這充分說明袁紹具備打持久戰的本錢與實力。

（四年）秋八月，（曹）公進軍黎陽……（五年）冬十月，（袁）紹遣車運谷，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魏書 武帝紀》

按《武帝紀》記載，袁紹在官渡之戰中，士卒精銳，糧草充裕，長期佔據著主動權；曹操卻陷入“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的窘狀，甚至一度斷糧，險些被袁紹消滅。

時（曹）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袁）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魏書 武帝紀》

照此論之，袁紹與曹操實乃旗鼓相當的對手，在謀略方面並不存在顯著差異。

（3）武勝

荀彧認為“袁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曹操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因此“士卒雖寡，皆爭致死”，在武力方面也勝過袁紹。

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魏書 荀彧傳》

然而從史料來看，所謂“士卒雖寡，皆爭致死”不免言過其實。因為官渡之戰時，曹操的左右之人便暗通袁紹，圖謀行刺主君。這明顯是上下離心的明證。

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許）褚常侍（曹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許）褚休下日，（徐）他等懷刀入。--《魏書 許褚傳》

同時，對三國史稍有了解的讀者便知道，袁曹雙方在兵力、武備方面的直觀差距是最為明顯的。

這種兵力差距，不要說荀彧、曹操瞭然於胸，連寄居許縣的名士孔融都心知肚明。

孔融當時失去了北海郡，逃到許縣做寓公；他公開聲稱“袁紹地廣兵強”，還極力鼓吹田豐、許攸、審配等人才幹。

（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丑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後漢書 荀彧傳》

孔融在青州割據時曾與袁譚交過手，當然瞭解袁紹軍隊的實力，因此這番言論其實很有借鑑意義。

（孔融）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壞眾亡，身奔山東。--《九州春秋》

但荀彧聞言，卻立刻反駁孔融，還極力貶低田豐、許攸、審配、逄紀等人的才幹，最後得出結論“袁紹兵雖多，而法不整”。

（荀）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後漢書 荀彧傳》

從荀彧氣急敗壞、口不擇言的態度中，不難看出“武勝論”並無邏輯可言，實際就是廉價的精神鴉片。

荀彧：袁紹兵雖多而法不整

至於荀彧提到的“御軍寬緩，法令不立”，也並非袁紹的問題，而是因為審配、沮授、田豐等河北豪強樹大根深、恃寵而驕的緣故。

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魏書 王修傳》

（郭）圖等因是譖（沮）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獻帝傳》

宗法社會中，地方豪強不聽調遣的情況比比皆是，曹操在兗州也曾面臨過“百城皆叛”的尷尬局面（見《程昱傳》）。因此統治者對豪強大族的羈縻安撫，只是尋常慣例，並非袁紹的個人問題。

直至袁紹死後（202），袁紹集團的謀主也並未背叛袁紹家族，僅僅是分裂為袁譚系與袁尚系，繼續對抗曹操。連“三郡烏丸”這種邊地蠻族，也厚待袁尚兄弟，可見袁紹的統治基礎相當廣泛且穩定。

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袁）紹所厚，故（袁）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魏書 武帝紀》

因此即使袁紹已死，曹操仍然耗費了整整五年時間（202-207），才徹底消滅袁紹諸子的殘餘勢力。

（十二年）九月，（曹）公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即斬（袁）尚、（袁）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魏書 武帝紀》

由此可見，無論是“御軍寬緩，法令不立”還是“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均是不實之詞。

（4）德勝

荀彧認為袁紹沽名釣譽，曹操以至仁待人，因此“寡能好問者”多歸袁紹，而“忠正效實之士”則投奔曹操。

（袁）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曹）公以至仁待人……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鹹願為用，此德勝也。--《魏書 荀彧傳》

在這種敘事構建下，曹操之“德行”遠勝於袁紹。然而歷史真相絕非如此。

如果說“度勝、謀勝、武勝”尚有商榷餘地的話，“德勝”便無疑是純粹的吹捧之詞，與事實南轅北轍。

袁紹是世家子弟，累世公卿；曹操是宦官子弟，贅閹遺醜。就連荀彧也不得不承認“紹憑世資，從容飾智”，曹操則認為自己“本非巖穴知名之士”，頗有自卑之感。

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讓縣自明書》

關東起兵之初，諸侯“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袁術當時看到“豪傑多附於紹”，還氣得口出惡語。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袁）紹為盟主。--《魏書 武帝紀》

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後漢書 袁術傳》

就連後世的陳壽，在撰寫《三國志》時也表示“袁紹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充分肯定了他的容貌、氣度與名望。

袁紹、劉表，鹹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魏書 卷六》讚語

袁紹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

需要注意，“德行”在漢末之世，本身就含有“門第閥閱”的隱喻。比如曹操《求賢令》中探訪的“至德之人”，便是指尚未出仕的地方名流。

注：“尚德行”的釋義，見柳春新《曹操用人政策考實》。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求賢令》

因此如果單論“德行”，曹操這種宦官子弟，根本不具備同袁紹較量的資格。荀彧也清楚這一點（其岳父唐衡亦是宦官），所以他十分巧妙地偷換概念，表示投奔袁紹的都是“寡能好問”的假名士，投奔曹操的才是“忠正效實”的真名士。

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荀）彧。父（荀）緄慕（唐）衡勢，為（荀）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典略》

實際彼時黃河以北的名豪大俠、富室強族，幾乎盡數歸於袁紹，連漢末儒宗鄭玄也被袁紹延攬至麾下。

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後漢書 鄭玄傳》

至於曹操的幕府，相比之下則冷清許多。在荀彧到來之前（191），曹操麾下僅有少數宗族姻戚（諸夏侯曹氏），以及兗州的“文俗之吏”，可謂門可羅雀。

更不必說，荀彧作為曹營中首位具備政治聲望的名士，也是來自袁紹麾下。可見袁、曹雙方在人才眾寡方面，差天共地。

初平二年，（荀）彧去（袁）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魏書 荀彧傳》

小結

無論是“四勝論”還是“十勝論”，均屬於特殊環境的特殊產物，其政治意義遠勝於實際意義。

這種言論無視客觀現實，多所粉飾，甚至不惜透過偷換概念，用以虛張聲勢。

荀彧、郭嘉等人的才略智計當然不止於此，但這種諱敗為勝、顛倒黑白的言論，也確屬無奈之舉，與當時的歷史環境息息相關。

“四勝論”的提出背景，是在建安二年（197）曹操慘敗於張繡之後，彼時曹營人心浮動，曹操也痛失子侄（曹昂、曹安民），亟需精神安慰，因此這種惑眾之言才能大行其道。

（張）繡敗太祖軍於宛。（袁）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魏書 荀彧傳》

不過隨著官渡之戰（200）以後的強弱易主，曹操集團控制了輿論的主導權，因此“四勝論”也便愈發流行，與郭嘉的“十勝論”並行於世。

令人惋惜的是，袁紹雖然在“度、謀、武、德”四方面力壓曹操，但最終卻因為種種偶然因素輸掉了官渡之戰；因此他的種種閃光點，也被隨之抹煞。

“成王敗寇”一貫是歷史書寫的底層邏輯，袁紹也因此淪為歷史的陪襯角色，甚至是並不光彩的陪襯角色。

在這種敘事邏輯的指導下，公卿世家出身的袁紹，在“德行”方面竟也輸給了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這種“顛倒黑白、過猶不及”的歷史構建，無疑是天大的諷刺。

概而論之，無論是“四勝”還是“十勝”，與歷史真相均相去甚遠。不過透過對袁曹雙方“度、謀、武、德”的分析比對，倒是有助於釐清歷史真相，並理解官修史書的構建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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