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的情本體是用西方標準曲解中國文化的典範，學術急需去西化

著名的學者啊李澤厚在美國去世了，也是90多歲了。注意，是在美國去世。那麼一個學者，尤其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啊，然後在美國定居，這意味著什麼。

那其實我之前有一個，一個觀點啊，研究我們中國文化的人，研究儒家的人，如果逃離中國大陸，一定是二流的，一定是不入流的學者。實際上李澤厚他也是有這個傾向。

中國文化有兩大基本特徵。一是義理-心性的，二是實踐的。中國文化的傳承有學術和實踐兩條線，但基石是實踐線。儒家義理不僅寫在四書五經中，更寫在人民的實踐中，寫在中國大地上。逃離大陸便意味著遠離中國文化之基石，緣木求魚。因此逃離大陸的中國文化學者、新儒家們一定是淺薄之輩，是見利忘義的學術投機分子。

所以身在美國的“新儒家“余英時有儒家已成遊魂說。不是儒家成孤魂野鬼，而是他自身成孤魂野鬼。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從學術上來講，李澤厚其實屬於民國遺老的這個範疇。當然如果算民國遺老的話，他還是要年輕一點啊。他是出生於1930年。但是在學術上，他確實很好的繼承了這種民國的傳統。

那民國的傳統是什麼？就是否定中國文化、全盤西化。那麼從辛亥革命之後，從新文化運動之後，就在學術上主張全盤否定中國的東西，然後全盤西化。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的學術風氣是這樣的。

研究中國文化的人，也是用西方文化的標準去研究中國文化，那這樣的話其實是扭曲的。包括對歷史。我們現在為什麼會有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就是以西方的標準去看中國的歷史。然後凡是和西方不相符的就是否定她、扭曲她。

那研究中國文化也是一樣的，拿西方的標準當成一個標準了。那其實西方的文化呀，從我們中國的框架來看，他是屬於蠻夷的範疇。

那麼我們知道啊，西方的現代文化、現代文明，他其實有一個基本的背景是什麼，就是去宗教化。那就是從基督教到現代文明，他是有個所謂的世俗化、去宗教化，包括理性化，去宗教化、世俗化他就等同於什麼理性化。那他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那麼從西方的標準來講，現代文明是西方去宗教化的一個產物。但是有一個問題很少人去問，就是說你說去宗教化，你真的去宗教化了嗎，你去宗教化徹底了嗎。所謂的去宗教化的話就是去迷信化，那你真的去徹底了嗎。

那實際上來講，只有站在中國文化的框架下，才能看清這一點。那他是沒有去徹底。現代文明啊，其實是依然保保留了這種宗教因素啊，他只是在形式上來去宗教化。就是打倒神了，打倒上帝了。打倒神打倒上帝，但是你並不是說真正的去宗教化了，不是說真正的就不迷信了。

我們說迷信的話，就是說迷信一個虛構的東西。我們說宗教迷信，那就是說你這個神，你是虛構的對吧。沒有神，現在大家都知道沒有神。那沒有神，你相信他，而且你認為他是世界上最權威的東西，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的創造者和支撐者，那就是迷信。

當然從技術上來講，那麼去虛構這個神，然後讓人去信仰，是有一種教化，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叫宗教。也就是《周易》說的“神道設教”。但是從根本上來講，從這個認識上來講，你是迷信。

西方現代文明他去宗教化，那他認為是一個進步，但是呢，儘管說在形式上，你打倒了上帝對吧，不過呢，在思維的深層，在基本的思維方式，你並沒有真正的去宗教化，沒有真正的去迷信化。

什麼意思，就是現代文明因素中，尤其是現代學術中，那麼他依然保留了一些虛構，一些虛構的概念，而且認為這些虛構的概念，象宗教中的神一樣，是這個世界上最根本的東西啊，是世界的本體。

注意，我說這個李澤厚，他就是繼承了這個民國的傳統啊。就是李澤厚他的研究的套路，其實也是這樣的，用西方文化的標準去看中國文化。或者說把中國文化硬塞進西方的這個框架中。

最典型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情本體”。李澤厚晚年接受採訪的時候，非常引引以為傲，很自豪的是，他說自己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創新，就是提出“情本體”。

那麼要真正理解情本體，就要理解西方文明基本的背景。就是剛才我講的，是基於本體論的，是本體化的，尤其是現代西方學術。李澤厚也就認為中國文化也應該有一個本體，努力將中國文化本體化，將儒家本體化，努力為中國文化找一個本體。

於是他就認為中國文化是情本體的。很少人能夠真正的能夠看清楚，這個情本體它到底意味著什麼，包括李澤厚自己。

從根本上來講，我們應該看清這一點，他是拿西方的文化的框架，去衡量中國文化，或者把中國文化套入西方文化。其實是一種曲解、扭曲。所以呢，李澤厚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是破壞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

我們說歷史虛無主義，他其實是一種比徹底的否定中國文化稍微好一丟丟，也是一種文化虛無主義。

所謂的本體是什麼意思。這個本體啊，屬於哲學概念，那其實他就是神。更準確地說，它就是去宗教化不徹底的一個產物。神的話是世界的創造者，世界的支撐者，而且它是有著人的屬性，與人同性甚至同形。事實上神就是人格化的世界本體。而哲學、科學的本體，只是把神中的部分的人格化屬性去掉了，即去宗教化。

現代西方他說去宗教化，把上帝把神去掉了，他其實只是去掉了一部分，僅僅實現形式上的、區域性的去宗教化。

神的核心特徵之一就是人格化，有人的情感和理性。多神教的神甚至還有人形，有具體的神像和神廟。從多神教到一神教，事實上也是區域性的去宗教化，把人形的部分去掉了，即所謂的去偶像化，實現神的抽象化。從基督教（一神教）到哲學、科學，同樣是區域性的去宗教化，把神的人格屬性的一部分再次去掉，這次去掉的主要是人的情感，而保留了理性。

所以西方近代哲學就是以理性主義開端，其所謂的創始人是笛卡爾。

實際上，我們漢語中是不存在西方哲學中理性主義的東西的，但是我們用“理性”來翻譯它，實為似是而非。理性主義其實不是理性，而是迷信。這個理性不過是神去掉情感後的產物，依然是神的，依然是本體的。

笛卡爾式的理性認為，所有的知識都先驗的存在於理性這個精神實體中。實際上，這個理性就是一個預設、虛構，象對神的預設和虛構一樣，是不存在的。這個理性也象神一樣，是人之外的一個東西，是世界的本體。

然後理性又進入到人的心裡邊去，這樣人也就有了理性，有了知識。

所以我起了一個概念叫“晶片心”。理性就類似於一個電腦晶片，預裝裝了很多的知識，美好的知識。然後插到人心中，這樣人也就有了理性。

理性實為去宗教化不徹底的一個產物，依然是一個類似於神的世界的本源、本體。現代的西方和古代宗教時代的西方一樣，都認為世界不是獨立存在的，人也不是獨立存在的，由世界背後的某種本源、本體所創造和支撐。在古代這個本體是神，現代這個本體是哲學的理性等本體概念，以及科學真理、客觀世界、客觀規律等本體概念。

笛卡爾的理性是本體，後來出現的客觀世界、客觀規律也是本體，嗯這個跟科學有關係了。我們認為科學是最好、最正確的東西對吧，其實科學中依然包含這種本體論。科學象哲學一樣，也是去西方去宗教化不徹底的產物，依然保留著宗教殘餘，宗教式的預設和迷信。

也就是說哲學、科學都是新的宗教形態、意識形態。

順著這個路子，我們才能真正明白李澤厚的“情本體”是怎麼回事。

李澤厚研究中國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很重情感。事實上，這個判斷依然是以近代西方學術的框架審視中國文化的結果。在近代西方哲學中，是把人性三分的：理性、情感、意志。笛卡爾重理性，叔本華、尼采重意志，英國的經驗主義重感覺、情感。

中國講心性，對人心人性的認知是整體的，不會機械地拆分。一個心包括了全部。西方對人性進行機械地拆分，其實也是受宗教影響的結果，或者說是繼承了宗教的傳統，也是去宗教化不徹底的產物。

當李澤厚把中國文化定義為情本體後，就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將心性窄化，另一個則是將心性固化、物化。

你乍一看似乎是也懂中國文化，甚至還有“學術創新”。

但是呢，中國文化我們是不講本體的，是沒有本體的。我們講什麼呢，我們是講人心的，講心性的、義理的。心性和義理是同一個東西的兩個側面。

人心和本體他是兩回事，截然相反的兩回事。

西方他總是認為，人不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我們中國文化最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是，從文明的一開始，從伏義時代，從易經的時候，我們的老祖宗就意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

人的本質在什麼？在思考，人會思考。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在於人會思考，動物不會。這就是人禽之別、人禽之辨。因此，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說某人是禽獸，就是罵人的。也產生了一些這樣的成語：人面獸心、狼心狗肺、豬狗不如、狼子野心、衣冠禽獸、狗仗人勢。

儘管有些動物看似也有很高的智商，但從根本上來說，所有的動物都不會思考，而是按本能來生活。本能就是一套固定的生活程式，而不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而人則會因應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而不會固守某種程式。

動物的心才是真正的“晶片心”：都是預裝的固化的程式。而人心不是。

更重要的是，人能夠判斷是非善惡，而且根據這種判斷進行選擇和行動，“善善惡惡”，喜歡善的、厭惡惡的，選擇善的、拒斥惡的。而動物則沒有善惡是非，一切靠本能，有利而無義。

人會思考，能發出思考活動，人的行為就是以思考活動為核心的。那麼我們的祖祖先呢，對這個思考活動進行抽象、進行總結，然後就形成了兩大概念。第一個就是人心，這個心就是思考的器官，也是對思考活動的抽象，就是指思考、思考功能。

還有一個就是義理，義理的更側重外在的在行為中的表現。人的行為是基於思考的、基於人心的，在人心的主導下展開的，是人心思考結果的具體呈現。義理就是指人的行為的合理，而這些理則是人心的呈現，所以人心和義理是一回事。

宋明理學說“心即理”、“性即理”，老百姓說要講理、憑良心。

我們一定要注意，在中國文化中，人是一個思考者，一個獨立自由的思考者。人生的意義就是按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獨立自由的思考、行動。這就是《中庸》說的“誠者天之道”。“率性之謂道”。

也就是說，人生的意義就在思考，就在保持思考的獨立性，而不受外物的干擾。於是就有了心物之辨的問題。心物之辨的要義就在破除外物對人心的干擾，保持人心的獨立和自由，保持思考的獨立和自由。

我稱之為“心性獨立”、“心性自由”，這是中國文化之要義。

思考就是對思考物件進行思考，而一切外物皆思考人心之思考物件。我們做事的過程中，就是一個和外界、外物接觸的過程，我們就接觸很多事物，要對這些事物進行處理，要對這些事物進行思考。

那麼這個心和物的界限在哪裡？明白心物的界限，是確保心的獨立自由，確保心不受外物干擾的基本前提。

心就是思考，是思考本身，是思考功能、思考活動本身，心之外的一切東西都叫物。

而且這個物啊，不是絕對獨立於人心之外的，恰恰相反，人所感知的一切物都是人心認知思考的結果。因此，物的準確定義是：人心思考的結果。物是人心認知思考的結果。這就是王陽明說的“心外無物”。

你思考，你思考，一旦你下了判斷，有了結論，這個判斷、這個結論就是脫離心，而成為物了。這就是心物之間的界限。這對現代人而言很難理解。

思考是無限靈活的，也是無限包容的，所以我們叫“虛心”，心越虛越好，越虛就越能保持思考的靈活和包容性。而物則是固化的、固定的。一個結論、一個判斷，儘管是主管的，但是也固定了、固化了，就變實了，就是物而不是心了。

一旦脫離心而成為物，這個物就立即成為思考的物件，成為人心的思考物件。

這樣，所有的結論所有的判斷都是物；所有的知識系統、理論體系都是物，包括所有的哲學和哲學概念，包括所有的哲學本體；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神都是物；所有的制度都是物；所有的法律都是物……這些東西都是人心思考的結果。

在中國文化中，就是從心物之辨的角度來認知物，而不會去區分唯心-唯物，精神-物質。事實上，西方的唯心-唯物、精神-物質、主觀-客觀等維度恰恰是未能正確人之心性的產物，未實現心性獨立的產物，也是去宗教化不徹底的產物，都包著含宗教迷信因素。

只有人，只有人心，只有思考本身是不變的。人是一個永恆的思考者。物的話就是人心之外的東西，是身外之物，即是可變的，也是不重要的。

西方文明之所以是本體化的，根源就在未能實現心性獨立，未能認識到人是獨立自由的思考主體，未能認識到心的獨立、思考的獨立，當然也無法正確區分心物。

未能實現心性獨立就是心性依附，西方文明一直處於心性依附的狀態。什麼意思，他們總是希望存在一個永恆不變的東西，然後去信仰它、依附它、一拉，以帶來確定感、安全感。這些西方宗教的本質，也是現代哲學和科學的本質。

即西方文明一直是重物而輕心的，一直是有物而無心的，一直是以物為本位的。而中國則相反，是心物之辨的，有物有心，但以心為本，以物為末，以心為體，以物為用。

我們說本體，其實他也是一個物，對吧，他是人心思考的一個結果。一旦你沒有認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沒有意識到物不過人心思考的結果，那麼你就會迷信於某一種外物，你比如說迷信神、迷信這個哲學本體，包括現在科學，迷信科學真理啊，將這個技術真理化。

這些都是迷信，這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徵，從古代到現代都如此，只是具體的迷信的物件隨著時代而改變。

因此中國文明是基於心的，而心是永恆的，所以中國文明本身也是永恆的。西方文明是基於物的，物是可變的，因此隨著物的變化，西方就會出現文明的更迭，西方的文明都是短命的。

西方現代文明儘管說名義上去宗教化了，打倒了神，破除了對神的迷信，但是他建立了新的迷信，建立了對哲學本體和對科學真理的迷信，對知識的迷信，對制度的迷信，比如對民主的迷信，對法律的迷信。

現代西方非常重製度，以制度為本位，陷入制度迷信，陷入制度決定論，認為好的制度就是救世主，有了好的制度一切都OK。實際上現代西方對制度的認知，是包含著宗教因素的，是包含著宗教式的預設和虛構的。

沒有認識到就是真理、制度不過是物，不過是人心思考的結果，並非永恆存在的人的守護神。象神一樣，現代的科學真理、民主制度中，承載了西方人的不合理的希望，也都是本體化的。

所謂的科學真理，不過只是一些經驗技術總結而已。所謂的制度，不過是因應具體條件而設計的一個時代的權宜之計，是需要隨時空而損益變化的，而且在制度執行的過程中，更重要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具備獨立思考的人本身。制度是物，是人的思考物件。人才是獨立的思考者，行動者。

所以我們沒有本體論，而只有心性學、義理學。

心和物是兩端，心獨立了，物就不能獨立；物獨立了，心就不能獨立。中國文明是心獨立而物不獨立，西方文明是物獨立而心不獨立。

李澤厚啊，他其實是掉入了西方文化和學術的泥潭裡，當然他也是受民國的這種影響，

以西方的文化為高。其實這個西方文化，壓根就沒有心這個概念，沒有意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沒有實現心性獨立，而一直處於迷信外物的階段，一直處於心性依附的狀態。

西方從基督教到現代文明固然是一種進步，其實這種進步，並不比從多神教到一神教更大。哲學、科學認為宗教是迷信，同樣一神教也認為多神教是迷信。從中國心物之辨的視角看，多神教、一神教，哲學、科學和制度主義，都是迷信，迷信物。

也就是說，西方現代文明依然沒有擺脫迷信，只是迷信的方式和物件變了而已。都是對物的迷信，只是所迷信之物變了而已。

我們中國從一開始就認為，人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你這個制度也好，宗教也好，知識也好，技術也要，都屬於外物的範疇，都是物，都是可變的，都是人的思考的物件，都是人心的思考處理物件，我不會去執著於你的，不會對你迷信的。

未能實現心性獨立，未能讓心讓思考獲取獨立地位，那麼這樣的社會和文明一定是僵化的，一旦環境變化，這些社會和文明因為和物繫結，就無法調整，一定會崩潰。

所以西方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的文明更迭的過程，舊的文明形態不斷崩潰，新的文明形態不斷出現。這是西方的歷史週期率。西方現代文明的出現就是此歷史週期率的產物，而且依然未能跳出這個週期率。

也就是說，現代西方文明會象歷史上曾經存在的西方文明形態一樣，也會崩潰，因為它也是迷信的、僵化的。

這幾年我們看的很清楚，美國的話，面對新冠疫情，面對中國崛起，他無法調整，其根源是他們的思維被意識形態所繫結，無法正確地、事實求實地認清現實，他們迷信於他們的技術和制度，是的整個社會是僵化的。面對新冠疫情，美國只能死人，只能躺平，而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辦法。

李澤厚，其實他的學術上還是屬於民國遺老啊，他繼承了民國的學術傳統、學術陋習，就是以西方為高，否定中國文化，然後以西方文化的標準去曲解中國文化。

現在中國崛起最大短板在文化，而文化崛起的最大短板在學術，學術的短板在學術正規化。中國需要廢掉民國時期建立的西化的學術正規化，而應該以中國的義理-心性為核心，建立一套新的中體西用的學術正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