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紹第一位廣西籍黨員黃日葵。
黃日葵，又名一葵、野葵，號宗陽，廣西桂平縣城廂五甲街興隆坊人。 1899年農曆端午節（6月16日）生於一個書香之家。黃日葵的父親黃堯軒（又名世勳） 是清朝末科秀才，31歲時抱著教育救國的愛國思想，東渡日本留學。歸國後，嚴守“讀書不當官”的家訓，在桂平縣立中學任學監兼國文教師。辛亥革命期間，他曾聯合縣裡幾個進步紳士，到縣衙門逼縣知事交出大印， 後於1917年病故。母親陳氏，是一個對子女要求嚴格又端莊賢淑的家庭主婦。黃日葵兄弟4人，他排行第二。黃日葵為人正直、純樸，聰穎伶俐，受到父母和兄長的鐘愛。在學校裡他勤奮好學，品學兼優，作文、書法、數學都很好。在中學時，他聯合學校中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組織了一個“詩社”，經常聚在一起，“談經史，論詩畫”，得到老師的器重和同學的欽佩，尤其是得到國文教師陳陳老師的喜愛，陳老師把他認為乾兒子。一次，黃日葵在池塘裡游泳溺水，被一個老農救起來。黃家為答謝救命之恩，要給這個老農送禮。但這個老農什麼也不要，只希望認黃日葵為乾兒子，黃家只好答應。 這樣，黃日葵又有一個農民乾爹。1917年黃日葵畢業於桂平縣立舊制中學（四年制）。同年冬，他懷著尋求救國救民和繼續深造的抱負，遠離家鄉，東渡日本留學。1918年3月23日，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訂立《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聯合對付蘇俄。段祺瑞派章宗祥同日本政府談判，3月25日，與日本外務省交換“共同防敵”公文。中國留日學生得知這一訊息，憤起反對，在東京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遭到日本警察的殘酷鎮壓，被打傷和被拘捕幾十人。日本警察的暴行，更激起了中國留學生的憤怒和反抗。於是，全體中國留學生於5月罷學回國。剛到日本不到半年的黃日葵，參加了這一反日愛國運動，和同學一起憤然回國。他一到上海，立即加入愛國學生組織的救國團活動，並在《救國日報》任編輯，在《救國日報》 上發表了《日本之危機》的長篇文章，以鋒利的筆調和鐵的事實，揭露和聲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和鎮壓中國留學生的罪行。就在這個時候， 他勸說湖南新民學會選派到日本留學的羅章龍等人不要再去日本留學。黃日葵的話，使羅章龍等人得到很大啟發。他們打消了去日本留學的念頭，返回長沙，將情況告訴新民學會的同志。大家認為不去日本留學的意見是很對的，因而取消了留學日本的計劃。5月中旬，黃日葵同李達、李漢俊等回國留學生代表到達北京進行宣傳聯絡。5月21日,北京學生2000多人發動了向北洋軍閥政府請願的運動，要求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這是中國學生的第一次遊行請願運動，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前奏。在這次運動中，黃日葵始終站在最前 列。1918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學英文預科，後升入英文系。進入北京大學的黃日葵，由於志向相投，很快同陳獨秀、李大釗等啟蒙學者熟悉起來。在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宣傳聯絡過程中，黃日葵又同許德珩等成為親密的學友。他們經常到李大釗的辦公室聚談，並且得到李大釗的具體指導和幫助。1918年6月，李大釗等7人發起籌備少年中國學會，學會於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並以“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為信條，達到 “少年中國”的理想。黃日葵等經李大釗介紹，在籌備期間就成為了首批會員。1918年10月20日，愛國學生救國會在北京組織了國民雜誌社，並於 1919年創刊《國民》雜誌。黃日葵是國民雜誌社的重要成員，並擔任《國 民》雜誌的特別編輯員，1919年10月又被選舉為編輯部幹事。他同許德珩、鄧康(鄧中夏)成為《國民》雜誌的實際主編。透過黃日葵與李大釗的聯絡，李大釗對國民雜誌社給予積極的支援和指導，並應聘為顧問， 還在《國民》上發表了許多論文。在李大釗的指導下，黃日葵對亞細亞問題進行研究，先後於1919年2月、3月在《國民》上發表了《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等文章，系統地列舉了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相勾結，加緊侵略中國的罪惡活動以及使中國內亂不止，東亞和平永無存在的事實。黃日葵的論文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國民雜誌社由於有黃日葵、鄧中夏、許德珩、高君宇等作骨幹，並發表了不少政論文章，公開談論政治，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當時的愛國知識分子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黃日葵、鄧中夏、許德珩等還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於1919年3月發起成立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經常到工廠農村去進行愛國的宣傳活動。在這段時期，黃日葵還同鄧中夏、高君宇等經常到李大釗的辦公室和家中聚談，共同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探求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法和道路等問題。大家深感僅僅是宣傳、教育等行動，已經不能滿足當前鬥爭形勢的需要。因此，他們經常討論一個新的問題——“直接行動”，即不經當局同意、批准，直接採取法律範圍以外的行動，發動群眾進行鬥爭，達到革命的目的。1919年5月1日，巴黎和會在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操縱下，不僅拒絕中國人民取消二十一條等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要求，反而決定由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而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準備在“和約”上簽字。訊息傳來，群情激憤。當天下午，救國會和參加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和北大一部分愛國師生，立即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召開全體大會。5月3日晚，北大全體學生及高師、法專等北京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大會。黃日葵被推為大會的三個記錄人之一。這次大會決定於5月4日各校學生到天安門集會，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5月4日，北京各校3000餘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外爭國權”、“內懲 國賊”的口號，憤怒的群眾火燒了趙家樓衚衕的曹汝霖宅，痛打了賣國賊章宗祥。反動政府慌了手腳，悍然下令逮捕了 32名學生。黃日葵在這次示威遊行中，揮舞著旗子，走在隊伍的前列。當他得知反動軍警逮捕愛國學生的訊息後，立即和其他同學四處奔走，設法營救。5月7日，在同學和蔡元培校長的積極營救以及社會各方面的壓力下，北洋軍閥政府被迫釋放被捕的學生。黃日葵和北大的愛國師生以十分激動的心情，在沙灘紅樓廣 場，歡迎被捕同學的歸來。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黃日葵和鄧中夏、高君宇等是經常出席學生聯合會的北大代表。5月19日為反對安福系竊奪教育大權，北京學聯決定自即日起，北京各校一律罷課，並開展街頭講演活動。學生們被北洋軍閥政府誣為“糾眾滋事，擾亂治安”，限令三日內一律上課。各校學生代表堅決拒絕，當即在北大三院開會，決定一面堅持罷課，一面推黃日葵和許德珩為代表，南下宣傳，發動各地各界群眾參加鬥爭，爭取勝利。由於警察廳派出暗探監視愛國學生，黃日葵和許德珩不得不化裝成商人模樣才出了北京城，然後乘火車經天津、濟南，29日晚抵達南京。5月30日，黃日葵、許德珩和天津、南京的代表一起到達上海。31日，他們參加上海學生會聯合工商各界召開的追悼北大學生郭欽光烈士的大會。6月1日下午，黃日葵、許德珩參加了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籌備會議，到會的有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及留日學生的代表，經討論，一致決定通電全國各地學生聯合會，限兩星期內各派代表來滬，共同組織全國學聯。6月16日，全國學聯會在上海舉行，正式成立了全國學生聯合會。黃日葵等作為北京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會後，他們還在上海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努力工作。至8月底，由於全國學聯暫時結束，黃日葵才返回北京。五四運動以後，黃日葵更加積極研究社會主義，熱情宣傳革命思想。1919年10月國民雜誌社選舉第二屆職員，黃日葵是編輯部五名幹事之一，五名幹事輪流擔任編輯部主任。經過黃日葵等的努力，停刊半年之久的《國民》雜誌於1919年11月1日復刊。黃日葵在復刊的第2卷第1 期上發表了《新村之說明》一文，介紹了日本武者小路篤實的新村主義。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嚮往和探索，但還分不清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界限，把絕對平均主義烏托邦的新村主義也當作社會主義。這種情況，當時不只是黃日葵一人。但實踐證明，新村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黃日葵以及其他不少受過這一思想影響的人，後來轉到信仰馬克思主義了。在李大釗的幫助和指導下，黃日葵繼續積極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 認真研究各種社會問題和各國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這對於促使他分清真假社會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起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7月，黃日葵擔任《少年中國》編輯部的臨時譯員。1919年10月9日，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總會上，黃日葵被選為編輯員，並任文牘股主任。1920年2月，《少年中國》 編輯部改組，李大釗、黃日葵等五人被選為編輯。1920年9月18日，少年中國學會召開常會，選舉學會第二年最高領導機構，李大釗、黃日葵等七人當選為評議部部員，黃日葵被推為《少年中國》編輯部副主任。由他負責編輯的《少年中國》第4期，曾以婦女問題專號分別於1919年10月15日、11月20日和1920年4月15日出了三版，為婦女解放大聲疾呼，特別為女子受教育的平等權利呼籲，為北京大學從1920年夏開始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破除封建舊習，改革教育大造輿論。黃日葵不僅積極參加反對封建禮教爭取婦女解放的思想鬥爭，而且在實踐上也身體力行。1920年8月27日，黃日葵由北京經上海回廣西桂平探親，併為北大圖書館募捐。當時家中曾包辦要他同桂平顏泰生祥染坊老闆的女兒結婚。黃日葵拒絕了這場包辦婚姻，於1920年11月初回到北京。在黃日葵的影響和支援下，他的姑表妹蔡碧殆也為解除封建包辦婚約進行了鬥爭。黃日葵尤其重視對於勞動問題、工人運動問題的研究。他曾翻譯了《我們勞動的鐵鎖》，於1919年6月1日在《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4 期上發表。他在《少年世界》上還發表和譯載了《日本之勞動運動》《最近英美之勞動》等文。在這些文章中，他已經認識到工人運動必然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必然從經濟鬥爭發展為政治鬥爭的趨勢，並企圖透過這樣的介紹來推進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1920年3月，為了有組織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幫助青年認清科學社會主義，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在北京大學秘密發起組織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於1921年11月17日正式公開徵求會員。黃日葵與鄧中夏、羅章龍、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等都是在秘密組織時期的發起人和最早成員。“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還有專門的圖書資料室，取名“亢慕義齋”。（“亢慕義”即“Communism”共產主義一詞之音譯，“齋”即書舍）。
根據羅章龍的回憶，“當時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十九人，都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包括：高崇煥，河北人，北大法學院法律系學生。王有德，雲南人，德文班學生，後為共產黨員。鄧中夏，湖南人，中文系三年級學生，共產黨員。羅章龍，文學院本科一年級學生，共產黨員。吳汝銘，湖南人，法學院學生，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的教師，後為共產黨員。黃紹谷，湖南人，文學院學生，共青團員（以後參加國民黨）。王復生，雲南人，法學班學生，後為共產黨員。黃日葵，廣西人，中文系學生，共產黨員。李駿，湖北人，英文系學生，後為共產黨員。楊人祀，湖南人，文學系學生。李梅羹，湖南瀏陽人，德文班學生，後為共產黨員。吳容滄，浙江人，中文班學生，後為共產黨員。劉仁靜，物理系學生，共產黨員（後變為託派）。範鴻劼，湖北人，英文系學生，共產黨員。宋天放，文學院學生，後為共產黨員。高尚德，山西人，英文系學生，共產黨員。何孟雄，湖南人，共產黨員。朱務善，法學院學生，共產黨員。範齊韓，法學院學生”。在19人當中，共產黨員就佔了15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時，十九個發起會員自行籌集了120元錢，先購買了英、德、法三種文字的馬克思全集各一套。以後又採取由會員個人自由捐贈書款、分派會員外出採購的辦法，努力採購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據統計，當時“亢慕義齋”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40餘種，中文書籍20餘種。英文書中計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共產主義原理》《僱傭勞動與資本》《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等;還有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無產階級革命》。中文書中計有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惲代英譯的《階級鬥爭》、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達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袁讓譯的《工錢、勞動與資本》等。此外，“亢慕義齋”還有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新思想的中外報刊多種，其中中文刊物有《共產黨》《新青年》《先驅》《工人週刊》《勞動週刊》《濟南勞動週刊》《長沙勞工週刊》等，英文雜誌有《蘇維埃俄羅斯》《共產國際》《亞細亞》等。“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按照會員的志趣，實行自由結合，固定分組，專題研究。當時按專題分為十組：第一組唯物史觀，第二組階級鬥爭，第三組剩餘價值，第四組無產階級專政及馬克思預定共產主義完成的三個時期，第五組社會主義史，第六組晚近各種社會主義之比較及其批評，第七組經濟史及經濟學史，第八組俄國革命及其建設，第九組布林什維克黨與第三國際共產黨之研究，第十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奪之實況——特別注意於中國。這時的黃日葵，更加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社會主義。1921年7月1日至4日，高君宇、黃日葵、鄧中夏、劉仁靜4人代表北京會員在南京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第二屆年會。南京大會以後，黃日葵、鄧中夏受李大釗的委託，和應四川陳愚生 （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邀請，同滬寧方面的張聞天、楊賢江一起，於1921年夏到達四川重慶，在四川道嚴公署教育科舉辦的暑期講習所講演。 參加講習所學習的大半為中小學教師及一部分進步青年，時間為一個月。 這次講演活動對四川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黃日葵從1918年由日本罷學回國，經過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鬥爭的 實踐，和1920年如飢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終於從一個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共產主義者。他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此後，黃日葵在黨的直接領導下 進行革命鬥爭。1920年黃日葵北大預科結業，同年升入本科英文系。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一面繼續學習，一面積極從事黨的工作。1921年10月20 日，少年中國學會決定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由鄧中夏負責組織工作；並組織文學研究會，由黃日葵負責組織工作。同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黃日葵、鄧中夏等19名發起人發表啟事公開徵收會員後， 會員人數很快增加，1922年初發展到63人，由北大發展到北京各大專學校。他們組織會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定期舉辦討論會，多由鄧中夏、範鴻劼、黃日葵輪流主持。他們還組織講演活動，每月舉行兩次，先後請李大釗、陳啟修、高一涵、魯迅到會講演，歡迎會員及會外人士參加聽講。研究會在黃日葵、鄧中夏等會員的共同努力下，在組織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1922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在杭州開大會，黃日葵等北京會員未能出席，但由黃日葵、陳仲瑜、鄧中夏、劉仁靜、李大釗、沈昌等署名向大會提出了《北京同人提案——為革命的德謨克拉西（民主主義）》。這 個提案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民主革命綱領，提出了少 年中國學會會員應拋棄一切武斷成見，為“打倒軍閥和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實現民主政治”而鬥爭。杭州大會基本上接受了這個提案，通過了 《本會對時局的態度》。1922年8月10日《先驅》發表了《少年中國學會最近的進步》，表示了中國共產黨對少年中國學會這一進步的肯定。1923年，黃日葵根據黨的安排，利用他在五四運動中同南北各地學生有廣泛的聯絡和威信的條件，繼續開展學生運動。1923年初，北京學生運動又掀起新的髙潮。運動源於北京大學，直接原因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對由湖南軍閥趙恆惕保舉而當上教育總長的無恥政客彭允彝不滿而辭職。 為此，北京大學學生開展了 “驅彭”“留蔡”的運動。 1923年1月19日，北京大學和法專、工專、農專等校學生幾千人，到北京 象坊橋的眾議院請願，被軍警打傷多人。學潮更為 擴大，北京學生成立了以黃日葵、何孟雄為主要負責人的北京學生聯合會。1923年1月23 日，《北大學生新聞》刊載黃日葵寫的“要聞”——《地檢廳受理北大受傷學生起訴案》，向北京地區廣大學生報道了這一斗爭情況。2月2日，湖南學生聯合會首先向全國各學聯發出“冬電”，提議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會議，並推北京學生聯合會負籌備召集之責，得到各地學生聯合會及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的贊同。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於1923年3月15日在上海召開，黃日葵、夏曦、 範鴻劼作為北京學聯代表參加了大會。1922年4月，黃日葵還參加了由李大釗、劉復、陶孟和等發起的非宗教大同盟運動，並在5月10日在北大三院召開的非宗教同盟成立大會上被選為15名幹事之一。在這期間，黃日葵成為李大釗的得力助手和戰友。杜松壽對此回憶說：“每項革命行動中，都可以看到李大釗同志的領導形象和他的助手或戰友陳為人、黃日葵、趙世炎、陳延年、範鴻劼等的協助配合”。1924年7月，黃日葵在北大英文系畢業，以後留在北大英文系當助教一年半。在此期間黃日葵除了投身於全國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外，還非常關心家鄉廣西的革命鬥爭情況。他和陳居璽、譚壽林等人在北京鑾慶衚衕粵西會館組織了 “新廣西期成會”，意思是期待著一個更新的廣西。他們還辦了一個小報《桂光》半月刊，宣傳反軍閥，反對舊勢力。1924 年秋，他還和陳居璽介紹譚壽林加入中國共產黨，譚壽林以後成為中共廣西早期的領導人之一。
1926年春，黃日葵由黨的北方區委派到廣州工作。從此，黃日葵離開了北大，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黃日葵到廣州後，擔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的秘書。部長甘乃光是廣西岑溪縣人，當時掛著國民黨“左派”的招牌。這期間，黃日葵做了大量的理論教育工作，為廣東地區的青年運動的發展做岀了貢獻。1926年 4月5日至7月14日，在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部舉辦的講習所上，黃日葵被聘請擔任“帝國主義”和“國際社會運動史”兩門課程的講授任務，同時在宣傳速成班內進行過講演。黃日葵還在廣東省青年部舉辦的“青年訓育員養成所”擔任“國際社會運動史”的講授任務。1926年7月12日至9月4日，廣東省國民黨黨部利用暑假，對青年“灌輸革命理論，使青年革命化”，舉辦“青年夏令講學班”，每天授課三小時, 黃日葵被邀講授“什麼是黨”。黃日葵除了宣傳馬列主義、從事政治教育工作外，還致力於廣東地區青年運動的統一工作。當時廣東青年運動由於國民黨右派、孫文主義學會的分裂活動，使青年運動分為兩派，一派以 “新學生社”為核心的左派組織，另一派以“樹的黨”（每人持手杖Slick 而得名）為核心的右派組織。針對這種情況，在國民黨中央青年部指導 下，國民黨廣東省青年部、廣州市青年部於1926年4月12日至15日，召開“廣東全省青年運動人員大會”，解決廣州學聯糾紛，統一全省青年運動。會議期間，黃日葵在13日上午的大會上作了《全國青年運動狀況》的報告。1926年3月，廣西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為軍長，黃紹竑為黨（國民黨）代表。6月，第七軍一部分由桂出湘北伐。黃日葵被派任第七軍政治部副主任，與黃紹竑一起留守後方。1926年7月，黃日葵離開廣州到南寧，主持第七軍政治部工作。黃日葵到南寧後，兼任南寧軍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廣東區委會還派黃日葵為特派員，負責領導廣西黨的組織工作。中國共產黨在廣西的領導機關也由梧州轉移到南寧。黃日葵在南寧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和大會，發表演說。到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廣西黨的組織，除梧州和南寧成立地方執行委員會外，還在桂林、桂平、柳州、岑溪、蒼梧、武宣、平樂、賀縣、懷集、貴縣、龍州、東蘭、恩隆、奉議等地建立了黨的支部幹事會。並將梧州特委改為廣西地委，由黃日葵任書記。廣西蓬勃發展的工農群眾運動，使統治廣西的桂系新軍閥坐臥不安。 早在1926年2月，東蘭縣長黃守先、土豪劣紳與當地駐軍相勾結，血腥鎮壓東蘭的農民革命運動，製造了震動全國的東蘭慘案。隨著工農運動的進一步發展，1926年冬，黃紹竑又指使梧州警備司令部逮捕梧州中共黨的負責人譚壽林，鎮壓梧州工人運動。面對黃紹竑等的反動行徑，我黨進行了還擊。一方面放手發動工農群眾進行武裝反抗；一方面聯合俞作柏、陳協五等左派勢力同黃紹弦進行合法鬥爭。黃紹竑不得不於1927年3月25日釋放了譚壽林等人。但是黃紹竑還不甘心失敗，他視黃日葵為眼中釘，非拔除不可。1927年2月，黃紹竑藉故把第七軍政治部的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包括黃日葵等30多人“組織一個北伐軍慰問隊”，送到北伐軍前線，實際上是把黃日葵趕出廣西黃日葵被趕出廣西，離開了第七軍。他意識到時局即將逆轉，更艱鉅更復雜的鬥爭局面即將到來。黃日葵離開廣西后，經廣州、曲江、湖南、武漢，於4月初到達安徽蕪湖。就在蕪湖，黃紹竑下令解散了 “北伐軍慰問隊”。黃日葵即與陳居璽轉到上海。在上海他遇上了戰友許德珩，並一起去閘北總工會看望陳延年、趙世炎等同志，共同分析了當時局勢，認為當時局勢很緊張, 說不定很快就會有武裝衝突。於是黃日葵、許德珩決定離開上海。就在他們離開上海的當天，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黃日葵離開上海後，直奔武漢。1927年4月到6月，黃日葵接受黨的派遣到李品仙的第八軍任政治部主任。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嚴重危害，使黨不能有效地對蔣介石的叛變進行反擊，繼蔣介石四一 二反革命政變之後，5月17日夏鬥寅在宜昌叛變，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集團也在積極準備最後叛變革命， 形勢日趨緊張。1927年5月25日，黃日葵參加了黨在漢口舉行的“東南各省農運工作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擴大東南各省農民運動問題，提出了 “農民未有組織或組織薄弱的省份，如蘇浙閩皖桂等，應趕急多派同志秘密工作”，以進一步開展工農運動，力爭時局好轉。與此同時，黨在漢口召開了五大。但是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嚴重危害，這些會議都沒有能夠完成歷史賦予的挽救革命的任務。
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叛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失敗。黃日葵和我黨許多著名的活動家、領導者，被汪精衛反革命集團通緝。7月底，黃日葵按照黨的指示與部分共產黨員從武漢奔赴南昌。他和惲代英等在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緊張地進行南昌起義的籌備工作。8月1日凌晨2時，南昌起義爆發。8月1日上午9時，前委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廳召集中委、省委、特別市、海外黨部等代表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除起義領導人外，還有各省及旅居歐洲、日本、暹羅、古巴的海外華僑代表共40多人。黃日葵作為廣西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推舉了周恩來、鄧演達、吳玉章、宋慶齡、何香凝、于右任、蘇兆徵等25人為革命委員會委員。下設參謀團、秘書廳、財務委員會、宣傳委員會、農工運動委員會、政治保衛處、黨務委員會等領導機關。黃日葵擔任宣傳委員會委員並參加該委員會工作。8月3日至6日， 起義部隊相繼撤出南昌，南下廣東。9月底10月初到達廣東潮州、汕頭地區。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圍攻下，南昌起義歸於失敗。黃日葵隨起義部隊南下。起義失敗後，轉到香港，1927年12月，由香港到上海。黃日葵在上海等待組織分配工作期間，曾召集李其實等留滬的廣西同志開會，總結黨在廣西工作的情況，並於2月7日寫了《給中央的報告》，向黨中央彙報了廣西黨的組織工作、工農革命運動的情況，並提出了今後工作的意見。在這期間，他抓緊時間看書學習，還翻譯了一本外國文學，署名“黃潮音”交上海泰東書局出版。1928年春，他與立達學園的女學生文質彬結婚。文是四川人, 1921年黃日葵到四川演講時便已認識，在此危急之際，兩人異地相逢, 患難與共。但婚後不久，黃日葵被捕入獄。黨組織通過當時負責南國劇社的田漢出面保釋，得以獲釋。為避開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1928年秋，他化名文質倉促離開上海去日本。1929年11月，他又被日本當局逮捕入獄，遭受電刑，加上疾病折磨，多次昏厥。但他堅貞不屈，始 終沒有說出他的真名和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獄中，黃日葵病情日益嚴重，日本當局只好通知當時在日本東京留學的賴國航保領出獄治療。出獄後，黃日葵貧病交加，幸有友人幫助，才住進日本帝大醫院治療。他的愛人文質彬（此時化名為文秀娥）聞訊從上海趕到東京護理他。1930年春，黃日葵又被日本當局勒令出境，他與文質彬一同回到上海。這時他的病並沒有完全好轉，但他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 他在生活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從事寫作活動，進行革命宣傳。他寫了許多手稿，生前交給好友保管，但很可惜，後來在抗日戰爭時被失掉了。1930年冬，他病情又惡化。在組織幫助下，他化名陳亦農，進上海紅十字醫院就醫，但終未治癒，不幸於12月20日病逝，終年31歲。黃日葵逝世後，因無錢埋葬，厝棺上海數年。到1934年春，才由他的愛人文質彬、弟弟黃日焰及生前友好和戰友蘇怡、田漢等安葬於上海公墓，並由田漢寫了碑文：“黃公日葵之墓”立於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