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五十有一段文字，記錄了明代北京城裡幾座享有國家級祭祀待遇的廟宇，共有九座，因此也有“京師九廟”之稱。《明史》中記載的這九座分別是：真武廟，東嶽泰山廟，都城隍廟，漢壽亭侯關公廟，京都太倉神廟，司馬、馬祖、先牧神廟，宋文丞相祠，洪恩靈濟宮，大興隆寺。其中，“東嶽、都城隍用太牢，五廟用少牢，真武、靈濟宮素羞。”在歷史的變遷中，有些廟宇幸運地保留到了今天，而有些則湮沒在了歷史的長河裡，僅留存下一些地名或傳說。
“九廟”之首真武廟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在欽天山（即雞鳴山，明代於此設定欽天監，故亦名欽天山）周邊建設了十座奉祀不同神靈的廟宇，分別由太常寺和應天府負責祭祀。
除了上述廟宇之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年）於雞鳴山下還修建了祭祀明代開國功臣的功臣廟，這座廟宇和南京太廟互為補充，這裡供奉的都是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大明朝的開國元勳。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還開創性地建起了祭祀歷代君主的帝王廟。此後在欽天山下又增建了四座廟宇，分別供奉漢壽亭侯關羽，護佑江海上航行平安的天妃娘娘，還有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太倉神以及和朝廷軍事裝備有關的司馬、馬祖和先牧神廟等。如此一來，在欽天監周邊，形成了一個寺廟群。當年，雞鳴山南側有一條明初疏浚的河流，河流之上擠滿了香客們的船舶，這條河也被稱為“進香河”。如今，河水已經演變為道路，但名字保留了下來，這就是東南大學西側的進香河路。
南京的這些廟宇，對北京的“九廟”有著很大影響，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後，很多類似的廟宇在北京陸續建成，加上北京當地一些特有的廟宇，《明史》中記載的“九廟”最終形成。
“九廟”之首就是真武廟。真武廟在北京有好幾處，不過要說名氣最大的，非地安門外“靈明顯佑宮”莫屬。
真武大帝是明代的護國神，朱棣在發動“靖難之役”奪取皇位的過程中，他堅信背後有真武大帝的庇佑，因此他在位期間，北建紫禁城，南修武當山，並且在北京紫禁城的設計過程中，特意在北部為真武大帝營造了一個“玄武空間”（玄武就是真武）：紫禁城的北門叫玄武門，再向裡則是供奉真武大帝的欽安殿。欽安殿兩側，原有東西各七個小院落，也稱“東七所”和“西七所”，這兩組建築代表的是“玄武七宿”。
除了紫禁城，永樂皇帝在北京城的中軸線北端東側（今萬寧橋東側），還修築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奉祀玄武大帝的宮觀，這便是靈明顯佑宮。可惜這座宮觀如今已經找不到任何建築遺存了，不過從乾隆年間的《京城全圖》，可以一窺當年顯佑宮的規模：沿地安門外大街北行，穿過“後門橋”（萬寧橋）向右拐進一條衚衕，一座高大的牌樓佇立在街心，牌樓北側是三開間的宮門一座，進入宮門，東西兩側各有側門一座，再向北則是第二進宮門，文獻中沒有記載它的正式名稱，不過其規模還是相當可觀的，單簷歇山頂五開間的建築，兩側各有一座影壁總體呈“八”字形分佈。步入這道門便來到了顯佑宮最為核心的二進院了。院落最為核心的建築，是一座重簷廡殿頂，面闊五間的正殿，清代時大殿內懸有匾額“拱辰錫福”，其內則供奉真武大帝像。
乾隆《京城全圖》中的“靈明顯佑宮”
顯佑宮建成後曾在明代成化、清代雍正及乾隆年間重修，乾隆皇帝在題寫重修顯佑宮碑記後賦詩三首，其中一首記載了顯佑宮的建築細節，即正殿前的丹墀上有“梅花古月”為主題的石刻，這和雲紋或龍紋石刻相比，可謂獨樹一幟。
東嶽廟儲存相對完好
東嶽廟是在九廟中享“太牢”（祭祀的最高等級）的兩座廟之一。它始建於元代，有元一代，東嶽廟為統治者所重視，香火極為繁盛。明代的皇帝們對於東嶽廟的熱情有增無減，首先是正統年間的大修，除了中路建築以外，還擴建了東西兩廡，形成了七十二司的規模，並將東嶽廟列入九廟的祭祀範疇；萬曆年間還在原有宮觀的基礎上，增建了後罩樓以及寢殿的東西配殿，並在山門前增建了東西兩座過街牌樓以及廟前的琉璃牌樓，至此東嶽廟的格局最終形成。清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由於附近居民用火不慎，導致東嶽廟部分殿宇被焚燬。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重修，至四十一年（1702年）完工，歷時兩年有餘。此後東嶽廟歷經變遷，如今除了山門殿和兩座過街牌樓無存外，中路建築基本儲存完好，是明代九廟中儲存最為完好、規模最為宏大的一處古建築。
朝陽門外東嶽廟 喬健 攝 TAKEFOTO供圖
關於東嶽廟，民間百姓印象最為深刻的記憶，當屬廟內的塑像以及每個月都要舉行的廟會。因為東嶽廟供奉的諸位神靈，在民間頗受重視，故而其雕塑的造像藝術水準極高。舊年間，小孩兒逛完東嶽廟，回到家裡往往被塑像嚇得睡不著覺。
東嶽廟的廟會是北京歷史最為悠久的廟會之一。從元代東嶽廟建成，這裡便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鄰近大都城的便利條件，吸引了城內外及大都周邊地區的老百姓。而明清兩代廟會的規模也是越來越大。當時，每年正月初一有“開廟式”，大批老百姓天不亮便守候在大門口，期待自己能燒到“頭股香”，這場面不亞於今日知名遊樂場排隊的陣仗。
元世祖廟的坎坷命運
值得一提的是，元世祖廟在明初也是“國家級”的廟宇之一，“二月，八月中旬順天府官祭”，但百餘年後，元世祖廟被嘉靖皇帝取消了官祭序列。
元朝的帝王駕崩之後均歸葬於草原，不會修築墳墓，故而元代皇帝的陵墓也不存在陵園或享殿一類的建築。不過在元大都內卻有幾處皇帝的“影堂”存在，其主要作用就是為了供奉已故帝后的畫像，並由後世子孫舉行祭祀。其中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堂在大聖壽萬安寺，即今日之白塔寺，當年在影堂裡除了供奉皇帝的畫像以外，還有玉冊十二牒，玉寶一鈕，堂內有珍珠簾等寶物，可謂是華麗至極。
大聖壽萬安寺即今日之白塔寺，昔日建有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堂 TAKEFOTO供圖
就在元朝滅亡的那一年，白塔寺突遭雷火，除了白塔之外其餘建築都基本被焚燬殆盡，元世祖的影堂僥倖躲過了這場火災。此後不久，徐達攻入大都城。為了安撫大都城內的百姓，同時也是為了顯示新朝代對於先朝君主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六年（1373年）下令在北平府（原元代大都城）設立元世祖廟，專祀元世祖忽必烈。明成祖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後，對元世祖廟仍然奉祀如初。
明代的史書記載元世祖廟都說是在金城坊，其地址大概為如今趙登禹路以西，阜成門內大街以南，西二環路以東，西長安街以北一帶，按地理範圍是在白塔寺以南，但具體位置仍然有待考證，畢竟自嘉靖皇帝終止了元世祖廟的祭祀後，此廟便逐漸荒廢，至明末已經無跡可考了。
嘉靖皇帝裁撤元世祖廟祭祀這件事情，還得從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說起。這一年，禮科右給事中上書，認為明代負責祭祀的歷代帝王陵墓中，上自伏羲氏，下至宋孝宗，一共有三十五座陵寢，這些帝王的祭祀場所都在各自的陵寢裡，但唯獨祭祀元世祖是在城西的元世祖廟，而且元世祖根本就沒有陵寢，因此請皇帝將元世祖廟的祭祀裁撤。當時明廷和北方的蒙古土默特部的關係非常緊張，因此這個提議立刻被嘉靖皇帝接受，從此元世祖廟便不再享受香火，而建成不久的北京帝王廟中的元世祖牌位，也一併被撤去。
靈濟宮演變為衚衕名
如今地鐵4號線有一站名為靈境衚衕，它是北京城內一條頗為古老的衚衕。不過“靈境”二字，最初實為“靈濟宮”，其全稱為“洪恩靈濟宮”，是永樂皇帝在北京修建的另一座規模宏大的道觀，靈濟宮裡所供奉的是二徐真君。
二徐真君是唐末五代時人，他們和李煜之間，還多多少少有些親戚關係。
李煜的祖父李昪（biàn），出身寒微，李昪的父親李榮在戰亂中失蹤，李昪被大將徐溫收為養子，並改名為徐知誥。而二徐真君，便是徐溫的第五子和第六子。兩位曾帶兵平定過福建一帶的匪患，死後受到當地百姓的崇奉，後來民間為二徐建立了祠堂並展開祭祀活動，而且非常靈驗，到了宋代，皇家親賜匾額“靈濟宮”，進一步提升了二徐的“仙位”。明初靈濟宮的一位廟祝（寺廟裡管香火的人）曾辰孫則利用給永樂皇帝治病的機會，將二徐真君“介紹”給了皇帝。
永樂皇帝的病可以說是“由來已久”，根據史書記載，晚年的他一直被風溼病所困擾，這和他連年北征蒙古所受的寒氣有很大的關係。而曾辰孫所使用的“藥方”，極有可能是道觀煉製的仙丹，服用之後身體會發熱，但根本不會去除病根。不過一時擺脫病痛困擾的永樂皇帝堅信這是上天的力量，不但在北京興建了規模宏大的靈濟宮，並且對於丹藥的服用，也開始逐漸形成習慣。
靈濟宮在明代前期備受推崇，尤其是到了成化朝。極盛時的靈濟宮的主要建築包括山門、天樞總門、大闡威門以及正殿玄都殿和寢殿紫府殿。其中正殿和寢殿間有穿堂連線，形成“工”字殿格局，這和紫禁城的文華殿、武英殿及奉先殿非常類似。
明代成書的《萬曆野獲編》記載當年在北海北岸有一處“乾佑閣”，閣樓建於高臺之上，登臺而望，靈濟宮的宮殿建築群歷歷在目。
嘉靖十年（1531年）曾有官員建議終止對二徐真君的祭祀，並將靈濟宮改建為北京的帝王廟，但當時有位叫李任邱的禮部官員，看透了皇帝崇奉道教的癖好，立刻上書反對，當時的理由是靈濟宮地域狹窄，不適宜建設帝王廟。這個意見立刻被嘉靖皇帝採納，二徐真君才得以繼續享受香火。據《天府廣記》記載，明代百官在大朝會前演習禮儀，最早是在阜成門內的朝天宮。天啟六年（1626年）朝天宮被毀後，習儀的場所便改到了靈濟宮，足見這裡的規模還是相當大的。
明亡後，靈濟宮逐漸被冷落，建築亦逐漸傾圮，甚至連宮觀的名字，也被訛傳成了“靈清宮”或“靈境宮”。乾隆年間的《京城全圖》上，靈濟宮已經不見絲毫蹤跡。如今唯留下了“靈境衚衕”的地名，見證著當年的一段往事。
鮮為人知的太倉神廟
明代的太倉神廟按照史料記載，只有“建於太倉，戶部官祭”寥寥幾字。關於廟宇的形制以及具體的位置，則沒有任何資料。但根據清代關於北京城內倉神廟的記載，多少能夠推斷出明代太倉神廟的相關資訊。
《光緒順天府志》記載：“倉神廟，一在左翼海運倉，一在右翼興平倉，一在朝陽門外儲濟倉。”這三座倉神廟中位於城內的是海運倉神廟和興平倉神廟。該書另有記載說：“右翼興平倉有太倉神廟，請重加修葺；左翼擇於海運倉，照興平倉廟式建立廟宇。”從這句話可以判斷，位於海運倉的太倉神廟是參考興平倉的太倉神廟修建的。
興平倉的位置大概在今天的軍區總醫院一帶，清代，這裡共有四座倉庫，分別是富新倉、興平倉、舊太倉和南新倉。不過上溯到明代，這四座倉庫實際上是一座倉庫，即舊太倉。這裡是元代的太倉，明代得名舊太倉（明代又在北新橋一帶興建了一座“新太倉”）。因此，明初太倉神廟的舊址，應該正是清代的興平倉神廟。
民間信仰裡的“倉神”，是漢代淮陰侯韓信（因為韓信當的第一任官職是倉官，後來被人們奉為倉神）。韓信的生日是農曆正月二十五日，因此在這一天，民間有很多祭祀倉神的活動，例如有些地區會將草木灰篩細，用這些灰在院子中畫出一層套一層的圈子，然後在圈子裡撒上一把米，並用大石頭壓上，取“填倉”和“封門”的寓意。同時填倉節還是中國古代的“美食節”，各家各戶都會美美地飽餐一頓，如果家裡有客人來，那一定要讓客人酒足飯飽而歸。
興平倉的這座倉神廟一直保留到民國年間，上世紀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為編纂《北平志》而展開了對北京地區廟宇的調查，從儲存的資料中看到了對倉神廟的詳細記載：“倉神廟，齊內北小街門牌四十六號……西殿三間，原供關帝、倉神等像，早已埋入土中……”其中重修碑記上還提到了其正殿為“太倉殿”。由此來看，興平倉的倉神廟應屬於明代興建的最早的太倉神廟。而清代在海運倉建起的倉神廟，民國年間亦儲存完好，同書記載：“倉神廟，扁擔衚衕門牌八號（注：在今海運倉小區）。”上述兩座倉神廟分別在舊太倉的南門和北門附近。
清代重修太倉神殿碑文
而關於祭祀馬祖諸神的廟，史料則更加稀少。在《明實錄·太祖實錄》中有如下記載：“遣官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敕禮官考其禮儀。至是，禮官奏言：周官牧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實錄裡對四位“神仙”做了說明：馬祖就是馬神，民間也稱之為“馬王爺”；先牧神則是神話傳說中第一位飼養馬匹的神靈。但究竟此人是誰，《明實錄》中的記載是“其人未聞”，在明代都查無此神了，如今更是無法弄清楚這個問題；馬社神是最早將馬匹作為交通工具使用的；最後一位馬步神，則是馬的災星，歷代對馬步神的祭祀都是為了祈求免除馬匹的災害。
都城隍廟：京城的守護神
城隍的祭祀起源於周天子在每年年末舉行的蠟（zhà）祭，以捕獲的禽獸作犧牲祭祖宗。在《禮記·郊特牲》中詳細記錄了當時活動的盛況，也介紹了周天子要感謝的神靈，其中有一位稱為“水庸”的神，便是城隍神的前身。
水庸最早就是指農田中的小水溝，它能夠引導水流灌溉莊稼，因此成為周天子感謝的一個物件，後來人們也用水庸來指一座城市的護城河，後來水庸化成城隍神，成為一座城市的守護神。城隍真正納入國家祭祀序列是在宋代，元朝繼續推崇對於城隍神的祭祀，在新興建的元大都西南角，利用金代一座廟宇舊基，修造了大都城隍廟，並封城隍神為“佑聖王”，這個封號經過元代帝王一代又一代的加封，大都城隍神的最終封號為“護國孚化保寧弘仁廣惠佑聖王”，達十三個字之多，這在以往的朝代中是絕無僅有的。
不過真正讓“城隍爺”深入民間，要歸功於明太祖朱元璋。他出身於窮苦人家，從小遍閱世事艱辛，因此他提高城隍神的待遇，從一個側面是為了加強對地方官員的“監管”，以免他們有壓榨百姓的做法。在大明帝國的疆土上，從京城到府州縣各級衙門，都有城隍廟。一方面“城隍爺”負責保國安民，一方面則是防止地方官員胡作非為。
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便在原元大都城隍廟的基礎上加以改建，形成了北京的“都城隍廟”（位於如今的金融街）。明代新改建的都城隍廟總體分為前部的“大威靈祠”（北京城隍神封號為“威靈公”）和後部的“寢祠”兩個部分，總體上遵循了“前朝後寢”的佈局。在威靈祠正殿內供有都城隍爺的牌位，明中期改為塑像，使得城隍信仰進一步人格化，而且還雕刻了全國各省的十三位城隍神塑像作為威靈公的配祀在這裡供奉。
金融街都城隍廟建築遺存 TAKEFOTO供圖
明代成書的《宛署雜記》中，當時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記錄了當年城隍廟祭祀的細節：除了每年仲秋的祭祀以外，在皇帝的生日以及五月十一日城隍爺“神誕”這兩天，都要進行祭祀。在祭祀典禮舉行前十天，太常寺還要派遣本部門的堂上官到廟行禮。遇到國家有重大災害，還要向“城隍爺”專門彙報。
都城隍廟中曾有刻著“北平府”三個大字的石刻，見證了明朝初年北京從“大都”更名為“北平府”的歷史，不過這塊石刻早已不知去向。都城隍廟也在光緒年間經歷了一場大火，儲存至今的只有部分建築。
都城隍廟大門舊照
除了都城隍廟以外，北京城還有幾處祭祀城隍的場所，如當年城東部地區屬於大興縣地界，在大興縣縣衙門（在今東城區大興衚衕）對面有大興縣城隍廟，而西部則屬於宛平縣地界，在東官房一帶曾經有宛平縣城隍廟。府右街北口路西有永佑廟，是皇城的城隍廟。紫禁城西北角還有一座專屬於紫禁城的城隍廟。在南城還有一座江南城隍廟，可謂是“四方神靈”護衛京城。
一文一武：文丞相祠和關帝廟
永樂皇帝對於北京城的規劃，除了中軸線以外，還以奉天殿為中心，構建了其他幾條重要的軸線。其中有一條以奉天殿為原點，經由文樓（今體仁閣）至文華殿，再到崇文門的“文脈”和經由武樓（今弘義閣）至武英殿，再到宣武門的“武脈”。相應的，在都城的東側和西側，永樂帝也在九廟的祭祀名單中分別增添了以“文”和“武”為主題的元素。城東側為始建於洪武九年（1376年）的文丞相祠，西側則為同樣始建於洪武年間的漢壽亭侯廟，即關帝廟。
文丞相祠堂位於順天府府學旁，這裡是南宋抗元名將文天祥英勇就義的地點。據史載，文天祥英勇就義後，元大都出現了罕見的極端天氣，“風沙晝晦，宮中皆秉燭行”，這嚇壞了元朝統治者，大臣們認為這是文天祥顯靈了，因此元世祖忽必烈特意諮詢了張天師，張天師建議馬上給文天祥進行追諡。
在加封了一大堆頭銜並且專門製作了文天祥的牌位後，忽必烈又下令在他就義的地方祭祀。但儀式剛剛開始，牌位便被旋風捲到了半空，並且空中還響起了悶雷，與此同時大風沙再次降臨大都。忽必烈認為這是文天祥的英靈根本不承認元朝政府給他的封號，因此便命人將牌位上原有的封號改為“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改好之後天空才放晴。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將對文天祥的祭祀提升到了“國家級”的高度。文丞相祠歷經數百年，至今儲存完好，其規模不算大，主體建築包括大門、二門和享堂，院子裡還有據傳為文天祥親手植下的棗樹一株。如今，整個祠堂和西側經過整修和復建的順天府府學、文廟一起，構成了府學衚衕裡頗具特色的一道人文景觀。
府學衚衕文丞相祠 楊徵 攝
說起關帝廟，在老北京城中可謂是“數不清”。但如果從其中選擇一座最能代表明代官方的關帝廟，那就首推當年位於北海北側、賢良祠東側的“漢壽亭侯廟”。這座廟宇始建於明洪武年間，漢壽亭侯是關羽的封號，因此漢壽亭侯廟即關帝廟的官方稱呼，在民間也被稱為“白馬關帝廟”。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再次提高了該廟宇的地位。每年的元旦、冬至以及每月的朔望均遣官祭祀，而作為一處都城內祭祀關公的最高規格建築，這座關帝廟也具備著其他關帝廟所不具備的佈局。
漢壽亭侯廟舊照
進入廟門，是單簷歇山頂的“馬僮殿”三間，這座大殿也作為廟宇的二道門使用。進門後便是一左一右兩座碑亭，碑亭北側便是三開間且帶三間抱廈的關帝殿，值得一提的是，關帝殿內的藻井異常精美，曾完好儲存到民國時期，後不知去向。大殿兩側是東西配殿，其中東配殿南側有一座焚帛爐，兩座配殿的北側各有齋室三間。廟宇中的正殿和各個門廡均覆綠色琉璃瓦，其餘為布瓦。可惜的是，1914年北洋政府內務部將原醇親王祠堂改建為新的關岳廟（祭祀關羽和岳飛），從此地安門附近的這處關帝廟便逐漸頹敗了，漢壽亭侯廟如今沒有任何蹤跡可尋。
關帝殿內藻井舊照
明代成化年間，為了和關帝廟相對應，還在北京城東部特意興建了文昌帝君廟（位於今東城區帽兒衚衕），這樣就真正形成了文武二神輔弼京城的格局了。文昌帝君廟總體格局儲存較好，如今已經開始騰退，期待有一天，它能以全新的面貌示人。
大興隆寺裡的靖難功臣
明初，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建文帝的皇權，成為後來的永樂皇帝。在靖難之役中，立功最大的當屬燕王手下法號為道衍的高僧：姚廣孝。永樂二年（1404年），永樂皇帝授予他太子少師，並恢復其俗姓姚，賜名廣孝，永樂皇帝還幾次勸姚廣孝還俗，但都被他拒絕。永樂十六年（1418年）三月十八日，姚廣孝病逝於慶壽寺，永樂皇帝專門為他輟朝兩天，追贈其為榮國公，諡號恭靖，並特賜姚廣孝以功臣身份配享太廟。姚廣孝早年間居住過的慶壽寺（正統年間王振曾出資重修，更名為大興隆寺），還為他營建了影堂。
慶壽寺雙塔舊照
然而姚廣孝的僧人身份在他去世後備受爭議，持續了百餘年。各種批評在嘉靖年間終於有了一個“結果”。嘉靖九年（1530年）取消姚廣孝配享太廟的事情被再次提了出來，這一次嘉靖皇帝非常痛快地答應了。於是姚廣孝的畫像和牌位就被遷到了他曾經居住過的慶壽寺，即大興隆寺中。沒過幾年，大興隆寺著火，建築大多都被焚燬，僅存雙塔。於是姚廣孝的畫像又被移到城北的大隆善護國寺中供奉，嘉靖皇帝藉機令大興隆寺的僧人還俗，並將寺址先後改為講武堂和演象所。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長安街的拓寬工程中，雙塔也被拆除（位於今電報大樓西側），歷史上的九廟之一大興隆寺，便沒了蹤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