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平凹先生年齡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從小生活在農村，經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以及以後的改革開放的全部過程。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社會的動亂，人和人之間的互相的猜忌、鬥爭，以及在社會變革這種大浪潮當中，各種道德、價值觀的碰撞、混亂、發展、進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個方面。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批人的作品，實際上是跟我們的時代密切相關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時代，也就沒有我們這樣一批作家，當然也就沒有我們寫出來這樣的作品。
儘管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各自的特點。比如平凹先生的故鄉在南北會合地，這種南方的靈秀、北方的粗獷之間，對一個作家的創作心理的影響，以及西北地區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間非常微妙的一種結合，我覺得這形成了賈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層創作心得。這跟我們老家山東高密這個地方不太一樣，他是聽著秦腔、喝著秦嶺的水長大的，我們可能是聽著貓腔（流傳在高密一帶的地方小戲茂腔）長大的，他吃著稻米或者吃著小麥長大，我們可能吃紅薯或者玉米長大，所以研究這些很具體很物質化的東西，也許是可以展開創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鑰匙。
平凹先生八十年代在全國已經很有名氣，改革開放他是最早冒出來的一批作家，但是我們現在想一下，跟賈平凹先生同時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經不寫作了，很少看到他們的新作，即便偶爾有新作也很難有新的氣象，而能夠一直堅持不懈地寫下來的作家屈指可數，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而平凹先生的這種低調、謙和、厚道我也是很有發言權的。
幾年前，我曾經在日本讀過一篇給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賈平凹先生寫的，他寫的是關於名字的問題。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個叫莫言的人從新疆拍來的電報，讓去迎接他。當時我跟他素不相識，沒有任何交往，但是我們被困到蘭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個熟人。後來我說試一下，給賈平凹拍封電報，寫陝西省作家協會賈平凹收。火車晚點四個多小時，到廣場一看已經沒有人了，我們幾個同學在廣場上轉了一圈，喊賈平凹也喊不到，後來他們說你別在那兒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認識人家，也沒有任何交往，人家憑什麼接了莫名其妙的電報跑這麼遠接你呢？後來我覺得大家說得對。但是過了許多年之後我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騎腳踏車去接我，舉了一個皮包，皮包上寫了兩個字——“莫言”，到處問，沒人回答他。這真是一段佳話。我知道後也在想，換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幹嗎要接他。而且在廣場轉了很長時間。所以我覺得欠了平凹一頓飯。
平凹先生在陝西作家、甚至在中國作家裡，在他這個級別的、這個年齡段的作家裡，是出國最少的一個，出了寥寥無幾的幾次國，而我們前幾年經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時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陝西省作家裡面是出省最少的。他來北京的大學都是屈指可數。而我們這幾年，可能全國的起碼三分之一的大學都到過了。平凹先生出國少、出省少、應酬少，但是一直在悶著頭寫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質量一直保持著很高的水準，而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從七十年代末到現在將近40年的歷程，短篇、中篇、長篇、散文，在各個方面、各種文體都有創造性的貢獻。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如果把賈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象的。
實際上，作為他的朋友兼他的讀者，我出道要晚好幾年，當年讀他的《滿月兒》《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受到受益匪淺。我名字叫莫言，但實際上講話很多，廢話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講話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記住他兩段名言，一段是關於男人的裝飾的問題。他說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關鍵在兩個地方，一個是腳，一個是頭，把皮鞋擦亮，把頭髮梳光就可以出門了，這讓我們當年這些買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買雙新皮鞋，然後買一盒髮蠟，出門把頭髮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覺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另外平凹也講過，關於他的普通話的問題，平凹先生曾說，普通人才講普通話。毛澤東講普通話嗎？林彪講普通話嗎？周恩來講普通話嗎？他們都不講普通話。所以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證明賈平凹先生是偉大的作家，不講普通話。他的方言跟他的創作實際上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
來源： 微信公眾號“如學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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